涅尔瓦和图拉真的统治解放了罗马久被压制的思想，使当时的文学有强烈的憎恨暴政的表现。当时的专制虽被停止，但是仍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普林尼在欢迎来自西班牙的伟大皇帝时，在其所致颂词中，就有反对暴政的呼声；尤维纳利斯也同声附和；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则对过去口诛笔伐，终生不休。
塔西佗出生于何年何处，名为何，都不可考。他的父亲可能是在比利时高卢做税官的科尔尼鲁斯·塔西佗。此人发迹后，阶级地位便由骑士升为新贵族。这种推断是根据塔西佗自己的陈述：“在阿格里科拉为执政官时（公元78年）……他本可与名贵结亲，可是答应了我和他女儿的亲事。”塔西佗接受普通教育，但口才很好，风格活跃。那种运用自如、翻云覆雨的辩才在他的史随处可见。普林尼时常在法庭上听他发言，赞美他是“堂堂的辩才”，称他是“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公元88年，塔西佗任副执政官，对于在元老院没有直言反对暴君并不觉得惭愧。涅尔瓦任命他为执政官（公元97年），图拉真任命他为亚洲总督，可见他是有事务才能和实用经验的人。他的书是整个生活的追述，是安乐老年、成熟渊博的产物。
整个主题就是——反对暴政。在《演讲家对话录》（Dialogue on Orators）中（假如是他的作品），他认为雄辩之所以走下坡路是因为自由受到限制。他在《阿格里科拉传》（一篇最完善的专论）中，很骄傲地叙述了他曾任将军和属地长官的岳父政绩是如何突出，然后痛责多米提安将他岳父免职。在《日耳曼人的起源与现状》（“On the Situation and Origin of the Germans”）一文里，他把一个自由民族的活泼精神，和罗马专制之下的退化与懦弱加以对比，称赞日耳曼人反对杀婴和不优待无子女之人的做法。其真正目的不在于赞扬日耳曼人，而是借此抨击罗马人。他的哲学目的虽然破坏了研究的客观性，不过以一个罗马官吏来称道日耳曼抵抗罗马，他的眼界起码是扩大了。
塔西佗那些成功的文章引发了他揭发暴君罪行的动机。他首先从自己记忆犹新的事，和前辈能够证明的事情开始——从加尔巴到多米提安死亡的一段期间；当这些“史记”赢得贵族政治的喝彩，认为是李维之后最佳的历史著述时，他又继续用年表的方式，描写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和尼禄的政史。他的14本（有人说是30本）“罗马史”有四本半留存下来，都是关于公元69年至公元70年的事迹；《编年史》原为16卷或18卷，而留存下来的只有12卷。这些史记虽已残缺，但仍旧是现存的权威文献；我们由此可以模糊地想见整个文献的伟大和感人。他也想撰写奥古斯都、涅尔瓦和图拉真的年表，想记述一些建设性的政绩以减轻之前著作的忧闷气氛。但是时不我待，他从黑暗面批判过去，后人也从黑暗面指责他。
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批判人的行为，以使善良者因为美德而获得赞扬，邪想者因怕恶行受后世唾弃而有所顾忌”。这种观念是把历史当作最后的审判，把史学家当作神。这种想法——历史是个布道者——是用可怕的实例来教授道德，这样一来，历史便落入辩论的形式，其中的辩论极易受情绪的影响，所以道德家不宜于写历史。塔西佗记忆暴君的恶行如亲身目睹，所以他对暴君的批评无法冷静，他只看到奥古斯都摧毁自由，而不见其他，他认为一切罗马天才都随着亚克兴之役而终结。他似乎不曾想到如何记载完美的政治，如何记载罗马怪杰们使属地经济繁荣的事迹；读过他的书就该知道罗马是个帝国，也是个城市。那些失传的书可能是记述各属地的；传世的书也许不是可靠的历史指南，他虽然没有说谎，但也没有报道真实。他常引用的资料是历史、演讲、书信、《罗马公报》（Acta Diurna）、《元老院纪事》（Acta Senatus）和老史学家的传说；他所听到的，大部分是关于贵族们如何被迫害的事情，但他从来不想，元老被处死，皇帝被刺杀，不过是恶毒、残忍、有能力的君主，和腐败、残忍、无能的官僚政治长期斗争之下发生的事件。他只是着迷于令人注目的人和事，而不是力量、原因、观点和过程；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最生动但也最不公正。他不曾注意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把人民生活、贸易情形、科学状况、妇女地位、信仰变迁、诗文、哲学、艺术等成就都忽略了。塔西佗没有提到塞涅卡、卢卡和佩特罗尼乌斯之死；他描写的皇帝们只是杀人，没有建设。这位大史学家可能是受了听众的影响；按当时习惯，他可能是把作品读给贵族朋友们听；他认为他们对罗马生活、工业、文学和艺术都很熟悉，故无须解释；他们要听的是关于暴君们有刺激性的故事，斯多葛派元老们的英雄事迹，贵族阶级反抗暴政的战争故事等；我们不是指责塔西佗没有把不想做的事做好，只是对他那褊狭的抱负和强大思维的限制表示惋惜。
他无意伪装成哲学家，他赞美阿格里科拉的母亲反对她儿子被哲学所吸引，她说：“他对哲学有强烈的爱好，他宁愿不做罗马人和元老也不放弃哲学。”他的想象力和艺术天赋跟（后世的）莎士比亚一样，由于太富有创造的活力而不能让他安静地思考生活的意义和可能发生的事。他有很多富于启发性的评论，也有不真实的诋毁；对于神、人或国家没有一贯的见解；对于信仰问题有点含混，他认为信仰本国宗教比完全相信知识要好；他否认占卜、预兆、预言和奇迹，可是多少又相信一些；他过于绅士气，所以对别人所肯定的事又不得不承认其可能。总之，由世间所发生的事似乎可以证明诸神对于善与恶都不关心，可是一方面又证明确有某些不可知的力量在左右人和国家的命运——他希望阿格里科拉到达一个快乐世界，但是他又显然怀疑，于是只得用大智者的最后幻想——万古流芳——来安慰自己。
他也不满意乌托邦的理想，他说：“大多数的改革计划最初都充满无限热情；但新奇不久就消失了，计划便一无所成。”他勉强认为他那个时代暂时还不错；但不以图拉真那样的才智，又何能防止新的堕落。罗马的人心已腐化到底，民众精神的紊乱已造成无政府的自由，“一群乌合之众喜欢革新和改变，并且准备变成最强者”。他悲叹“人心险恶”，并像尤维纳利斯一样藐视在罗马的异族；他辱骂了帝国之后便不想再回去，不过他希望皇帝们尊重自由和帝政。最后，他认为品格重于政府，所以使一个民族伟大的不在其法而在其人。
我们本来在寻找历史，结果找到的却是说教和戏剧。不管如何诧异，我们也要把塔西佗算作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因为他著作的威力弥补了眼光的狭隘。第一，他观察入微、深刻、逼真，他所描绘的景象清晰地站在我们面前，他们在舞台上比任何历史文学中的人物都生灵活现。但是也有缺点，塔西佗给各种人物设计的讲词都是他自己的语调和堂皇的文章；他把加尔巴写成一个笨老头，却使他的谈话像圣人。此外，他的历史人物没有依照时间演变，比如提比略的人性从始至终完全一样，塔西佗认为，提比略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人性是虚伪的。
塔西佗的格调始终伟大，没有任何作者能讲那么多而又紧凑。紧凑不意味着简略，相反，他行文散漫冗长，两年多的历史竟写了400页之多，有时候又简短得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须用长句加以说明；他鄙弃动词和连接词，说那是智力残缺者的拐杖；他已经超过塞拉斯特的扼要爽快，胜过塞涅卡的简短讽刺诗，胜过修辞学校所教的均衡短句。这种文体在长篇巨著里不免有单调节段出现，会使读者又兴奋又吃力，不过他总是使读者不忍释手。这种省字而不省人的战斗文体，这种不顾文法构造，充满愤慨、观测入微的手笔，这种用字不陈腐且讽刺入骨的体裁，都使他的作品有以往史学家不能比拟的流畅、情调和力量。他的色调阴沉，心情郁闷，唇枪舌剑，整个是但丁不留情的姿态：所产生的力量令人无法抵抗，不管我们有什么保留或反对，都要被他的故事所吸引，人物在舞台上相继出现，又相继被打倒；一幕紧接着一幕上演，一直到罗马毁灭，参与的分子死绝。当我们走出这恐怖之室时，我们不敢相信这种暴政、懦弱和缺德会泛滥到哈德良等的全盛时期，以及普林尼的朋友们的太平和乐之世。
塔西佗轻视哲学是不对的——哲学就是眼界，他的一切过失就是因为没有哲学。假如他能训练他的笔为一个开阔的胸襟服务，在那些苦心撰写人类事迹的史学家中，他将是首屈一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