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各种宏大叙事
很多后现代主义理论依靠的是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在这方面，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后现代状态》一书（法文版，1979；英文版，1984）中，他提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曾被接受和认可的“权威叙事”已陷入危机，并在逐步衰败。一些主要的哲学流派，如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等，都包含或蕴藏着这样一些权威叙事，认为历史是进步的，知识可以解放人类，所有的知识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统一性。而利奥塔所批判的是两种主要叙事：一种是人类进步解放论——从基督教救赎到乌托邦；另一种是科学胜利论。利奥塔认为自二战以来这些学说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如果让我以极端简单化的方式给后现代下个定义，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
从传统上说，这些元叙事给文化实践带来某种合理性和权威性。（弗洛伊德理论之所以能够取得权威地位，正是因为他们宣称以科学原理或科学元叙事为基础，当然现在赞同他们这一观点的人并不多。）另一个相关的例子则是教科书上关于美国开国元勋们起草宪法及后来立法的历史。这一宏大的历史叙事及其宪法中规定的“立国原则”，在美国当今关于言论自由的限度、堕胎权利及美国公民私人携带武器的权利等争论中仍备受关注。1945年后许多前殖民地地区建立的政府都提出过表述民族斗争历史的叙事，而这些叙事后来也同样成为权威政治叙事。这类叙事难以避免，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有这类叙事。
诚然，自由主义者有很好的理由反对这类“宏大叙事”（理由是这类宏大叙事不允许人们在价值观方面提出异议，并常常导致极权迫害），不过，利奥塔关于20世纪后期元叙事衰退这一论断之所以听起来有道理，最终原因还在于它针对的是少数知识分子所处的文化环境。但声称我们这个年代宏大叙事正在衰退这种社会学上的泛泛而谈仍然缺乏说服力，因为正是由于大规模、全民性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信仰才导致如此多的压迫，比如在北爱尔兰、塞尔维亚、中东以及其他地方的暴力和战争（后现代主义者一般故意回避今日发生在科学和宗教领域的种种事件）。阅读报纸的人都很清楚，现在的人们或多或少仍然愿意每日借宏大叙事的名义互相残杀——对萨尔曼·拉什迪的追杀令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学院派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毫不客气地对他们周围的欧美社会进行剖析却还能安然无恙，原因恐怕就在于当时这些社会还没有因为对立意识形态的存在而分崩离析。当然，如果考虑到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之间的争执，我们也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利奥塔所提倡的对权威叙事的质疑，得到德里达和其他众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回应，对在西方民主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一代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存在主义将他们从宗教信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68年发生的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军事工业体系的运动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美国的“帝国主义”意图令他们怀疑，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想要逃离冷战期间那种令他们感到窒息的像摩尼教一样的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
这一切导致怀疑论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最基本的态度，他们怀疑任何试图涵盖一切的整体性解释。利奥塔认为即便是“共识”也已经成为一种“过时、可疑的价值体系”，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抵制”这种“共识”。利奥塔并非是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后现代主义者对这种观点作出了响应，部分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支持那些与宏大故事“格格不入的”人——那些受压制、被边缘化的群体——来反抗传播权威叙事的有权阶层。因此许多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把自己看作先锋派、勇敢的异见者。这宣告了一个多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多元化时代里，即便是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也仅被当作准叙事而已，必须和其他叙事竞争以得到人们的认可和接受。他们的表述对世界并不具备独特、可靠的意义，与现实之间也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他们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虚构而已。
当然，抵制这类权威叙事（尤其是整体性、极权性叙事）完全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许多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著作表达这种怀疑论归根结底是为了达到自由主义目的。爱德华·赛义德的作品就是个例子。在《东方主义》（1978）一，赛义德试图揭示西方帝国主义宏大叙事对所呈现的东方社会的扭曲。帝国主义者认为自己代表着理性、秩序、和平、守法等行为准则，而把东方定义为这一切的对立面（比如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所看到的“混乱状态”），并坚信对“他者”的表征的描述——其“东方主义”叙事——终将占据上风。这种关于进步发展的帝国主义宏大叙事被强加到一个本土的——甚至是“异常”的——东方习俗之中。在这些论述中，赛义德采用了福柯的观点，并继承了古希腊及尼采的神话即历史论，认为这类气势雄伟的政治宏大叙事充其量不过是混淆视听之举，试图让某些社会群体享有权力，而把另一些社会群体排除在权力之外。正如赛义德指出，福楼拜与埃及交际花库楚克·哈内姆过夜之后曾写信给路易·科雷，信中谈到“东方女人不过是部机器，不同的男人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区别”。他在这番话（以及他随后写的其他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广为流传、颇具影响的东方女人的模式”。然而，在这一影响深远的叙事中，“她（哈内姆）从来没谈过自己，没有流露过她的情感，没有表达过她的存在，没有讲述过她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她自己的讲述可能会有多么不同，但是福楼拜和哈内姆各自的叙事方式在文化上是没有可比性的；由此，我们得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结论，即普遍真理不可求，相对性才是必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