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世纪——世界音乐史中的北非
在世界史的想象中，北非历来是中介地带的典型代表（locus classicus）。从地理上看，北非通过地中海连接着欧洲，但是撒哈拉沙漠将其同非洲其余部分隔开。从历史上看，为欧洲提供文化基础的许多因素都始于北非，例如古埃及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影响。从神学上看，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因历史悠久的神话和神秘主义而始终受惠于北非。北非也作为“他者性”开始的边界，介于欧洲所了解的因素和陌生的因素之间。北非是相遇的经典之地，其能够在世界音乐的形成中发挥作用，应该理解为那是不断相遇带来的结果，这几乎已不令人意外。
在中世纪，可以声称主宰世界历史和文化舞台的，是北非而不是欧洲。确实，是北非伊斯兰教，而非欧洲基督教，支持了文化进步，这些进步体现在科学、医学和艺术领域，真正波及到了全球范围，大致始于公元9世纪，直至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始。世界史是将世界，实际上是将天地万物作为主题的史学，其发明者是北非人——14世纪伟大的博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1332—1406）。今天我们知道他是思想家和作家，完全有能力发明世界史。他是外交官，他的职位将他从西班牙送到了大马士革，因此他的游记成为丰富的民族志。他是虔诚的神秘主义的穆斯林，或称作苏非派信徒，因此他的宗教观特别富有伊斯兰教的启示。他是历史的著述者，在14世纪70年代就努力撰写一部世界史，这项任务所涉的范围太广，因而他后来只完成了三卷绪论部分：《历史绪论》（Muqaddimah）。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也关注到了音乐，确切说是世界音乐。从今天音乐人类学角度看，伊本·赫勒敦实际上表现得非常现代，即使我们不一定接受他所有的研究成果。例如，他提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音乐，他提到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气候的影响。他认为，音乐能够以深刻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行为，如激励人们去打仗。音乐发挥了强有力的影响，但是音乐扎根于周详的理论体系之中，其规则和结构是学者们能够感知和理解的。伊本·赫勒敦作为苏非派信徒，也还是承认，音乐有许多方面是人类所不能理解的，换言之，音乐的力量也源于其神圣性。在整个《历史绪论》里，音乐似乎同伊本·赫勒敦对世界历史本身的看法不可分割。
不管中世纪北非的音乐在世界史的存在是什么状况，它对欧洲音乐史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用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写作的穆斯林理论家，比如法拉比（al-Fārābī）和伊本·西拿（Ibn Sīnā，其拉丁语的名字阿维森纳［Avicenna］更为人所知），他们的著述深深影响了欧洲基督教修道院关于音乐的思考。北非对音乐及音乐科学影响如此深远，以至后代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因而忽略了阿拉伯音乐在欧洲音乐中的存在。比方说，阿拉伯音乐理论里的测音工具乌德琴，它的弦能够呈现最接近人声的听觉特征，理论家可借以判断音阶结构、解释声音的物理学特性。我们可以从地中海东部追溯到这种乐器，在那里它的名称是al-‘ūd（意为“木头”；在阿拉伯语里，al-是冠词），该乐器以这样的名称，随着伊斯兰教穿越北非，到达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的它的名称被改为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式的la-ute（la是冠词），接着在日耳曼语系中进一步被改成Laute，在英语里变成了lute。
作为中介性的地带，北非的音乐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这些文化所形成的多种音乐的汇聚，对于该地区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除了存在产生了器乐和声乐经典的古典阿拉伯音乐外，北非也是俗乐中无数地方性变种和混合变种之乡，或者说是民间音乐的发源地之一。例如，柏柏尔人的音乐与阿拉伯古典传统大不相同。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如柏柏尔人，长期以来拥有自己丰富的叙事传统，尤其突出的是其中的伟大史诗组歌“西拉里”（hilali）。在北非西部（“马格里布”［Maghred］，具有阿拉伯特征的西方化名称），伊斯兰音乐混合着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产生了所有混杂的古典传统中最伟大的一种，即安达卢西亚音乐。经过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15世纪90年代犹太人和穆斯林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驱逐出去。由此，北非很快又产生了新的古典混杂的传统，尤其是赛法迪（Sephardic，西班牙系犹太人的）传统，他们的通用语拉地诺语（ladino）是西班牙语的一种旁系语言。
如果将北非定位于欧洲边缘，许多欧洲学者当时不会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在那里可以发现自己过去残存的音乐，乃至完整的曲子。因为在航海大发现时期，欧洲思想开始对世界开放，北非就在近旁，因此，现代欧洲之初的音乐思想家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地区，将其看作是一个实验场所。北非当时也许是一个他者性质的世界，但它又不完全陌生。那时人们不一定将现代之初的凝视目光对准那么精细的一个目标，因为尚无证据表明，这个目标可以进一步作为观察欧洲历史的透镜，然后越过欧洲的过去而追溯到地中海东岸音乐本身的开端。人们对音乐世界史的兴趣日益增长，不能从这一趋势中排除北非音乐，因为北非音乐确实造成了这一历史。
从18世纪至今，与伊斯兰世界、北非和中东的相遇，在欧洲音乐里比比皆是，以至有时候我们会再次忽略这样的可能性，即没有“他者”的音乐，也许就不会有某一种西方音乐。无论是在从莫扎特（Mozart）到威尔地（Verdi）的歌剧脚本里，还是在现代管弦乐队的管乐和打击乐声部里，西方音乐都集合了伊斯兰世界的元素，似乎要抹平这些元素所带有的差异。然而，差异并没有被抹平，因此一些音乐学者开始捉摸北非究竟给了欧洲什么。例如，音乐学者纪尧姆-安德烈·维约托（Guillaume-André Villoteau）跟着拿破仑派遣的科学考察队去了埃及，后来发表了关于那个地区的百科全书式的两大卷著作。随着欧洲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强化其殖民入侵，音乐学者也出现在那里，收集更多证据并将其系统化，那些证据可以让他们把“他者”的音乐塑造成他们自己的音乐。学者和各种著述者把凝视的目光转向北非，常常给我们带来对音乐的一些最透彻的描述，例如出现在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小说里和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的故事里的那些细节。北非音乐的中介性也见其笔端，这主要是因为在审视那种中介性时，他们自身也是关键性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