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比较一下罗尔斯的正义观和柏拉图的正义观。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为此柏拉图在护卫者、武士和生意人之间划下“永恒固定的界限”，让每一类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城邦中只做符合天性的事情。可问题在于，《理想国》的正义观并不确保每个人真正能够实现他的天性，更与个体选择无关，而是受到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比如血缘、出身、受教育的程度，并且最终诉诸那个荒诞的“金银铜铁”的传说。罗尔斯的正义观不诉诸高贵的谎言，试图尽可能地减轻道德任意性的影响，确保每个人拥有实现其潜能的社会基础，就此而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比柏拉图，更能实现正义的理想——因为他为每个人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提供了真正的可能。
也许有人会说，罗尔斯的理论是一种乌托邦。罗尔斯对此并不否认，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它并不虚无缥缈，而是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罗尔斯说：当我们在构想一种政治哲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建构这么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他可以让我们身处在现实社会当中的人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完全可以是另外一副样子，从而对生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现实中的人，让他们抱有一种生活的希望。
我想用罗尔斯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讲，同时也是结束我们这趟哲学之旅的最后一讲：“如果一种使权力服从其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正义社会不能实现，而人民又往往不遵从道德，如果犬儒主义和自我中心已变得不可救药，我们便会和康德一样发问：人类在这地球上的生存，还有什么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