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国家、经济力、政党和各种宗教信仰的冲突下，现代欧洲历史的主要戏剧逐渐成形：一个伟大宗教面临科学、宗教意识、享乐主义、哲学的包围和腐蚀而为生命奋斗的过程。基督教正面临死亡吗？难道这个给予西方文明道德、勇气和艺术的宗教正因为知识的传播，天文、地理和历史范围的拓宽，历史和灵魂中罪恶的觉醒，来生信念的衰微及不再信任这个世界仁慈的指导等原因而逐渐没落？如果这样，那便是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事，因为文明的灵魂是它的宗教，而它是随信仰俱亡的。对布鲁诺和笛卡儿、托马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帕斯卡和贝尔、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伏尔泰和大卫·休谟、莱布尼茨和康德而言，信仰已不再是天主教与新教对立的问题，而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是对于古代教条最珍贵的基本法则发生怀疑与否定的问题。欧洲思想家——欧洲心灵的先锋——不再讨论教皇的权威，他们开始辩论上帝的存在。
许多因素造成信仰的丧失。个人判断的原则被天主教教会指责为教规和道德混乱的根源，却为几乎所有新教教体公布、认可然后才加以指责。此时，它已不知不觉破坏了信仰的城堡。渐增的教派就像过多的子孙一样互相争战，揭露彼此的弱点，使信仰裸呈在理性主义者的狂风中。他们在战役中纷纷引用《圣经》和理性来支持自己。《圣经》的研究使人民对其意义和可靠性产生怀疑，理性的呼吁结束了“信仰时代”。新教改革的成就远超过它原有的期望。对《圣经》的批判和攻击尤其损坏了一个自身即建立在神赋《圣经》之上的新教主义。社会秩序和人类安全的改善降低了恐惧与残酷。人类觉得有必要与上帝重新建立一种更友善的关系，而不是如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罗耀拉和加尔文之间一般。地狱和宿命论已不足取信，新道德使旧神学自惭形秽。财富和快乐增长造成的享乐式生活正寻求一种哲学加以辩护。宗教在宗教战争中只是一桩意外。对异教伦理与哲学，亚洲教派与仪式的知识渐增，也导致其与基督教之间令人不安的比较产生。我们不是曾听见伊拉斯谟对“圣者苏格拉底”祈祷，也看见蒙田把宗教教规贬抑为地理之起伏和战争的仲裁吗？科学的成长揭示了各种“自然法则”的作用——如彗星的轨道——那便是以往信仰视为“天命”的东西。知识阶级很难相信奇迹，文盲却以神迹为荣。而在人类喜爱的神话中，这个上帝曾降临过的地球——难道就如哥白尼和伽利略暗示的那样只是大宇宙中的一个泡沫，一瞬间而已吗？对于《创世记》中那嫉妒的、报复的神来说，这宇宙毋宁太大了，大得无法测量。既然上下一天要变换两次位置，天堂又到哪里去了？
最温和的怀疑论者是唯一神教派，他们在意大利、波兰、瑞士、荷兰和英国提出对基督神圣性的怀疑。当时已有一些泛神论者声称信仰一个大体上与自然合一的上帝，摒弃基督的神性，而且希望使基督教成为伦理学而不是教条。他们是分散而谨慎的，除了当他们有足够的地位来吓倒行刑吏外，如切伯里的哈柏特爵士。1648年，自然神论声势渐盛，德国的“享乐主义者”则比较大胆，他们嘲笑“最后的审判”，因为它迟迟不来，也嘲笑地狱，说它可能终究不那么可怕，因为所有最快活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这种人在法国被称为“esprits forts”（顽强头脑），他们不羁的作风使原意为“自由思想家”的法国文字有了新的意思。1581年，菲利普·杜普利西斯·摩那写了一本900页的书《基督教的真理与无神论者》。1623年，耶稣会士弗朗索瓦·加拉西（Franoc Qis Garasse）出版了1000多页的4开本，指责那些享乐主义者“只是形式上信仰上帝，或把上帝当作国家箴言”，而且只接受自然和命运。同年，梅赛纳估计巴黎的“无神论者”约有5000人，但那个词在当时用得太广泛了，可能他指的是自然神论者。1625年，加百利·纳德（Gabriel Naudé）解释上帝显神迹对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和摩西启示的律法，只是人们捏造以促进社会秩序的寓言，而西拜德（Thebaid）教士制造他们大战魔鬼的故事是为了提高声誉，并榨取轻信的群众的钱财。黎塞留的秘书及后来做了路易十四的老师的弗朗索瓦·瓦耶尔（Franc Qis Vayer）在1633年出版了他的《奥拉西对话录》（Dialogues of Orasius Tabero），宣讲一般的怀疑论：“我们的知识是愚蠢，我们确定的事实纯属子虚，我们整个世界是……永恒的喜剧。”他是在那许多绝对可靠的教条还未出现之前就已失去信仰的人之一。“在那些数不清的宗教中，没有一个人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而指责其他人。”虽然他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却在78岁结婚，84岁寿终正寝。他就像典型的怀疑论者一般，与教会保持和平。
大部分法国的怀疑论都是蒙田思想消极的回响。这些回响在蒙田的好友皮埃尔·沙朗身上化为一股积极而具建设性的力量。他是波尔多地区的一个教士，曾为蒙田举行葬礼并继承了他的图书馆。沙朗三册描写智慧的《谈智者》（Traite de la Sagesse，1601年）一书，被视为是蒙田思想的系统化。其实不止于此，它更可以说是一篇独立的著作，固然受到蒙田《散文》很深的影响，却表现出沙朗严肃而恭谨的个性。他说，一切知识都来自感官，因此也与感官一样免不了有诸多错误和限制。真理非人所能及。愚人辩称真理可以由普遍的同意而得到证明，沙朗则相信大家的意见是无知的，他们只是盲目地追随，而我们对被大家普遍相信的事，尤应持怀疑态度。灵魂是大脑神秘的、无休止的、探索的活动，而且显然与肉体俱亡。宗教由无法证明的神秘和荒谬构成，而且也难辞野蛮的牺牲与不宽容的残酷行为之咎。如果（正如伏尔泰后来重复说的）所有人都是哲学家、智慧的爱好者与践行者，宗教根本就不需要，而社会也可以依靠独立神学之外的自然伦理而生存。“我宁可要一个没有天堂和地狱而有德行的人。”但考虑到人类与生俱来的邪恶与无知，宗教还是维持道德与秩序的必要方法。结果沙朗接受了基督教的一切基本法则，甚至包括天使和奇迹。他劝告他的圣人遵循一切教会规定的宗教仪式，碰巧这也就是他所属的教会。一个真正的怀疑论者永不会成为异端。
虽然有这些正统的结论，当时一位耶稣会教士仍把他与最邪恶、最危险的无神论者并列。沙朗62岁因中风而突然暴毙时（1603年），虔诚的信徒还说那是上帝对他不忠的惩罚。他死前不久准备出第二版，较为大胆的段落都已删改，而且向他的教士保证他所谓的“自然”便是“上帝”，他的书仍名列禁书之林。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它远比蒙田的《散文》受欢迎，1601年至1672年，《谈智者》在法国出了35版，沙朗在18世纪也比他的老师更具影响力。但是在17世纪受欢迎的、格式工整的说明文，到了19世纪似乎成为枯燥、学究气很重的教训文章，在蒙田重新被发现的光辉和欢乐气氛中，沙朗消失了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