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德夫林（Keith Devlin）：斯坦福大学H-STAR研究所执行主任，著有《数字人：斐波纳契的算术革命》（The Man of Numbers：Fibonacci’s Arithmetic Revolution）。
在这次Edge的年度问题中，关键的词组显然是“你的思维方式”，而其中的关键词则是“思维”。
如果我们想在网络论坛上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我们就要对互联网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这一事实进行说明。互联网也改变了我们做决定的方式。现在我选择航班时所掌握的信息比航空公司希望让我知道的多得多（也许西南航空公司例外，他们正受益于网上购票）。我选择酒店也是基于其他客人的网上评价，我的原则是对评价者进行辨别（我承认有时候这个方法不太准）：我会观察他们的语言习惯，判断他们是否与我是“同类人”，决定是否考虑他们的评价。
但是，上述情况是否算得上我思维方式改变的表现呢？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对于这次的年度问题，我们这些Edge评论员大概并非是最适合回答的社会群体，因为我们都经历了多年的训练，以某种分析的方式进行思考。特别是我们都习惯性地从收集信息入手，再质疑信息和我们的假设，并考虑其他可能的情况，并基于眼前的事实得出结论。
我们还习惯于将自己的结论公开给同行并接受检验。当然，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相信《圣经》的神创论，或者怀疑全球变暖是真实而危险的自然现象。有趣的是，这些情况并非完全没有，不过我想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我反思自己近来是如何进行脑力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互联网已经对我造成了大幅度的影响。但是它改变的是执行过程（例如在某些场合下，我得出的结论或者我呈现它们的方式），而非背后的思考过程。
为了人类的未来发展，我希望所有与我一样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家们都应这样。探寻结论的科学方法已经服务了好几代人，它使我们获得了祖先们无法想象的生命长度和质量。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被互联网所提供的盲目的“群体智慧”所取代，那么我们就真的将面临严峻问题了。群体智慧，以谷歌搜索为代表，在几乎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为我们提供几乎最佳的答案。
正是由于这两个“几乎”，人们总是运用群体智慧而不对其进行质疑，也许在网上订机票、酒店很方便，但实际上还是存在危险的，即便是局限于专家群体内部。举例来说，在几十年前，科学团体的群体智慧还说板块构造论是无稽之谈，而现在这已经是被广泛认可的理论了。
很明显，传统分析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板块构造论，科学研究者们的态度就从排斥转变为基本上全盘接受。
上述例子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认为一些训练有素（前提很重要）的人去质疑全球变暖与基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论是一件好事。我们的结论需要不断被质疑。关于选择哪一方的问题，我的态度是开放的。不过，若要做出选择，我需要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而迄今为止，证据还是非常缺失的。与此同时，我将继续接受双方的理论。
对我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次的Edge年度问题所暗示的现象是：互联网是否改变了出生于网络时代的人们——所谓数字原住民的思维方式？只有时间可以回答这一问题。
生物可以逐渐改变以适应环境，大脑也是具有高度可塑性的器官，因此我惊奇地发现，这一问题的答案也许会是肯定的。另一方面，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克里夫·纳斯（Cliff Nass）等人最近的研究显示：数字环境对我们思维方式的改变是有一定限度的。
另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是：互联网是否引领着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构造了一种全球共有的思维（至少是使用互联网的人）？对于“思维”的概念，我能想到的最实际的定义方式是，将其区别于情感和自我反思意识等大脑活动。基于这一认识，我想问题的答案也是肯定的。这种发展必然会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改变人类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