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政治学
伊拉斯谟这一代人目睹了政治理论和人文主义发展史上两部最有影响的著作的问世。这两是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主论》（1513）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1516）。今天，这两都被视为论述如何维护政治权力和创建理想社会的不朽经典。它们也是两位作者在16世纪上半叶各自对人文主义与政治之间关系体验的特定产物。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写于佛罗伦萨共和国垮台（1512）、美第奇家族重掌政权之后。马基雅维利曾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职14年，后来被卷土重来的美第奇家族解职，并一度入狱。《君主论》的意图在于，利用他的政治经验“探讨君王治国之术，并为其制定规则”。作者以犀利的笔触论述了统治者应如何攫取和巩固权力。马基雅维利作结道，如果他的建议被“巧妙地付诸实施，它们将会极大巩固新统治者的地位，迅速强化他的权力”。马基雅维利的人文主义训练背景以及他直接从政的经验让他发表了一系列声名狼藉的看法，这些看法既来源于古典作家，又受到当时的政治事件的影响。“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者就要准备不按道德规则行事”；为了保住政治权力，他应当“撒谎成性、言行不一”，随时准备“背叛变节、冷酷无情或残忍无道，而且无视宗教戒律”。
马基雅维利写此书是为了个人获得政治起用（就他的情况而言，是再次起用）。他把《君主论》题献给佛罗伦萨新的寡头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朱利亚诺（Giuliano de'Medici）。作者称这是“我乐于为您服务的象征”。马基雅维利在书信中承认，“我渴望这些美第奇统治者开始起用我”。《君主论》体现出马基雅维利企图向美第奇建言如何掌控绝对政治权力。马基雅维利推导出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必然的政治结论，对于如何保住权力提供了最具说服力和最为现实的论述，以供新统治者借鉴。他的人文主义准备迎合一切当权政治意识形态，不管它是寡头的，还是民主的。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在于，美第奇不为他的效忠表白所打动。他无缘再获政治高位，在他于1527年去世之际，《君主论》仍未付梓刊行。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也与他本人担任公职的经历密切相关。莫尔是伊拉斯谟的密友，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法律和希腊文学者。他翻译过琉善（Lucian）的作品，用英文和拉丁文写过诗。1517年，他进入了亨利八世的政务委员会，1529年担任大法官。在此期间，他为亨利写了许多政治和神学小册子。莫尔是西塞罗心目中有教养的人文主义者的典范——能够把个人的哲学冥想与公共演说和参与公民世界中的政治与外交事务结合起来。
这一微妙的平衡贯穿了《乌托邦》全书。这是以学者间的拉丁文对话形式写成的，直接模仿了柏拉图的那本人所共知的、论述理想国度的著作——《理想国》。它开篇写道，莫尔作为亨利八世的外交代表来到了安特卫普。他的朋友引见他结识了拉斐尔·希斯洛第，一位刚从乌托邦岛返回的冒险家。后者向他详细描述了乌托邦这个理想的“共和国”，在那里，“一切东西都是公有的”，“没有人当乞丐”，离婚、安乐死和公共医疗被视为天经地义。
莫尔本人真的相信他所虚构的理想社会景象吗？有几条原因使人认为，他对于自己笔下的乌拉邦持有矛盾态度。“乌托邦”这个词是一个双关语，是根据希腊文生造的，它既可表示“幸运之地”，又可表示“乌有之乡”。“希斯洛第”这个名字也有“空谈能手”的意思。莫尔认为，在乌托邦的“法律和风俗”当中，有许多“实在是荒唐”，但他也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愿意我们的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征能够实现”。这些内容严重限制了他对这个想象中的社会的赞同。
纵贯全书，莫尔既不赞同也不反对那些他所探讨的有政治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范围广泛，从私有财产和宗教权威到政府公职和哲学玄思。这并不是因为他优柔寡断：在政治上，他不能让人看出他支持某一立常作为一名老练的政治顾问，莫尔必须施展他的修辞本领，为那些经常互不相容或相互矛盾的说法和信念辩护，以便为国家服务。乌托邦只是一个背景，他借以讨论与他本人所在世界相关的一系列议题。如果他的分析遭到质疑，他总还可以辩解说，他赞成的是相反的立场，或者指出乌托邦说到底只是虚构出来的：它是子虚乌有之地。
《乌托邦》凸显出莫尔能够雄辩有力地论述一系列有争议的议题。这些议题时刻影响到他的雇主，他的雇主也期望他就此提出相关建议。莫尔写《乌托邦》之际，正值他政治事业的顶峰，因此他的见解需要相当地慎重，而且要有政治灵活性。这就是《乌托邦》的观点和风格如此扑朔迷离的原因。相形之下，赋闲在家的马基雅维利可以在《君主论》中比较明确地和基于政治现实去论述政治和权力。至于之后莫尔反对亨利离婚，这与其说是出于讲究原则的伦理立场，不如说是他基于宗教原因而作出的政治误算，结果令莫尔身首异处。无论是他的《乌托邦》还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都显示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政治机会主义。
从彼特拉克到莫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灵活地服务于任何在政治上于己有利的恩主。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个个宣称《君主论》和《乌托邦》这类著作与它们自己对权力和权威的主张相吻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仍在对现代人文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然而，正如本章所论证的那样，人文主义并不是像它经常自诩的那样，是对人性理想化的颂扬，而是有其坚实的实用主义内核。许多人在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遗产问题上受到误导，而实际上它比这些人所认为的远为含糊矛盾，其部分原因即在于，它的言辞仍旧如此具有诱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