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的信仰（1560—1611）
在古斯塔夫·瓦萨（Gustavus Vasa）——现代瑞典的建立者——和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新教的救星——之间，瑞典的历史笼罩在各宗教教派争夺政权的云雾之中。贵族寡头政治的执政者陷丹麦和波兰于封建、衰弱之时，瓦萨已将瑞典由丹麦的压迫之下解救出来，而且将他的国家统一在一位强有力的世袭君主下。瑞典的农民是自由的，而且和贵族、僧侣、城市居民共同推派代表参加国会，同样的一个词“邦迪”（bonde）在丹麦指的是农奴，而在瑞典则是一位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人的光荣称呼。但是，土地资源受到气候、人手不足及桑德海中3个半岛地区被丹麦控制等因素的严格限制。贵族们由于新近屈服于国王而余怒未息，天主教会则因为在瑞典的财产被剥夺，也处心积虑地想再夺回人民、财产及瑞典的王位。
瓦萨的儿子埃里克十四很不适宜地面临了这些问题。他有勇气和才能，但他暴躁的脾气导致了外交上的失败，而且引他走上谋杀和疯狂。他处死了5名贵族领袖——其中一名为他亲手所刃——因而激怒了贵族。他继续对抗丹麦的“北方七年之战”（Northern Seven Years’War，1563—1570年），并因为攻取利沃尼亚（Livonia）而为未来预伏战祸。他阻止可能使他弟弟约翰成为波兰王位继承者的婚姻，使他们兄弟之间感情疏远，而约翰不计一切和凯瑟琳·雅盖洛（Catharine Jagellon）公主结婚时，埃里克即将他囚禁于格里肖姆（Gripsholm）堡中。凯瑟琳赶来和约翰共度艰难的铁窗生活，说服他接受天主教的信仰，1568年，埃里克的兄弟们强迫他逊位，经过6年的囚禁，他在国会和新王的命令下被处死刑。
约翰三世一方面和丹麦及国内的贵族们议和，一方面重新挑起信仰上的冲突。他的妻子依仗自己的魅力苦苦哀求他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在他的默许下，耶稣会的教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混入了瑞典，其中最能干的安东尼·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负责说服国王皈依。约翰因过去同意处死他的哥哥，每遭受良心的谴责，思忖弑兄之罪，恐终难逃地狱的火刑。对这一点，波塞维诺力谏只有因忏悔而得到耶稣教会的赦免才能逃过。约翰顺从了，他依照罗马的仪式接受圣餐，而且同意只要教皇允许瑞典的教士结婚、弥撒时可以使用方言及圣餐时除面包外可使用酒等条件，他愿意使天主教成为瑞典的国教。波塞维诺衔命前往罗马，但教皇拒绝了这些条件，波塞维诺只有空手而回。约翰命令耶稣会的教士们以两种方式接受圣餐、用瑞典语做弥撒。教士们拒绝受命而纷纷离去。1584年，天主教徒凯瑟琳去世，一年后，约翰和一位信仰新教的女士结婚，她也善用枕边细语把约翰又带回路德教派的信仰。
1587年8月，他信仰天主教的儿子被选为波兰国王，成为西格蒙德三世。依据卡耳马法规，约翰死后，西格蒙德将同时统治波兰和瑞典，但西格蒙德誓言尊重瑞典的政治独立和新教信仰。约翰去世时（1592年），瑞典的国会在他弟弟查理公爵领导之下在乌普沙拉（Uppsala）召开（1593年2月25日），出席会议的有300位教士和300位教外人士——包括贵族、市民、矿工和农民——决定采用1530年的路德派“奥格斯堡声明”（Augsburg Confession）作为瑞典教会和国家的官定信条。这一次历史性的宗教会议宣布除路德教派外，其余宗教一律不容许存在于瑞典境内，唯有正统的路德派教徒可被指定担任宗教或政治上的职务，又声称只有在西格蒙德接受这些原则后，他才可以在瑞典加冕，同时承认查理公爵在国王虚位时担任摄政。
由耶稣会教士教育的西格蒙德梦想将瑞典和俄罗斯一起带进天主教会。他于1593年9月在斯德哥尔摩上岸时，发现瑞典的领袖们几乎众口一声地要求他郑重地保证服从乌普沙拉宣言。他花了5个月的时间寻求妥协，但领袖们的态度坚决，查理公爵则召集了一支军队，最后，西格蒙德依照他们的要求提出保证，一位路德派的主教在乌普沙拉为他加冕（1594年2月）。这件事之后不久，他发表了一篇声明，抗议他的保证是在胁迫之下提出的。他指派6位州长保护瑞典境内残余的天主教徒，他则于8月返回波兰。
查理公爵和乌普沙拉地方大主教安杰曼尼斯（Angermannus）准备强制实行上次宗教会议的决议。苏德·科平会议（The Diet of Süder Kping，1595年）要求终止一切天主教的仪式，同时禁止“一切反福音宗教的教派”。主教下令，任何人如参加路德教的礼拜仪式，将被鞭笞，而且他巡视教堂时，亲自执行这种处罚。所有残存的修道院全被封闭，所有天主教的圣坛也被拆除。
西格蒙德的谋臣们要求他率领大军进攻瑞典。他认为5000人足够应付，便带领5000人于1598年登陆瑞典。查理公爵在斯蒂奇堡（Stegeborg）应战，遭遇失败；第二次在斯坦格布罗（Stngebro）的战斗查理获胜，西格蒙德再次同意尊重乌普沙拉宣言而返回波兰。1599年7月，瑞典国会废除了他的王位，当时担任摄政的查理公爵成为瑞典的实际统治者。1604年的瑞典国会通过了一条继承法案，明文规定瑞典的王位将由瓦萨家族中信仰已定为国教的路德教派的男女成员继承，同时规定一切反对上述宗教者均不得在瑞典居住或置产。“任何君王如背弃奥格斯堡宣言，将依其事实丧失王位。”因此导致查理之子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位，也因此导致他孙女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逊位。1607年，查理九世加冕为王。
他改革了紊乱的政府，大力促进教育、贸易和工业，又建立了卡尔斯塔德（Karlstad）、菲利普斯塔德（Filipstad）、玛丽斯塔德（Mariestad）、哥德堡（Gteborg）等城市。哥德堡的建立给瑞典一条进入北海的平坦大道，远胜过丹麦控制的那些海峡。1611年4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对瑞典宣战并进攻瑞典。当时61岁的查理要求与克里斯蒂安做个人决斗，为克里斯蒂安所拒。双方战斗达到高潮时（1611年10月），查理去世，在他死前手抚他儿子的头说：“他将完成我的未遂之志。”的确，他做到了。
·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0）
瑞典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此时正16岁。他的母亲是德国人——霍尔斯坦·格托尔普（Holstein Gottorp）阿道夫公爵的女儿。父母给予他瑞典和德国语言及新教教义方面严格的教育。12岁时，他已学会拉丁文、意大利文和荷兰文；此后他又学习英文、西班牙文甚至一些波兰文和俄文；此外，他广泛地涉猎古典典籍并接受各种运动、公共事务、战争技术等方面的训练。9岁时他开始参加瑞典的国会，13岁时接见各国大使，15岁时他治理一个省份，16岁时参加战争。他高大、潇洒、谦恭、慷慨、仁慈、聪明、勇敢，历史还能要求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瑞典人中广受欢迎，以至于那些被查理九世以叛国罪名处死的贵族们的儿子，也甘心情愿地替他效力。
他不曾显示出瓦萨那种个人的易怒和暴虐的倾向，但那种气质显现在他的好战之中。他自他父亲手中接下了丹麦的卡耳马战争，奋勇作战，但他觉得这个战争正把他导向错误的方向，1613年他给予丹麦100万泰勒以换取和平和瑞典船只通过各海峡和桑德海面的权利。这时使他更为关注的，是阻止俄国进入波罗的海。“任何时候，”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如果俄国……知道她的实力，将不只能够攻击芬兰（当时是瑞典的一部分）的两侧，而且能够在波罗的海上建立一支足以危及我们祖国的舰队。”他派遣他最富机智的将军雅各·拉加迪（Jacob de la Gardie）征服英格里亚。1615年，他又亲自率兵包围普斯柯夫（Pskov）。俄国的抵抗使他颇受困扰，古斯塔夫·阿道夫威胁将和波兰联盟，因而说服罗曼诺夫（Romanov）签订了和约（1617年），承认瑞典对利沃尼亚、爱沙尼亚和英格里亚的西北部包括现在圣彼得堡的控制权。暂时俄国被排斥在波罗的海之外。古斯塔夫夸口说，没有瑞典的允许，俄国不能有片帆只桨出现在波罗的海。
现在，他的注意力转向波兰，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仍然自称是瑞典的君主。其时波兰境内天主教得势，热切地希望能有另一次机会使瑞典改变信仰，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波兰拥有但泽、美麦耳、里堡、里加等大港，在争取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上，是比俄国更为强大的竞争者。1621年，古斯塔夫率领158艘船和1.9万名军队包围里加，该地为1/3波兰货物的出口处。里加的住民大部分是新教徒，因此可能不会对于一位路德教派的君主有反感。它投降后，古斯塔夫仁慈为怀，以收买当地的民心。在和波兰的3年停战期中，他加强军队的士气和训练，而且和与他同时的克伦威尔一样，以虔诚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他研究拿骚的莫里斯的战术，学习如何用快速移动和高瞻远瞩的战略赢取战争。他从荷兰召来技术人员教导他的士兵围攻和使用大炮的技术。1625年，他再度横过波罗的海攻占多帕特，确定了瑞典对利沃尼亚的控制，同时将立陶宛完全封闭在波罗的海之外。一年以后，他的军队征服了波兰王室封地内的东西两普鲁士。仅有但泽一地坚抗不屈。征服的地区成为瑞典的省份，耶稣会教士被驱逐，路德教被指定为官定宗教。整个新教的欧洲，此时都把古斯塔夫视为当时正在德国燃烧的大战火中可能的救星。
在和平的间歇中，他在处理内政问题上展示的才能略逊于战争中的表现。外出作战时，他将政府交给贵族们管理，为了确保他们的忠心，他允许他们垄断各项公职及以低价向王室购置广大的地产。他抽出时间来稳定岁入，重组法院、邮政、医院和贫民救济等事业。他设立官费学校，建立多帕特大学，再度捐赠大量资金给予乌普沙拉大学。他鼓励开矿和冶金，使瑞典拥有制造军备的材料和技术，这在他的成功中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他给予瑞典南海公司（Swedish South Sea Company）特许权状和专卖权，以促进瑞典和国外的贸易。他的那位以临危不乱出名的乌克森谢尔纳大臣也对他主人充沛的精力讶异不止。“国王，”他说，“驾驭矿业、贸易、制造工业和关税等各种重要事业，就像一位舵手驾驭他的小舟一样举重若轻。”他恳求古斯塔夫冷静下来。“如果我们都像你那么冷静，”国王回答他，“我们都会冻僵了。”“如果我们都像陛下那么热心，”大臣反驳道，“那我们就要燃烧起来了。”
现在这位瑞典骑士将他日益枯竭的狂热倾注在“三十年战争”中，“使欧洲所有的战争合而为一”，他说。他曾焦灼地注视华伦斯坦（Wallenstein）赢得的各次胜利、哈布斯堡王朝军队进入北德国、丹麦的溃败及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波兰和奥地利的联合。不久，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谋求控制波罗的海，那么瑞典的商业、宗教和生命，都将任由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支配。1629年5月20日，古斯塔夫就华伦斯坦意欲将波罗的海变成哈布斯堡王朝内海的图谋向瑞典国会提出警告。他向国会建议攻击是最好的防御，因此要求国家对他加入这一场决定宗教信仰命运的大战役，给予精神和财政上的支持。瑞典由于以往的多次战役已负担沉重，但国会和人民响应了他的呼吁。在黎塞留的协助之下，他和波兰达成一项停战协定，为期6年（1629年9月）。他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准备船只、补给、军队和盟国。1630年5月30日，他向国会做了一次流畅而动人的告别演说，就好像他已预见他将无法再见瑞典一样。6月26至28日，他的部队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海岸外一座岛上登陆，古斯塔夫迈向光荣和死亡。
·克里斯蒂娜女王（1632—1654）
他的女儿——王位继承人——还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指定那个天才云集的时代中最能干的一位政治家——乌克森谢尔纳伯爵为摄政。克里斯蒂娜后来描述他：“他年轻时曾博览群书，其后在公务繁忙中继续进修，他对世界事务和利害关系的把握能力和了解程度很强，他知道每个欧洲国家的长处和短处……他富有野心，但忠诚而廉洁，而有一点过于舒缓和镇静。”他以沉默闻名，即便说话时，也表现出一种外交的艺术。古斯塔夫转战异域时，有两年的时间他成功地治理瑞典。后来担任了克里斯蒂娜的摄政，他除了指挥瑞典在德国的军队外，尚治理国内的事务。两年中，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堪与之相比。1634年，他起草了一份《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详述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权利和义务，这是现在所知成文宪法的一个最早范例。
1644年，18岁的克里斯蒂娜正式揽权。她自认适于治理这个人口已增至150万、生机勃勃的国家，事实上她也确实拥有一位早熟男子所有的一切能力。“我来到这个世上时，”她说，“浑身毛发，声音强壮而沙哑。宫女们都以为我是一个男孩，她们高兴地惊呼，最初也使国王受了骗。”古斯塔夫知道是个女孩后，表现得像一位宽怀大度的绅士，而且日后对她宠爱有加，仿佛对有她这样一位继承人十分满意；但她的母亲——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林诺拉（Maria Eleanora）对她的女儿身始终不能释然。或许她母亲的这种厌恶女孩子的态度促使克里斯蒂娜在她体能允许的范围内变成一个十足的男子。她有意地忽略外表，蔑弃修饰，语言粗俗一如男性，她喜欢穿男性服装，参加男人的运动：飞快地跨骑马上，狂野地狩猎，对猎物她一击必中，但“我每杀死一只动物，总免不了对它感到由衷的怜悯”。
虽然她有这些男性化的特征，她仍有一些女性的妩媚。后来做了阿夫兰切斯（Avranches）大主教的皮埃尔·休特如此描述她（1653年）：“她的容貌高雅而美丽，发色金黄，目光闪烁……她面部带有一种羞怯的表情，一句粗鲁的语言使她面现赧颜时，那种羞怯的表情就充分地显现出来。”替西班牙大使办告解的耶稣会神父曾说：“她深恶结婚，因为她自由地出生，也愿意自由地死去。”她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样，知道她的丈夫将企图为王。她对自己的缺点非常敏感，而且勇于承认那些缺点。“我不信任他人，猜忌，野心勃勃地想超过别人。我脾气暴躁，骄傲而无耐心，轻蔑而爱讥讽。我残忍无情，我对事情怀疑的态度使我很难专注于某一方面。”但她慷慨得近乎奢侈，而且工作认真。“她每天仅睡3至4个小时，”那位耶稣会神父说，“她醒来时，花费5个小时阅读……除水之外她从不饮任何其他饮料，人们从来没有听她谈过她的食物烹饪得好或是坏……她定期参加国会……有一次她生热病达28日之久，但她从未忽视国家的事务……她亲自接待各国大使，从不假手秘书或大臣。”
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野心，不仅希望和青年们在运动上或和朝臣们在政治上一争长短，而且想和学者们在学识上一分高下，而这些不仅包括语言和文学，更包含科学。14岁时，她已通晓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18岁时，又学会了拉丁文；其后，她又研习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她爱读意大利文的诗集，对明朗活泼的法国文明深具羡慕之感。她热切地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通信。她设立一座规模庞大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珍贵的古代手抄籍，学者们从很多国家不远千里而来查阅这些珍本古籍。她死后，艺术品鉴赏家们对她生前从事搜购图画、雕刻、珐琅艺品、木刻及各种古物时显示的良好的鉴赏能力有深刻的印象。她像搜集艺术作品一样地求才若渴，她渴望和博学深思的人相处，她将克劳迪斯·萨尔马修斯、伊沙克·沃修斯、格罗齐乌斯、尼古拉·海因修斯等著名学人召入宫中，并厚加赏赐。那些不能进宫的学者也将他们的著作和颂词呈献给她，这些学者包括斯卡龙、巴尔扎克、斯屈代里及那位严肃的英国诗人弥尔顿。弥尔顿虽对萨尔马修斯颇有微词，但声称她“不仅适于治理欧洲，而且能治理整个世界”。帕斯卡将他的算数器呈献给她，并附了一封非常优美的函件，赞美她不仅是一国之君，而且是一位智慧领域中的女王。
她的次一嗜好是哲学。她和伽桑迪（Gassendi）通信，他像其他人那样恭贺她实现了柏拉图以哲学家为王的梦想。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儿来到宫廷中，见了她，并以惊叹的神情听她阐述柏拉图著作中为他深爱的观念。他企图使她相信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机体时，她说她从不曾见过她的手表生出小的手表。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
她不曾忽略本国的人才。瑞典在当时有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人物——乔格·斯蒂耶姆（Georg Stjernhjelm），他是语言学家、法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是瑞典诗之父，也是当时瑞典知识生活的中心。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钦佩他，给予他贵族的爵位。克里斯蒂娜则以他为宫廷诗人，一直到他投敌叛她为止。
受到当时大教育家约翰·科梅纽斯（John Comenius）教学理论的吸引，她把他邀请到斯德哥尔摩，改革瑞典的学校制度。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牛津、剑桥等地一样，她也亲自到乌普沙拉访问，以鼓励该地大学师生的情绪，她在那里聆听斯蒂耶姆和其他学者讲述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她在多帕特建立了一所学院，而且赠给该学院一座图书馆；她建立了6所其他的学院；又将她父亲在芬兰亚波（Abo）创设的一所学院扩充成为一所大学。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一些前往阿拉伯研习东方学术。她召来荷兰的印刷工人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一家出版社。她鼓励瑞典的科学家用瑞典方言写书，以便知识可以在平民之间流传。毫无疑问，她是历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之一。
她是否有自己的主见，还是无分轩轾地接受一切向她汹涌而来的知识浪潮？关于这一点，大家公认在政府中她有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的决定，不仅统辖而且治理。她留下的片断的回忆录，写得生动而迷人。她亲笔写的那些格言中，嗅不出一点陈腐的气息：
人的高贵和他所能付出的爱心成正比。
愚人比无赖更可怕。
忠言逆耳。
不寻常的美德是一种永不为常人宽恕的罪恶。
虽然时代和距离会使至高的灵魂分离，
但灵犀一点可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婚比作战需要更大的勇气。
一个人不再崇敬或畏惧任何事物时，他就超越了一切。
对世界动怒的人，已经学到他所知的一切也是徒劳。
哲学既不能改变一个人，也不能纠正一个人。
最后，尝试了各家哲学之后，或许在她决心停止做一个基督徒之后，她皈依了天主教。有人指责她从她的医生伯德罗特（Bourdelot）那里吸收了无神论的思想；一位瑞典史学家认为她的转变是一种有意的胡闹，这种说法得到伏尔泰的附和。依照这个理论，她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既然真理无法被了解，一个人不如皈依一种最能投合自己感情和美感的宗教，同时把最大的慰藉给予大众。但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通常都是极端怀疑之后一种真诚的反动，在怀疑的深处，神秘主义将应时蠢动。克里斯蒂娜本身就有一些神秘因素，她的回忆录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信仰是一件保护的外衣，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完全放弃了信仰，等于让一个渴望衣服和温暖的人赤身裸体。而且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件比那色彩缤纷、美感至上的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更温暖的衣服？“如果，”她说，“一个人不信天主教，他如何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对改变信仰的问题及由此而牵连到的一切复杂因素曾细加考虑。如果她放弃路德教，那么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她深爱的父亲的意见，她不仅必须放弃王位，而且要离开她的国家。这个信仰上的改变，对他父亲为保护新教的欧洲所做的一切英雄式的努力，将是何等巨大的一股逆流？但她已厌倦那些传教士和国会议员的高谈阔论，也厌倦了那些学者、博古家和历史学家故炫博学的琐碎议论。同时，瑞典可能也对她感到厌倦了。她割让王室土地及对佞幸们所费不赀的赏赐，已经使国家的岁收入不敷出。大部分贵族联合反对她的政策。1651年曾发生短暂的叛乱，叛党的首领虽立即被处死，但一股兴起的怨恨并未消失。最后，她生病了，可能过度地工作和思考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常常发着危险的高烧，加上肺部发炎的症状。好几次她昏厥过去，有时失去意识达一个小时之久。1648年，在一次大病中，她“发誓放弃一切，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希望上帝能保全我的生命”。她是一个地中海的灵魂，现今瑟缩在严寒的北国。她梦想着意大利的晴朗天空和法国格调迷人的沙龙。能加入那些富有教养，而以孕育法国智慧为天职的淑女群中，该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如果她能随身携带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
1652年，她秘密遣送了一位葡萄牙公使馆的随员前往罗马，要求耶稣会教士到瑞典来和她讨论天主教的神学。教士们化装进入瑞典。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很使教士们头痛：她问他们究竟是否真有上帝存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是否还能继续生存？除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是与非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界？他们正准备知难而退时，她安慰他们说：“如果我比你们想象的更接近于变成一位天主教徒，你们作何感想？”“请听着，”耶稣会教士中的一人说，“我们感觉那好像是一个人从死中复活。”
在退位之前变成天主教徒是国法不允的，但在退位之前，她想说服瑞典国会接受她的表哥查理·古斯塔夫为她的继承人，以便保持瑞典王室的世袭制度。长期的谈判使她的退位日期一直延迟到1654年6月6日。这次退位典礼几乎和99年以前查理五世退位时同样感人：她摘下头上的皇冠，取下一切王室的标志，又脱去王袍，穿着朴实的白色绸衣站在国会前面，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演说，向她的国家和人民告别，使那些沉默严肃的年老贵族和那些冷静镇定的市民代表，也无法不潸然泪下。国会供给她未来的生活费用，允许她继续保有她的侍从。
退位之后第五天的薄暮，她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在努古平（Nykbing）停下来向她母亲做最后的探视。在两天不眠不休的旅程中，她染患了肋膜炎，康复后她继续向哈尔姆斯塔德城进发，在此她写信给伽桑迪，赠送他一笔年金和一条金链。最后她接到新王查理十世的求婚信，她很礼貌地予以拒绝，然后化装成男子，使用多纳（Dohna）子爵的化名搭船前往丹麦。她不曾想到，在其后35年的岁月中，她仍要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