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战争
战争之所以广受欢迎——或者其后的不得人心——是因为全面战争牵涉到了全体民众以及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在轻松地开始之后，战争在1915—1916年期间给工业和社会领域带来了大规模的变化。它使得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集体控制权空前膨胀。工农业的生产力及其分配都被用来满足强大战争机器的需要。1915年5月新建立的军火部开创了新的模式，由劳合·乔治亲自掌控。设立此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火供应中诸多瓶颈问题。通过“雷厉风行的工作人员”，该部成为整合整个工业结构为战争机器服务的发动机。它对其他领域，例如社会福利、住房政策，以及妇女地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煤矿、铁路、商业以及船运均被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战前旧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被视为神圣的自由贸易原则，都被绕过或者架空了。同样，劳资关系的传统体系也以全新的形式出现。1915年3月由政府与工会（不包括煤矿工会）达成的《财政协议》禁止罢工，但保证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并间接给予工会领袖全新的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
《财政协议》并没有达到实现战争期间劳资关系全面和平的目的。煤矿业出现了很大的纠纷，引人注目的是1915年7月南威尔士矿工联盟成功的正式罢工。军火部试图让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妇女）进入工程类工厂以“稀释”劳动力并试图控制军工企业工人流动，这招致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在克莱德赛德的工厂。1916—1917年期间，苏格兰和设菲尔德工人代表的非官方活动提醒我们，战争年代的共识非常脆弱，远远不是毫无异议的一致。然而，战争的确确保了工会以及工厂主们的集体地位，后者因新成立的英国工业联合会而联合起来。一种新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产业关系体系似乎成为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商界巨子如艾瑞克·盖德斯爵士（Sir Eric Geddes）、约瑟夫·麦克雷爵士（Sir Joseph Maclay）、德文波特勋爵（Lord Devonport）以及荣达勋爵（Lord Rhondda）等人都在中央政府关键部门担任职务。这象征着工业与政治领导阶层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自由主义英国正逐步变成公司式的国家，差不多就像下一代人形容的“大不列颠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