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和他的合法妻子泰蕾兹及岳母，于1756年4月9日迁入埃皮奈夫人的别墅。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快乐，他欣赏鸟儿的歌唱与啁啾、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和树叶的芳香，享受林间独自漫步的静谧。散步时他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笔，以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
但他生就不是一个能享受清静的人。他的敏感使每件麻烦加倍地复杂，甚至制造出更多的麻烦。泰蕾兹是一个忠实的家庭主妇，但不是他心气相投的伴侣。他在《爱弥儿》一写道：“一个有思想的人不应该娶一个不能与他共同思想的妻子。”可怜的泰蕾兹没有什么头脑，对文章更是一窍不通，她将身心全委之于他，她容忍他发脾气，也许还和颜悦色相对，她允许他和乌德托夫人之间近乎越轨的行为。而据我们所知，除了博斯韦尔报道的一段插曲外，她一直都很忠实。但这么单纯的妇人如何能应付激荡了半个大陆、心智范围这么广阔、变化这么多的一个人？我们且听卢梭本人说：
当我告诉读者……从看到她的第一刻开始，直到我现在下笔为止，对她，我一丝爱意都没有，我从不曾希望拥有她……在她感到很满足的生理需求，在我只是性而已，而且绝非发自个人的意愿，读者不知将有如何想法？……我的第一个需求，最大、最强烈，也是最得不到满足的完全在我的内心：希望有一个近亲（精神上的），尽可能亲密。这种奇特的需求，是最亲密的肉体结合无法满足的，那需要两颗心灵的结合。
泰蕾兹可能有相对的抱怨，因为卢梭这时已停止履行夫妇之间的义务。1754年，他曾向一位日内瓦的医生述说：“我遭受最残忍的痛苦为时已久，由于无法治愈的闭尿症的侵扰，那是尿道阻塞引起的，通道阻塞以致连名医达朗的导管都伸不进去的程度。”他声称1755年以后就停止了与泰蕾兹之间的一切房事。他又说：“直到那时我都很好，从那时起我变得很有品德，或至少热衷于德行。”
他的岳母勒维塞夫人与他们住在一起，使三角关系极为敏锐。他以抄写乐谱和出售作品的收入，尽力维持她们的生活。然而勒维塞夫人还有其他的女儿，她们需要嫁妆。格里姆、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为卢梭的妻子和岳母筹措了一笔400镑的年金，并约定不让卢梭知道，以免伤害他的自尊（根据卢梭所说的）。勒维塞夫人把大部分的钱留给自己及其他的女儿，又以泰蕾兹的名义举债。泰蕾兹偿还债务，将年金的事保密很久，最后卢梭发现了，对他的朋友如此羞辱他，他大发雷霆。他们则力劝他在冬季来临之前搬离这处隐居之地，这更增加了他的愤怒。他们力争这个别墅不适于寒冷的天气，即使他的妻子受得了，他的岳母忍受得了吗？狄德罗在《私生子》一剧中写道：“好人生活在团体中，只有坏人孤独地生活着。”卢梭认为这话是针对他说的，于是他们之间开始了一连串的争吵，而和解只不过是休战而已。卢梭认为格里姆和狄德罗是嫉妒他在森林中寻觅到的宁静，而试图把他诱回腐败的城市。在写给他的恩人埃皮奈夫人（当时在巴黎）的一封信中，他坦白而有见识地透露了他的个性：
我希望我的朋友是朋友而不是我的主人；劝告我但别试图左右我；对我的心意思想可以有所要求，但不能干涉我的自由。以友谊之名，人们干涉我的事情而并未让我知道他们的事，我认为这很特殊……他们迫切地需要为我做成千的事，令人感到厌烦。其中含有的恩惠的意味令人不耐。何况，任何人都能做得到……
作为一个隐士，我比其他的人更要敏感。假设我和一个住在群众当中的人吵架，对这件事他会略为介意，然后许许多多分心的事很快地就会让他忘了吵架的事。可是没有什么事会分我的心。辗转反侧，我整夜想着这件事；独自走着，我从日出想到日落。我的心没有喘息的时候，而一位朋友一天对我不好，会使我忍受几年的忧伤。作为一个病人，我有权享有一个病人因孱弱和情绪不佳所能得自朋友处的纵容……我穷，而我的穷困（对于我而言，似乎是如此）使我有权利思考……
因此，假如我愈来愈痛恨巴黎，你不必感到惊讶。除了你的信，我不要来自巴黎的任何东西。我也将不再在那里露面。假如你对这件事有意见，你可以畅所欲言，你有权表达你的看法。你的意见会受到善意的对待，却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她的确畅所欲言地回复了他：“把这些琐屑的怨言留给那些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的人去听吧！”同时，她经常探询他的健康和生活情形，替他购物，送他小礼物：
一天，天气冷得不得了，在打开一个包裹，检视数件我请她替我买的东西时，我发现了一件英国法兰绒制的小衬裙，她告诉我那是她穿过的，而要我改做背心。这种超乎友善的关切对于我而言显得如此亲切——仿佛她剥下自己的衣物来温暖我——我激动得不停地亲吻那张字条和那件裙子，我泪流满面。泰蕾兹认为我疯了。
在隐庐的第一年，他编纂了一部《音乐字典》（Dictionnaire de Musique），并用自己的话节录圣皮埃尔神父的23部论战争与和平、论教育、论政治改革的书。1756年夏天，他收到不知是谁送来的伏尔泰谈地震的一首诗。这次地震于1755年11月1日万圣节发生在里斯本，有1.5万人丧生、1.5万余人受伤。像世界上非基督徒一样，伏尔泰不解：为什么被认为慈悲的上帝，会选择一个全民皆为天主教徒的国家首都，施行这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而且是在早上9时40分，所有虔诚的人们在教堂祷告时。以一种全然悲观的心境，伏尔泰描述生命与自然在善与恶之间不稳定到残忍的地步。《忏悔录》中的一段说明了卢梭对这首伟大诗篇所做的反应：
惊异于看到这位被名与利压倒（恕我直言）的可怜的人，声称生命悲惨，并认为一切都不对时，我有了一个似乎狂妄的念头，要让他看看他自己，并证明给他看，一切都是对的。伏尔泰，他看上去信仰上帝时，事实上除了魔鬼以外什么都没有信，因为就他来说，他那伪装的虔诚，其恶毒除非在邪恶中，他得不到快乐。这个说法出自一位享尽荣华富贵者的口中，其显著的荒谬性尤其可厌。他沉浸在幸福中，却以他自己全都免除了的灾难的恐怖和残忍的意象，来陷他的同胞于绝望的境地。我比他更有权利数计和衡量人生一切的邪恶，我公正无私地审视过这些邪恶后，可以向他证明，所有可能的邪恶没有一件该归属于上帝，而其来源与其说是在于自然，毋宁说是由于人类滥用他自己的能力。
因此，1756年8月18日，卢梭寄给伏尔泰一篇长达25页的《天命》。开头是很漂亮的谢词：
先生，我在独居时收到你最近的一首诗。虽然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喜爱你的作品，而我认为除了你本人，没有别人会送给我这。我觉得此书既有娱乐性又富教育性，并从中认识了大师的手笔……为了此书及你的著作，我决心立刻向你致谢。
他劝伏尔泰勿因人类的不幸而责备上帝。大部分邪恶是由我们自己的愚蠢和罪恶造成的：
要知道大自然并没有把2万栋六七层楼的房子聚集在一起，如果这个大城市的居民分散得均匀些，灾害可能会轻得多，也许就没事了。大家可以在第一次震动时就逃避，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60英里外的地方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那么快乐。
伏尔泰曾说过，极少人愿意在同样的情况中再生。卢梭回答说对那些欢乐过度、对生活感到厌倦、没有信仰的富人确是如此。或者是那些四体不勤、不健康、好沉思、不满足的文人也是如此。可是，像法国的中产阶级或瑞士的村人之类朴素的人，情形就不是这样了。那只因为滥用生命才使生活成问题。何况，部分的不善可能对整体有好处。个体的死亡才可能造成种族生命的复活。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并不特居于某处，它守住整体，而把特殊事件留给第二因或自然法则处置。夭折，像里斯本的儿童遭遇的，也许是恩泽。总之，上帝是否存在对这件事并不重要，因为对不当的痛苦，他会给予补偿。上帝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理性所能解决的。信与不信，任我们自由选择。而对有启发性、能给我们慰藉的信仰为什么要拒绝呢？至于卢梭自己：“这一辈子我已受够了，我不想有另一辈子。任何形而上学的论点都不会使我对慈悲的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稍有怀疑。我觉得如此，我相信它，我需要它……至死我都维护这些信仰。”
这封信很和善地结束——卢梭表明他赞同伏尔泰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并告诉他：“我愿意像你那样做基督徒，而不喜欢数世纪前索邦神学院的那种形式。”他请求伏尔泰以他诗文的笔力与优美来编写一部民众教义问答，灌输人们道德法则，为他们在混乱的时代中指点迷津。伏尔泰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谢函，并邀请卢梭到莱斯代利斯做客。他没有正式反驳卢梭的论点，但间接地在《康迪德》一给予了回复（17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