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庙堂的大锤正是在庙中炼成的。”笛卡儿受耶稣会教育，那正是从笛卡儿经伏尔泰到勒南和安纳托尔·弗兰西等法国异教徒的起步点和磨刀石。
笛卡儿生于都兰的拉海耶（La Haye），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死于肺病。他也继承了母亲的疾病，以婴儿而言，他实在太苍白、太衰弱，咳得太可怜了，医生都认为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一个护士不肯放弃，她以自己的身体给予他温暖与滋养。他又活了过来，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才取名“雷内”（René，意即“再生”）。他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也是勒南地区议会的议员，死后留给笛卡儿每年6000法郎的收入。
他8岁进入法拉契耶稣学院，一位热烈的自由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数学家曾说：“该校似乎曾给他良好的教学基础，那是当时多数大学都比不上的。”老师们看出他身体虚弱、心灵敏捷，他们容许他晚一点起来，发现他总是用这段时间一本又一本地看书。在所有的玄学漫游中，他从未失去对耶稣会教士的敬意，而他们对他的怀疑也报以慈父般的纵容。
他17岁前往巴黎，打算尽情玩乐，却发现自己对女人尚无兴趣，实在没什么好玩的，但可作为一个专心的数学家纵情赌博，推想自己可以使俱乐部的钱庄破产。他继续上普瓦提埃大学，得到民法和宗教法学位。恢复健康和强壮后，他参加拿骚的莫里斯王子的军队，使朋友们大吃一惊（1618年）。“三十年战争”时，他加入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的部队，一个不确定的传说曾描写他参加“白山之役”。
在这些征战中，尤其冬天暂时中止了屠杀的那些日子里，笛卡儿继续他的研究，特别是数学方面。一天（1619年11月10日），在诺伊堡，他把自己关在“火炉”（也许是指特别加热的房间）里逃避寒冷。他告诉我们说，他在那里做了三个梦，梦中他看见闪电，听见雷声，似乎某一个圣灵正向他宣启新的哲学。走出“火炉”时，他已（他向我们保证）确立解析几何的系统，也有了把数学方法用在哲学上的念头。
1622年，他返回法国，筹措到资金后，再度出发旅行。他在意大利待了将近一年：从威尼斯（有人说是步行）到洛雷托，瞻仰了圣母像，参观了罗马1625年的大赦年纪念，途经佛罗伦萨时，没有拜访伽利略，然后回到巴黎。他在该地和乡村地区从事科学研究。他陪同数学家和军事工程师德萨尔格到过拉·罗契尔围城（1628年）。就在那年他移居荷兰，除了有时因为有事去法国之外，他一生其余时间都在联合省度过。
我们不知道他为何离开法国，也许，他曾“表明了对很多事物怀疑的理由”，怕被控为异端；他在那里也有很多教会朋友，像梅赛纳和贝吕勒等人。也许他不仅要避开敌人，也远离朋友，希望在异国得到社交的（但不是智慧的）孤立，使他可以把胸中骚动的哲学系统化。他不喜欢巴黎的喧扰与闲谈，却不讨厌阿姆斯特丹繁忙的交通——由运河轻轻踏动的。他说，“在一个伟大而且非常活跃民族的拥挤人群中”，他可以“像在最遥远的沙漠中一般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也许为了使自己藏得更深，他在以后的20年中迁居24次——从弗拉尼克到阿姆斯特丹到代芬特尔，再到阿姆斯特丹到乌得勒支到莱登，通常都靠近大学或图书馆。他的收入使他可以舒舒服服住在一处小庄园里，还有好几个佣人。他不肯结婚，但有一个情妇（1634年），她为他生过一个女儿。我们乐于听到他女儿5岁去世时，笛卡儿曾颇有人情味地哭了一场。如果我们以为他对世事漠不关心，那就错了。我们会发现他为许多道德家诟病的强烈情感辩护。他自己就是一个骄傲的、易怒的和虚荣的人。
让我们看看他涉猎的：数学、物理、天文、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神学。现在谁敢做这样的全面尝试？他为此寻求隐遁，做实验、导方程式、绘图表，斟酌逃避或安抚宗教裁判所，想要将数学方法用于哲学、哲学方法用于生命。
他从何处开始着手？在划时代的《方法论》（Discours de la Méthode）中，他宣布了一个初步的原则，那个原则本身就可能激起权威世界的愤怒，更何况那篇散文是用简易清晰的法文和生动的、吸引人的第一人称体裁写成的；这就包含了很多改革了！他说，他首先要摒除一切教条和学理，弃置所有权威，尤其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他从一块干净的石板开始，怀疑一切。“我们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童年的偏见……那些我在少年时未经探索其真实性就加以接受的原则。”
但是，若怀疑一切，他如何继续呢？他深爱数学，尤其喜爱几何，是他的天才促成了几何的改观。在他最初的、宇宙性的怀疑后，他努力寻求一些可以像欧几里得原理一样能够广泛而迅速被接受的事实。“阿基米德为了使地球改变它原来的位置，移至他处，声称只有一点固定不动。同样地，我也有权希望能发现一个唯一确定、不可争论的事实。”他满怀狂喜地发现了它：“我思，故我在。”——哲学上最有名的句子。 那不是三段论法，而是一个直接的、不可辩驳的经验，是我们曾有过的最清晰、最明确的概念。其他概念的“真实性”可以由它们接近这一主要直觉——直接知觉——的明晰与简洁程度而判定。笛卡儿的哲学新“方法”就是把复杂的观念分析成小成分，直到不可分割的元素已成为简单、清楚、明晰的概念，而且显示所有这些基本概念都可以经过或是依靠一个有思想生命的良知而获得。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由这个主要知觉演绎出所有基本的哲学原理。
笛卡儿不采用已知的外在事物，而以良知本身作为起点，这又是哲学上的一大革命。文艺复兴已重新发现了个人，笛卡儿更使个人成为他哲学的钩柱（hitching post）。“我清楚地知道没有比我自己的心灵更容易为我了解的事物。”如果我们以物质开始，再由有机生命的水平来探讨人，我们会受连贯逻辑的诱骗，把心灵看作物质。但物质是由心灵才进入我们的知识领域，只有心灵的了解才是直接的。此处展开了近代的概念主义，不是伦理学上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哲学，以概念的直接事实，而非透过概念得知的外在事物为起点。笛卡儿立下了近代欧洲哲学认识论的主题：“对任何问题的探讨都比不上寻求人类知识本质和范畴来得有用。”此后的3个世纪中，一个令哲学家困惑不解的问题便是：“外在世界”除了是一个概念之外，是否有其真实的存在呢？
以任何一个同时赞同感觉显而易见的物质来源和力量，及概念显然具有非物质本质的理论，很难由身体通达心灵。同样地，笛卡儿以自我出发，也觉得很难从心灵度向物体。心灵如何知道，看起来证验外在世界的感觉并不只是它本身的状态呢，感官既常常欺骗我们，它如何信任感官？心灵的意象在睡眠的“假”和白天的“真”中一样生动，它又如何信任心灵的意象？
为了逃避这种囚禁自我的“唯我的”牢笼，笛卡儿诉诸上帝，它当然不会使我们整个知觉器官成为骗局。但是，上帝是何时走入这个怀疑一切已被接受的信仰的哲学体系中的？笛卡儿不能用外在世界的设计物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他还没有显示这个世界的存在。因此，笛卡儿由熟知一切的自我引出上帝，很像600年前圣安塞姆在“实体证明”之中所做的。他说，我有一个完美生命的观念，全知，全能，必要而且永恒。但是存在比不存在更接近完美，因此完美生命的属性必须包括存在。除了上帝本身，又有谁能将这一概念放入我心中呢？“如果上帝并不真正存在，我不可能自己具有上帝的概念。”上帝若是骗子，它就不完美了。因此，我们具有清楚而明晰的概念时，它让我们的感官对我们揭露外在的世界时，它并未欺骗我们。“如果这些概念不是由具体事物而产生，我不知道它如何能免于欺骗的指责。所以我们必须容许实际物体存在。”就这样，心灵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鸿沟都巧妙地弥合了，笛卡儿也由于上帝的帮助而成为现实主义者。科学本身——我们对逻辑的、有条理的、遵循法则的、可计算的宇宙的信仰——是合理的，正因为上帝是存在的及它不可能说谎。
随着笛卡儿，我们看出婴儿时期的“理性时代”如何因恐惧而逃避思想的冒险，企图重回温暖的信仰子宫中。《哲学的沉思》改名为《笛卡儿对首要哲学的沉思》，已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该书被献给“圣洁而杰出的巴黎神学教师会会长”。这位会长接受了他的奉献，但1662年它仍被列入禁书目录中，“直到错误改正为止”。此书的篇首可媲美《方法论》：“今天……我既然在平静的隐退之中取得这份悠闲，我至少要自由而严肃地改变我以前的意见。”他将它们丢出窗户，却让它们从正门进来了。他不仅信仰公正而全能的上帝，也信仰宇宙结构中的人类自由意志及一个虽然依靠肉体却不朽的灵魂。我们虽然不得不屈服于实体世界中牢不可破的因果逻辑，意志的自由却是最清楚、最明晰、最生动、最直接的天赋概念，人尽管在抽象理论中任意想象它们，却从来不会怀疑过它们的存在。
上帝、自我、空间、时间、动作、数学公理等概念——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说，灵魂并不是从感觉或经验得到它们，而是由它自己的本质和理性。（此处洛克会提出异议，康德会大加赞赏）然而，这些天赋概念可能会停留在无意识状态，直到经验触醒它们变成有知觉的形式。那么，灵魂不是经验的产物，而是它产生思想时一个活跃而有创意的伙伴。这个“理性的灵魂”——推理的能力——显然是非物质的，它的概念没有长度、宽度、位置、重量或物质的任何其他特质。“这个‘我’，也就是说，使我之所以为我的这个灵魂，与身体在根本上是有分别的，甚至比后者更容易了解。”因此这个非物质的心灵或灵魂能够也的确在身体死后仍然留存。
笛卡儿在一段文章中肯定理性“并不阻止我们信仰神圣启示的事物，那是比我们最确定的知识还要确实的”。他给伊丽莎白公主的信既流畅又虔诚正统。萨尔马修斯1637年在莱登拜访他，曾形容他是“最热衷的天主教徒”。
他生命的最后10年都献给了科学。他把自己的房间改为实验室，从事物理和生理学实验。一位科学家曾要求看他的图书馆，笛卡儿指向他正在解剖的1/4只小牛。有时他也像培根一样，谈及科学使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与拥有者”后，人类自然而然得到的许多实际利益。他的主观强调和对演绎法的信心，常常导致暧昧不明的结论，但他在多个科学领域都很有创造性。他坚持科学应该以数学形式中量的说明，代替中古物理含混的质的抽象概念。我们已提到他曾发展了解析几何，也概述过微积分。他解决了立方加倍和三等分角的问题。他创立以起首字母代表已知数，结尾字母代表未知数的用法。他发现折射定律似乎与斯内尔无关。他研究以滑轮、斜面、杠杆、虎钳、轮轴等小方法推动大力颇有成果，而且得出惯性、撞击、冲力等定律。他也许曾暗示帕斯卡大气压力随高度递减，虽然他犯了一个错误，宣称世上除了帕斯卡的脑袋之外绝对没有真空。他暗示每一个体都被其四周旋转的涡动分子以球层方式包围——与现在的磁场理论不无相合之处。光学方面，他正确算出折射角，分析光线被眼球水晶体改变的程度，解决了望远镜球体像差的校正问题，设计出没有像差的椭圆或曲张镜片。
他解剖胎儿并加以说明。他解剖（他告诉我们）“各种动物的头颅以确定记忆、想象等作用储存于何处”。他实验反射动作，也解释打击临近时眨眼的原理。他的情绪理论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卡尔·兰奇（Carl Lange）类似：情绪的外在原因（如我们看见一只危险的动物）会自动而同时地生出反应动作（飞奔）和对应情绪（恐惧）。情绪是动作的伴随，而不是成因。激情源自生理，应该当作机械作用来研究和解释。它们本身并不坏，是我们生命之船的风，但是若不受理性的节制，就会奴役与毁减一个人的人格。
除了上帝和理性灵魂外，整个宇宙可以视为机械的。记取伽利略和宗教裁判所的教训，笛卡儿谨慎地将这些概念当作假说来提出：假定上帝创造了物质，再赋予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世界根据机械法则而进化，不受任何干扰。在没有真空的宇宙中，物质分子的自然运动采取环行的方式，结果造成各种旋涡的动作。太阳、行星和星辰可能是由于分子集中在这些旋涡的中心而形成。正如每一个体被原子微粒涡包围——这解释了内聚力和吸力的成因——每个行星也被分子旋涡围绕，这种旋涡也使轨道中的卫星不致游离。太阳处在一个大旋涡的中心，行星一圈圈环行于外。这是一个有创见的理论，但开普勒后来证明行星轨道是椭圆的，此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笛卡儿认为，只要具有完备的知识，我们就可以把天文、物理、化学甚至生命的一切作用都化为机械法则，除了理性本身。呼吸、消化甚至感觉都是机械的。这一原理对哈维发现血液循环帮助非常大。笛卡儿很有自信地将机械观念应用在动物身上，因为他拒绝承认动物具有推理的能力。他也许是迫于宗教，不得不如此对待动物，因为他的“灵魂不朽说”是基于理性心灵的非物质特性。如果动物也有这样的心灵，它们也会不朽——这种说法对爱狗的人若没有什么，至少对神学家有很大的不便。
但是，人类身体若是物质的机械，非物质的心灵如何能作用其上，又如何借非机械的自由意志力量来统御它呢？这一点笛卡儿失去了信心，他绝望地回答说，上帝以神秘的方式安排身体与心灵的相互作用，远非我们有限的智慧所能了解。他暗示，也许心灵是借着松果腺对身体发生作用，该腺体恰恰位于大脑的中心底部。
笛卡儿一生最鲁莽的行动就是要求梅赛纳把《哲学的沉思》的样本送给各个思想家，邀请他们提出评论。伽桑迪在答复中以法式礼貌摧毁笛卡儿的论点。笛卡儿以实体论辩称上帝的存在并未使这位神父信服。霍布斯指出笛卡儿并未证明心灵独立于物质和大脑之外。霍布斯私下（根据约翰·艾布雷的说法）“常说笛卡儿若全心从事几何的研究……他会成为世上最好的几何学家，但他的头脑不适宜哲学”。惠更斯与霍布斯意见相同，认为笛卡儿以玄学的网织出了一篇传奇。
经过三个世纪的讨论，现在指出这个勇猛的第一个近代哲学“体系”的弱点并非难事。笛卡儿将哲学简化为几何形式的观念，使他不幸采用了演绎法，其中虽然有实验，却太冒险地依赖他自己的推理本领，以一个观念的清楚、明晰、生动直接程度来考验它的真实性是自取灭亡。因为在这个基础上，谁敢否定太阳绕地球而转动呢？说上帝存在是因为我们对完美而无限的生命具有清楚、明晰的概念（我们有吗？），又说那个清楚、明晰的概念可靠是因为上帝不会欺骗我们，这是和笛卡儿推理行星轨道为环形一样可疑。这个哲学与它摒弃的中古经院哲学观念一样漏洞百出。蒙田的怀疑比笛卡儿更基本、更持久，后者只不过把传统的谬论除去，以容纳自己的谬论而已。
即或如此，他的科学论点中仍有足够使他畏惧宗教迫害的内容（如果玄学中没有的话）。虽然他宣讲正统的信仰，他的宇宙机械论仍使神迹和自由意志陷入危险的境地。他听说伽利略被判刑（1633年6月），立即放下他的《宇宙论》（Le Monde），他本来计划连贯他所有科学作品和成果的。他悲哀地写信给梅赛纳：
这件事给予我强烈的影响，使我几乎决定烧毁所有原稿，至少也不再展示给别人看……如果它（地球转动）是假的，我哲学中所有的原理（世界机械论）也将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互相支持着……但我绝不出版任何使教会不满的作品。
他死后，《宇宙论》只有少数片断被公布出来。
攻击不是来自（在他活着的时候）罗马教会，而且来自乌得勒支大学和莱登大学的加尔文教派神学家。他们认为，他维护自由意志对宿命论而言是危险的邪说，也以为他的机械宇宙论距离无神论只有一步之遥。如果宇宙只需要上帝最初的一推就可以自己进展，那么上帝失去那个创始力只是时间问题。1641年，一位乌得勒支教授采用笛卡儿体系时，该校校长吉斯伯特·伏蒂斯（Gisbert Voetius）说服该城官员禁止这种新哲学。笛卡儿回击伏蒂斯，伏蒂斯尖酸回辩又被笛卡儿举证反驳。法官宣召这位哲学家去见他们（1643年）。他拒绝前往。判决对他不利，他在海牙的朋友们居间调停，法官们仅发布禁令，不准继续攻击或维护笛卡儿的概念。
他得到伊丽莎白公主友谊的慰藉，她当时正与她的母亲，波希米亚废后伊丽莎白女选帝侯住在海牙。《方法论》出现的时候（1637年），公主只有19岁，她阅读它时惊喜于哲学竟会如此易懂。笛卡儿遇见她后，也喜见形而上学竟能如此美丽。他以一席迷人的奉承语向她献上《哲学原理》。她后来在威斯特伐利亚担任修院院长度过一生（1680年）。
笛卡儿现在在荷兰不像以前那么快乐，常常拜访法国（1644年、1647年、1648年）。路易十四的新政府给了他一笔年金，激发了他的爱国心（1646年）。他争取到一个行政职位，但内战把他吓回荷兰。1649年2月，他收到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邀请，要他前去教授哲学。他迟疑着，但是终被她的来信吸引，信中以优美的法文表达她的心灵已为哲学“喜悦”深深倾倒。她派了一位舰队司令劝诱他，又派了一艘军舰去接他。他屈服了，9月，从阿姆斯特丹航向斯德哥尔摩。
他受到极好的礼遇，但在得知女王每星期要上课3次，而且总是在早上5点钟时，他吓坏了——笛卡儿素有迟起的习惯。两个月来他遵守皇家时间表，穿过冬天黎明的深雪，从房间走到女王的图书馆。1650年2月1日，他患了感冒，后来变成肺炎。2月11日逝世，死前他曾接受天主教的临终仪式。
他的座右铭是“隐藏得好的人也活得好”，但他死前很多年就已赢得国际声名了。大学摒弃他的哲学，神职人员在他的虔诚中嗅出异端的气息，但科学家为他的数学和物理学而鼓掌，巴黎的时髦人士也很欣赏他以简易、动人的法文写的作品。莫里哀嘲笑那些在沙龙中传播旋涡，却“不能忍受真空的博学女子”。耶稣会士至今还容忍他们这位杰出的学生，甚至平息了一位会内人士对他的攻击，但1640年以后他们撤回他们的保护，1663年他们协助将他的作品列入禁书目录。波舒哀和费内隆欢迎笛卡儿有关基本基督教信仰的证明，却认为诉诸理性对信念会产生危险。帕斯卡指责依靠理性就像随风飘荡的芦苇。
正是这种笛卡儿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激发了欧洲的心灵。封特内勒总结道：“是笛卡儿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比他哲学本身更令人佩服的推理方法，根据他教给我们的法则，他的哲学倒有一大部分是虚假的，或甚为可疑的。”笛卡儿式怀疑对法国——泛指欧洲大陆——的贡献可媲美培根对英国的贡献。它使哲学免于时间的束缚，勇敢地航向大海，即使它在笛卡儿作品中很快又回到安全而熟悉的港口，理性并未得到立即的胜利。在法国最辉煌的路易十四时代，传统和圣经仍然把持一切。那是帕斯卡和波舒哀的时代，而不是笛卡儿继承人的时代。当时荷兰正是斯宾诺莎和贝尔的年代，英国则是霍布斯和洛克的天下。种子正在萌芽了。
笛卡儿的作品对法国文学和艺术很有影响。他的文体是清新的改革，他的哲学对一切人开放，很少哲学家能用如此迷人的亲切手法来表达思想，描述理性的历险就像弗洛伊萨特（Froissart）描写骑士丰功伟绩一样生动。简洁可读的《方法论》不仅是法国散文的杰作，它在语言与概念方面都为法国古典时代——在文学与艺术的定则、智慧与节制，为礼仪和演说——立下典范。它强调法式心灵适宜的清楚、明晰的概念。它的擢升理性成为古典体裁的首要原则：
爱理性吧；让你的作品
单由其中获得光辉与价值。
200年来法国戏剧成为理性的修辞，与情感的狂烈竞争着。也许法国诗歌受到笛卡儿的伤害：他的语气和机械论，使想象力和情感少有容身的余地。在他之后，拉伯雷沸腾的混乱，蒙田不拘形式的闲谈，甚至宗教战争猛烈的紊乱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高乃依的理性论，拉辛的严谨统一，波舒哀合乎逻辑的虔诚及路易十四王朝与宫廷的法律、秩序、形式和礼仪。笛卡儿曾漫不经心地参与开创了一种新的法国哲学与生活方式。
他在哲学方面的影响也许大于康德以前的任何近代思想家。马勒伯朗士是他的分支。斯宾诺莎自己学习笛卡儿逻辑，阐述时发现了它的弱点。他在自传式的片断作品《谈改进了解》中模仿《方法论》，在《伦理学》中采用哲学的几何理想，他“人性枷锁”的讨论是基于笛卡儿的《心灵的激情》。自伯克利到费希特的近代哲学理想主义传说，就是起源于笛卡儿强调思想是我们直接得知的唯一实体，正如经验主义的传统由霍布斯传到斯宾塞一般。但笛卡儿也提出了理想主义的解药——一个完全机械式的客观世界的概念。他试图从机械角度来了解有机和无机作用，给生物学和心理学一个很冒险却很有成果的原动力。他对感觉、想象、记忆与意志所做的机械分析，成为近代心理学的主要来源。17世纪后，法国与笛卡儿一同支持正统，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于他有条理的疑惑、他对理性的信任及他使用物理和化学的同类名词来注释所有动物的生命，而找到丰富的基础。这位法国人的骄傲，也由于他对法国心灵的丰厚影响，而得到合理的辩护。
理性和信仰的“大辩论”渐以有意识的形态出现，但它的近代史才开始。回望1558年至1648年的90年间，从伊丽莎白到黎塞留，从莎士比亚到笛卡儿，我们看出这个引人的论点仍然局限在基督教的范围中，局限在以《圣经》为“圣道”的各种宗教信念中。只有少数零零散散的声音，暗示基督教本身也应该接受考验，暗示哲学应该很快摒除所有超自然信仰的形式。
这些冲突初步发生后，天主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仍然高高在上，宗教裁判所仍然散播着它的恐怖与阴影。在意大利，古老的宗教采取更具人性的形式，以艺术美化生命，以希望滋润死亡。法国妥协了，基督教信仰在人民之间仍然很有力、受欢迎，无论天主教徒或法国胡格诺教徒都不例外；上层阶级则以怀疑为乐，把虔诚延到死亡前夕。尼德兰呈现理性的妥协，南方省份仍信天主教，加尔文教派则在北方得到胜利。在德国，新教受了一位法国主教的拯救。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则维持他们原有的忠诚，而匈牙利与波希米亚再度成为教皇的辖区。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教成为国家的法律，但瑞典女王宁肯选择罗马的教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建议联合罗马教规与国家自由，但英国新教分成许多宗派，表现了它的活力，也将它的生命孤注一掷。
在种种军队与教条的倾轧中，科学正努力减轻迷信与恐惧。它发明或改进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它设计对数和小数系统，改革历法，发展解析几何。它已幻想要把一切现实化为代数方程式。蒂丘·布拉赫曾耐心地重复观察，使开普勒得以确立行星运转的法则，启迪了牛顿宇宙法则的看法。伽利略正以始无前例的大型望远镜显示了新的、更大的世界，也在宗教裁判所的大厅中演出了科学、神学之间戏剧化冲突的一幕。哲学方面，布鲁诺企图以哥白尼的名词重新孕育神祇和宇宙，终于使自己活活被烧死；培根召唤智者从事科学，为后来的世纪写出它工作的范畴；而笛卡儿怀着他对宇宙的疑惑，正给予“理性时代”另一个方针。道德与礼仪也由于信仰的变迁而定型。文学受到这个冲突的感动，哲学家的概念也在马洛、莎士比亚及约翰·多恩的诗中发出回响。与正在兴起、散播、激发、改变欧洲甚至世界心灵的信仰与理性之争比起来，所有敌对国家的战争与革命，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