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
伽利略·加利莱（Galileo Galilei）在米开朗基罗逝世那天（1564年2月18日）生于比萨（与莎士比亚同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有学养的佛罗伦萨人，曾教他希腊文、拉丁文、数学和音乐。伽利略与音乐家蒙特威尔第（1567—1643年）并非仅生于同一时代而已：音乐也是他长年的安慰之一，尤其瞎眼之后的晚年更是如此；他风琴弹得众口称赞，琵琶也弹得不错。他喜欢绘画，有时甚至遗憾自己没有成为艺术家。在他年轻时代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火焰仍然炽燃着，激励人们趋于全能。他哀叹自己不能设计庙宇、刻制雕像、绘画、写诗、作曲、指挥船舰，他渴望做这一切。我们默想他时，会觉得他所缺的只是时间而已。这样的人，遇到不同的偶发事件，可能成为任何一种伟人。不知是由于天性还是环境，他在少年时代即倾向制造和玩弄机器。
17岁时，他被送到比萨大学攻读医药和哲学。一年后做了第一项科学发现——钟摆的摆动，无论幅度大小，所费的时间都是相等的。他可以由调整摆臂的长短减缓或加速摆动率，直到与脉搏一致为止。他使用这种“脉搏计”正确测出自己的心跳。
大约此时，他接触了欧几里得。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听到一个家庭老师教导托斯卡纳大公爵的侍从几何学。他认为数学逻辑远优于他在教室中学到的经院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便研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Elements），暗中追随这位老师对公爵侍从所教的课程。这位教师对他很感兴趣，便私下教他。1585年，伽利略没得到学位就离开了比萨大学，迁往佛罗伦萨，在这位教师的指导下，热心钻研数学和机械。一年后他发明了液体静力天平，可以测出合金中各种金属的相对重量，又以一篇讨论固体重心的论文得到耶稣会教士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的赞扬。此时，他的父亲财产耗尽，伽利略不得不自己赚钱谋生。他申请比萨、佛罗伦萨和帕多瓦等大学的教师职位，因为年纪太轻而遭拒绝。1589年，他与一个朋友计划到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寻求财富时，得知比萨大学的数学教授出缺。伽利略带着无望的心情前去申请，他当时只有25岁。他得到了3年的聘约，年薪60银币。这样的待遇不足以使他温饱，却可以显示出他的勇气。
他的确够勇敢，因为他立刻从教授席位上就亚里士多德的物理观点展开论战。根据希腊人的说法，“一块金、铝或者任何有重量的物体，其下坠动作的速度与其大小成正比”。卢克莱修和达·芬奇也曾发表同样的观点。古代的希帕恰斯（公元前130年）就曾对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的重量导致其下坠”的意见表示怀疑，约翰尼斯·菲罗波努斯（Joannes Philoponus，533年）在评论亚里士多德时，认为两个物体，若一物重量为另一物的2倍，则其下坠时间的差别“根本不存在或看不出来”。此处有一个引起很多争论的著名故事，它首先出现于伽利略的朋友维琴佐·维维亚尼（Vincenzo Viviani）在1654年（伽利略死后12年）为他写的一本早期传记中，声称是依照伽利略的亲口叙述：
使所有哲学家惊慌的是，很多亚里士多德的结论都被他（伽利略）用实验和可靠的论证推翻了……其中一条是等质不等重的物体穿过同样的媒介物移动，其速度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与重量成正比，而是相等。他在其他教师、哲学家及学生面前一再从比萨斜塔（Campanile of Pisa）顶部重复实验……他维护教授席位的尊严……赢得了声名，以致许多诡辩家和他的对手们都因嫉妒而反对他。
在伽利略现存的作品中，他自己从未提过“比萨实验”，另外两个同时代的人也未曾提过他的实验。维维亚尼的故事被德国和美国的某些学者视为传奇而不予采信。有关比萨哲学家们的愤恨的传说也不甚可靠。1592年夏，伽利略离开比萨大学，也许因为他获得了更高薪的职位。9月，就职帕多瓦大学，教几何、机械和天文，并把他的家变成实验室，邀学生和朋友前来。他不愿结婚，却有一个情妇，她为他生了3个孩子。
现在他从事研究和实验，直到晚年才将它们集成一本关于静力和动力学的《两项新科学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Two New Sciences）。他肯定物质不灭。他确立杠杆和滑轮原理，并显示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他做了很多斜面实验，并坚称，自一斜面滚下的物体，若不受摩擦力或其他阻力，就会在一类似斜面上升高到它下落的高度。他并断言惯性定律（牛顿第一运动律）——运动体会无限制地继续以同一直线和速率前进，除非受到外力的干涉。他证明水平方向推进的抛射体会成抛物线下降，那是冲力和地心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把音乐的音调简化成空气的波长，并显示音符的高低视其弦线在一特定时间内振动次数而定。他认为音符的振动若循韵律规则，听起来就显得一致而和谐。物质的属性中，下列各项是可以以数学方法来定义——扩张性、位置、动作、密度，等等，其余属性——声音、味道、气味、颜色，等等——“只存在于意识中；如果活的生命被除去，则这些特质都会被扫除殆尽。”他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次要属性”能够及时被分析成数学可测量、运动可描述的主要物理特质。
这些都是基本而有收获的贡献。它们却因为工具不足而受到阻碍，如伽利略低估了物体和抛射体下落时的空气阻力。但是自阿基米德以来，没有任何人在物理学上的贡献能够比得上他。
·天文学家
在他停留帕多瓦后期，他逐渐把更多时间花在天文方面。在一封写给开普勒（比他年轻7岁）的信中（1596年），他感谢开普勒的《神秘宇宙论》，他写道：
我很高兴在研究真理的过程中能得到像你这样伟大的盟友……我将非常愿意拜读你的作品……因为我多年来一直是哥白尼观点的支持者，也因为它向我揭示了很多自然现象的成因，那是一般为大众接受的学说全然无法解释的。为反驳后者，我收集了很多证据，但未加以出版，因为我被哥白尼的命运吓阻了，他虽在少数人中间拥有了不朽的名声，却被无数人讥笑和责难（因为愚人的数目是很大的）。如果世上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就敢出版我的推想了。
1604年，他在比萨的一篇演说中公开表示他对哥白尼的信仰。1609年，他制成了第一架望远镜，而且在8月21日展示给威尼斯官员。他记述道：
很多贵族和元老，虽然年纪都相当大，还是不止一次登上威尼斯最高的教堂（圣马可教堂）的顶端来看船只……两个钟头前没有我的望远镜，它们显得好远……因为我这个仪器能使50里外的东西看起来像只有5里远一般……元老院知道我在帕多瓦17年来服务的情形……下令聘我为终生教授。
伽利略把望远镜改良到能将物体放大1000倍。将此镜转向天空，他惊讶地发现一个新的星辰世界，比以往目录所列的多出10倍。现在人们可以看见群星座，其中包含很多肉眼看不见的星星。昴宿星团有36颗星而不是7颗，猎户星座有80颗星而非37颗，银河看起来不再是模糊的一团，而是大大小小的星群。月亮表面不再是平滑的，而有着山与谷的刻痕，此外它未受太阳照耀那一半的模糊光辉是地球反射阳光的结果。1610年1月，伽利略发现9个“月亮”中的4个，或者说是“卫星”，他写道：“这些新星围绕着另一个非常大的星球运转，就像水星和金星或其他已知的行星绕太阳运行一般。”7月，他发现土星环，却误认为是3颗星星。哥白尼的批评者争论说，金星若环绕太阳运转，便应像月亮一般显出盈亏——改变光辉和表面形状。他们坚持没有这种改变的征兆。但那年12月，伽利略的望远镜显露了这种盈亏，他相信只有行星环绕太阳才可以解释这个现象。
说来难以置信，伽利略确曾在一封写给开普勒的信中描述帕多瓦教授们拒绝认可他的发现，甚至拒绝用他的望远镜看天空。伽利略对帕多瓦大学厌倦了，向往佛罗伦萨的更好的学术气氛（该城已由艺术转向科学）。伽利略便把土星的卫星称为西德拉·美第奇，以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二世命名。1610年3月，他献给科西莫二世一篇拉丁论文《天文现状》（“Sidereus Nuncius”），总结他的天文发现。5月写了一封信给公爵的秘书，充满1482年达·芬奇写给米兰公爵信中的热情和骄傲。他列出自己正在研究的主题，及他希望写那几来阐述其结果，而且想知道他的主人能否给他一份聘约，使他能花较少的时间在教书上，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科西莫在6月任命他为“比萨大学第一数学家，大公爵的第一数学家与哲学家”，年薪1000金币，没有教书的义务。9月，伽利略迁往佛罗伦萨，未带情妇同往。
他坚持要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头衔，因为他希望同时影响哲学和科学。他和拉莫斯、布鲁诺、泰莱西奥等人感觉的及培根在同一个时代主张的一样，认为哲学（据他了解哲学是对自然各个方面的研究和诠释）已在亚里士多德膝上睡着了，而且现在已到了逃避那40本希腊巨册，用较宽的范畴、开放的心灵和眼睛去观察世界的时候了。也许他由于太过自信而未曾思考。“为了向我的反对者证明我的结论，我不得不用各种实验来证明它们，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从不认为很多实验是必需的。”
他具有改革家的傲气和斗志，虽然有时说话也很谦虚——“我从未见过一个无知到令我一无可学的人。”他是一个热情的辩论家，善于以一句话刺中敌人要害，或用炽燃的义愤来烘烤他。他在耶稣会士安东尼·罗科（Antonio Rocco）写的一本维护托勒密天文的书的边缘写道：“无知的人、笨象、傻瓜、蠢人……宦官。”
但那是耶稣会士联合指责他以后的事。他与宗教裁判所起冲突之前，在耶稣会原有很多朋友。克里斯托弗·克拉维斯曾以自己的观察证实伽利略的观察。另一位耶稣会士赞美伽利略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由贝拉尔米内主教任命来检查伽利略新发现的耶稣会学者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在任何一方面都对他有利。1611年，他前往罗马，耶稣会士曾在他们的罗马长者会中接待他。“我与耶稣会神父们住在一起，”他写道，“他们已确定新行星的存在，而且持续观察了两个月。我们比较笔记，我发现他们的观察与我的完全符合。”他受到教会显要的欢迎，教皇保罗五世还向他表达永不改变的善意。
4月，他向罗马高级教士和科学家展示他观察的结果，揭露了太阳上的黑点，他将之解释为云朵。很明显，约翰尼斯·法布里丘斯（Johannes Fabricius）并不认识伽利略，他曾在他的《太阳黑子》（De Maculis Solis，维滕贝格，1611年）文中宣布他们的发现，而且比伽利略先做结论——认为黑点的周期性表示太阳的转动。1615年，耶稣会数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沙因纳写给奥格斯堡市长马库斯·威尔泽（Markus Welser）3封信，声称他已在1611年4月发现这些黑点。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接到从威尔泽转来沙因纳信件的抄本。他在1613年由林西安学院在罗马出版的《太阳黑子的三封信》展开讨论。他宣称他在1610年就观察到这些黑点，而且曾指给帕多瓦的朋友看。为了争论谁最先发现这些黑点，伽利略和耶稣会的友谊冷淡下来。
伽利略相信他的发现只能以哥白尼的理论解释，便开始视这个理论为已经被证实的理论。耶稣会天文家不反对把它当作假说。沙因纳将他对哥白尼观点的异议送交伽利略，还附了一封和解信。“如果你希望进一步反驳，”他写道，“我们绝不会生气，相反我们会很高兴审查你的论点，希望这些能有助于真理的阐明。”很多神学家认为哥白尼天文学显然与《圣经》不能两立，如果此论流传，《圣经》便会失去权威，而基督教本身也会受害。如果这个地球现在失去它的首要地位和尊严，在比它大许多倍的行星及无数星辰中游离，那么上帝选择地球为人类居所的基督教基本信仰，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审判
伽利略对这个问题毫不妥协。“既然《圣经》，”他写信给卡斯泰利（Castelli）神父（1613年12月21日），“需要一种与字义不同的解释（提到上帝的愤怒、憎恨、懊悔、手和足之时），依我看来，它在数学争论方面的权威似乎不能成立……我相信我们由仔细观察或有力证明演绎得来的自然过程，不能以《圣经》中的某一章节加以反驳。”贝拉尔米内主教大吃一惊。他通过两人共同的朋友给伽利略一份率直的告诫。“我觉得，”他写信给这位天文学家的学生福斯卡里尼（Foscarini），“你和伽利略最好听从劝告，不要用绝对的措辞‘如断言新天文学已经证实’，应该用假设。我相信哥白尼自己也是如此。”
1614年12月21日，一位多米尼克教派的传教士卡奇尼（Tommaso Caccini）用《圣经》中一句杰出的双关语“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作为题目，开始了他的攻击，而且进一步表示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有无法解决的冲突。其他人也向宗教裁判所抱怨。1615年3月20日，卡奇尼在圣会席前正式控告伽利略。蒙西格诺·迪尼（Monsignor Dini）写信给伽利略说，如果他肯在出版物中插入几个句子，宣称哥白尼的观点只是假说，他就不会受到骚扰，但伽利略拒绝他所谓的“缓和”哥白尼学说的建议。他在1615年公开的一封致托斯卡纳大公爵信中，写得非常清楚：“至于宇宙各部的安排，我坚持太阳是静立在天体旋转的中心，而地球依轴心自转，而且绕太阳公转。”他继续更大胆的说法：
自然……是无法改变而且不变的。她从不违犯她应循的法则，也不在乎她深奥的道理和作用的方法是否为人们了解。因此一切感觉经验呈现于我们眼前，经过必然的证明合乎自然法则的现象，都不该根据《圣经》章句而加以怀疑（当然更不该加以判决），因为《圣经》章句可能在字表之下另有他义。
然而，他答应顺从教会：
我宣布（而且将以我的诚意证明）我不但自愿屈服，并放弃自己因为对宗教实质无知而执的任何错误观点，而且我也不希望为这些内容与任何人争辩……我的目的只有一点：在考虑一个远非我本行的题目时，我不免会犯很多错误，如果在百般误谬中有任何一点可以帮助神圣教会对哥白尼既无心也不想假装我曾从中得到任何不虔诚、反天主教的成果。
但他又说：“我不以为我必须相信，那同一个赋予我们感觉、理性和智慧的上帝，会有心要我们抛弃这些天赋。”
1615年12月3日，他自愿前往罗马，带着大公爵写给罗马教廷教长们和佛罗伦萨大使的友谊信。他在罗马想改变个别教职人员的想法，一有机会就提倡哥白尼学说。不久罗马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星辰。1616年2月26日，宗教裁判所指示贝拉尔米内主教“召唤伽利略前来，劝告他放弃这一说法，如果遭到拒绝……就在公证人和证人面前向他宣布一个命令，全面禁止他教授、辩护甚至讨论该理论。如果他仍不停止，就将他监禁起来”。伽利略当天就出现在贝拉尔米内主教面前，而且宣布服从命令。3月5日，教会公布了其历史性的布告：
太阳静立在宇宙中心的观点是愚蠢的，就哲学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完全是异端邪说，因为它与《圣经》矛盾。地球非宇宙中心甚至每天自转的观念在哲学上是错误的，至少是一个谬误的信仰。
同一天，禁书目录会禁止出版或阅读任何提倡这项被禁学理的书籍，至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教会禁止该书在“改正以前”使用。1620年，教会许可天主教徒阅读该书的新版本，其中9个表示此论为事实的句子，已被删去。
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隐居在他的别墅贝罗斯古阿多（Bellosguardo）中潜心研究，直到1622年均未再置身此项争论中。1619年，他的门徒马里奥·圭杜奇（Mario Guiducci）发表一篇论文，具体表现伽利略所称彗星为地球大气发射物的理论，并猛烈抨击耶稣会士奥拉齐奥·格拉西（Orazio Grassi）的观点。这位发怒的神父便用假名发表文章攻击伽利略和他的门徒。1622年，伽利略把《尝试者》（The Assayer）的稿本送给罗马的切萨里尼（Monsignor Cesarini），文中向格拉西提出答辩，而且否决科学中除观察、理性与实验外的一切权威。在作者的同意下，林西安学会缓和了几段文字，以这样的形式，乌尔班八世接受此书的奉献，而且准许它出版（1623年10月）。那是伽利略最杰出的一篇文章，是意大利散文和辩论技巧的杰作。据说教皇十分欣赏，耶稣会教士则大感不安。
受到如此的鼓励，伽利略再度动身前往罗马（1624年4月1日），希望使新教皇接受哥白尼的观点。乌尔班热情地接待他，与他长谈了6次，送给他许多礼物，倾听哥白尼的论点，但不肯解除宗教裁判所的禁令。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因乌尔班给大公爵的宣言而略感安慰，“长久以来我对这个伟大的人怀有一种慈父的爱心，他的声名在天上闪耀，而且进军尘世。”1626年，他的学生卡斯泰利被任命为教皇的数学家。另一个学生尼科罗·里卡尔迪（Niccolo Riccardi）神父担任印刷馆检察长，伽利略大为振奋。他赶忙完成他的主要作品，主要内容是阐释哥白尼和反哥白尼学说。5月，他带着手稿来罗马，给教皇过目，并得到教会的出版许可，条件是要他以假说的方式处理他的题材。伽利略回到佛罗伦萨，把这加以校订，并冠以“GG对话录……在4天会期中，从双方观点讨论的托勒密与哥白尼的两大世界系统，以未定方式提出其哲学与自然论点”的长标题将之出版。
不是为了这的前言和结语，伽利略不会有这么多痛苦和名声。序言《致聪明的读者》中说道：
几年前罗马出版了一道有益的诏令，它为了防止我们现代的危险倾向，很合理地禁止讨论毕达哥拉斯的地动说。对此有人曾大胆断言，这道训令不是源自明智的调查，而是受一种盲目的热情的驱使。也有人抱怨说，对天文观察完全外行的顾问们，不该以轻率的禁令来剪断沉思智慧的羽翼。
这不啻告诉读者，对话形式只是躲避宗教裁判所的障眼法，对话中的两个人物萨尔维亚蒂和萨格雷多——伽利略两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维护哥白尼系统，第三位人物西姆普利齐奥（Simplicio）摒弃它，但用的是很容易被识破的诡辩法。作品接近尾声时，伽利略借西姆普利齐奥之口，几乎逐字地道出一段乌尔班八世坚持要加上的陈述：“上帝是全能的，因此一切事物对他而言都是可能的。如引用潮汐为地球自转公转的必然证明，则将有损上帝的全知全能。”萨尔维亚蒂讽刺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欣赏的、天使般的论据。”
耶稣会士因其中几位在《对话》中被批评得体无完肤而被称为“自负而愚蠢”，向教皇指出他的话是由一个傻子型的人物口中说出的。乌尔班任命一个委员会调查这部作品。委员会报告说，伽利略并未把哥白尼系统当作假说，而是当作事实，他以聪明的诡论赢得许可。耶稣会教士还颇有远见地加了一句：哥白尼和伽利略学说对教会比路德和加尔文的异端更具危险性。1632年8月，宗教裁判所禁止《对话》继续出售，而且下令没收存余的书册。9月23日，宗教裁判所召唤伽利略到罗马委员会，他的朋友们以他68岁高龄和身体虚弱为理由向裁判所陈情，但没有结果。他的女儿此时已是虔诚的修女，寄来感人的信件，要求他顺服教会。大公爵劝他服从，并供应他大双轿椅，而且安排他住在佛罗伦萨大使家中。伽利略于1633年2月13日抵达罗马。
宗教裁判所两个月后才召他前往（4月12日）。他被控违反服从1616年2月26日禁令的诺言，裁判所劝他认罪。他拒绝了，并抗议说他只把哥白尼的观点以假说的形式呈现。他在宗教裁判所被囚禁至4月30日，终于病倒。他未曾受苦刑，但很可能有人以此威吓他。他第二次出现于委员会前，便谦卑地承认自己的叙述在此赞成哥白尼而非反对他，而且自愿在《对话》补遗中纠正这一点。他获准回返大使家中。5月10日再度受审，他建议苦修赎罪，而且请求廷上体恤他的年龄和病体。在第四次审讯（6月21日）中，他肯定自1616年诏令后“所有的疑虑都从我心中消逝，我相信，而且现在仍相信，托勒密观点——地球是静止的，太阳移动——绝对正确、无可抗争”。宗教裁判所还击说，伽利略的《对话》明明表示他接受哥白尼。伽利略则坚持自己在1616年后就反对哥白尼。教皇密切注意审讯，但从未亲自参加。伽利略希望乌尔班八世能助一臂之力，教皇拒绝干涉。6月22日，宗教裁判所宣判他的罪名为异端和不服从。如果他宣誓放弃哥白尼学说，就答应赦免他。他被判“监禁在圣所监狱中，时间由我们决定”，而且以后3年中每天念7首忏悔诗表示赎罪。他被迫下跪，驳斥哥白尼理论，而且说：
我以诚挚的心和无伪的信仰弃绝、诅咒、憎恨那些误谬和异端，及每一个违反神圣教会的误谬和异端，我发誓未来绝不说任何可能为我招来同样嫌疑的话。我若知道任何异端者和有异端嫌疑的人，我必向圣所指控……上帝帮助我及我手触的神圣《福音书》。
这项宣判由7个主教签订，却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据闻，伽利略一离开审讯室，就愤愤呢喃道：“但地球的确是动的！”他在宗教裁判所监狱待了3天后，教皇下令准他前往罗马特里尼塔·蒙蒂（Trinita dei Monti）的大公爵别墅。一周后，被移到他以前的学生阿斯卡尼奥·皮科洛米尼大主教（Ascanio Piccolomini）的锡耶纳宫中舒适的房间。1633年12月，他获准搬到自己在佛罗伦萨附近阿塞特里（Arcetri）的别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仍是囚犯，也不得走出他自己的土地外，但他可以自由地追求学问、教授学生、写书、接见访客——1638年弥尔顿曾来此地。他当修女的女儿前来与他同住，而且代他接受念经赎罪的惩罚。
·创始者
现在他显然已成为破碎的人了，那自视为人类信仰、希望和道德保护者的教会已击败了他，羞辱了他。在足以动摇年轻勇士心灵与意志的月复一月的监禁、日复一日的审讯中，以一个记忆中仍留存着33年前布鲁诺被烧死景象的老人来说，他弃绝真理实在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并未真正被击败，他的书以12种译本流传全欧，也并未被正式收回。
他在锡耶纳和阿塞特里两地把自己的物理研究总结为另一部巨著《有关两种新科学的对话》，慰藉自己的悲哀。意大利印刷馆因他被判罪而拒绝替他印行，他便秘密与外国印刷商协议，埃泽维尔商行终于在1638年在莱登出版该书，学术界认为此书把机械科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该书出版后，他继续准备增订《对话》，研究冲击机械，为牛顿第二运动律绘出了轮廓。“在他生命即将终了之时，”他的第一位传记家说，“虽然身体受了许多苦痛折磨，他的心灵不屈不挠地专注于机械和数学问题。”1637年，在他视力即将损坏之前，他宣布最后一项天文发现——月亮的天平动，就是月亮常向地球那一面的运行的改变。1641年，在他死前数月，他曾对他的儿子解释制造钟摆的计划。
苏斯特曼在阿塞特里为他绘制的画像（现存比蒂画廊）是天才的化身：宽阔的前额，好斗的双唇，搜索的鼻子，锐利的眼睛，这是历史上最高贵的脸庞之一。也许因为过度劳累，他的双眼在1638年失去视力，亚当以来没有任何人曾看得像他一样多，他常以这个想法来安慰自己。他说：“曾被我扩展1000倍的宇宙，现在又缩回我自己身体的狭窄范围中。上帝喜欢这样，我也就必须喜欢它。”1639年，他深受失眠和百种病痛的缠绕，宗教裁判所终于准他在严密监视下到佛罗伦萨看医生和望弥撒。他回到阿塞特里，向维维亚尼和托里切利口述并弹奏琵琶，后来他连听力也失去了。1642年1月8日，他死在学生的怀抱中，时年约78岁。
格劳秀斯称他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心灵”。他当然也有智慧和性格方面的缺陷，他的缺点——骄傲、坏脾气、虚荣——是他的恒心、勇气和创造性的瑕疵或代价。他并不承认开普勒的行星轨道计算有何重要性，他不大相信同时代的作品，他几乎不知道他的很多机械发现是前人已做过的——有些是另一位佛罗伦萨人达·芬奇所做。使他受罚的很多观点与现代天文学家所持的并不完全相符。他像大多数殉道者一样为犯错的权利而受苦。但他感觉自己使动力学成为成熟的科学，感觉自己空前揭露了惊人巨大的宇宙，拓宽了人类心灵和眼界，这是不错的。他与开普勒共同承认哥白尼，也与牛顿共同展示了天空法则。而且如同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之子，他写出了当时最好的意大利散文。
他的影响遍及欧洲。他的被控提高了科学在北部各国的地位，却暂时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受阻。宗教裁判所并未毁灭意大利科学：托里切利、卡西尼、波雷利、雷迪、马尔皮吉、莫加格尼把“火炬”传给伏特、加尔瓦尼和马可尼。意大利哲学家记取伽利略留下的教训，避免科学和哲学牵连在一起。在布鲁诺被焚和笛卡儿被伽利略命运恫吓之后，欧洲哲学便为基督教垄断。
1835年，教会把伽利略作品撤出禁书目录。这个颓丧的、被击败的人终于胜过了历史上最强大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