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龙古生物学研究的衰落
似乎矛盾的是，道罗在恐龙研究中堪称巅峰的卓越工作，以及他在20世纪20年代作为新的古生物学流派之“父”得到国际公认的声望，却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实用意义开始在更大的自然科学舞台上急剧衰减。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古生物学，尤其是恐龙的研究，出人意料地停滞了下来。继那些令人激动的早期发现，尤其是在欧洲的那些发现之后，是更加引人注目的“骨化石战争”，它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里席卷美国。这集中体现在激烈的——有时甚至是狂暴的——发现和命名新恐龙的竞争上，其特点相当于学术界的“蛮荒西部”。这场竞争的核心人物是爱德华·德林克·科普（Edward Drinker Cope，他是儒雅谦逊的利迪教授的门徒）和他的“对手”、耶鲁大学的奥思尼尔·查尔斯·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他们雇用成群的暴徒冒险进入美国中西部地区，尽可能多地采集新的恐龙骨骼。这嘲战争”的结果是科学出版物的疯狂发表，这些文章命名了大量新的恐龙，其中有许多名字在今天仍能引起反响，例如雷龙、剑龙、三角龙和梁龙。
在20世纪早期，欧美之外的一些地方也有引人注目的发现，部分原因也是出于偶然，例如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和探险家，是神话般的“印第安纳·琼斯”的原型）在蒙古的发现；以及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沃纳·詹尼斯（Werner Janensch）在德属东非（坦桑尼亚）的发现。
更多新的恐龙不断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并命名；尽管它们成为了博物馆引人注目的中心展品，但古生物学家们除了在已绝灭动物的花名册上增添新的名字以外，似乎什么都没做。失败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一些人甚至用恐龙作为基于“种族衰退”的绝灭理论的例子。总的论点是，它们已经活得太久了，因而它们的基因组成完全衰竭，不再有能力产生该类群作为一个整体生存所必需的新特质。它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恐龙仅仅是动物构造和进化过程中的一次试验，并最终与地球擦肩而过。
毫不奇怪，许多生物学家和理论家开始越来越带有偏见地看待这个研究领域。新的发现尽管令人兴奋，这一点无可否认，但似乎没能提供可以导向任何特定方向的资料。这些发现需要借助既定的科学程序来对这些动物进行描述和命名，但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兴趣似乎基本上都集中于博物馆学：说得残酷一点，当时这项工作被看成相当于“集邮”。恐龙，以及许多其他化石的发现，为人们提供了化石记录中丰富多彩的生命画卷的一瞥，但除此以外，它们的科学价值似乎令人怀疑。
几个因素证明了这种观念转变的合理性：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有关颗粒遗传规律（遗传学）的著作（发表于1866年，但在1900年以前一直被忽视）为达尔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机制。在20世纪30年代，孟德尔的成果与达尔文的理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达尔文主义”。孟德尔的遗传学一下就解决了达尔文对自己理论最主要的困扰之一：有利的特征（即孟德尔新术语中的遗传基因或等位基因）如何能够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在19世纪中叶，人们对遗传机制不甚了解，达尔文曾假定，特征或性状——根据他的理论，就是受到选择的特征——在遗传给下一代的时候被混合了。然而，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因为达尔文意识到，任何有利的性状如果在一代代繁殖的过程中被混合，就自然会被稀释而不复存在。新达尔文主义极大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孟德尔的遗传学使该理论具备了某种数学上的严谨，而且这一恢复活力的学科迅速催生了新的研究方法。它导致了新的遗传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而1953年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的DNA模型，以及行为进化和进化生态学领域的极大发展更是使其达到了顶峰。
遗憾的是，这片丰饶的知识沃土并没有为古生物学家带来明显的益处。人们无法研究化石动物的遗传机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20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似乎没有给进化研究的学术突破提供实质性的证据。达尔文已经预见到古生物学在他的新理论范畴中的局限性。他运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推理认识到，对于有关他的新进化理论的任何争论来说，化石的贡献都是有限的。在《物种起源》专门论述“化石记录的不完整性”这一主题的章节中，达尔文指出，尽管化石提供了地球上生物历史进程中进化的实物证据（回到以前进化论者的论点），但可惜的是，岩石在地质时期的连续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化石记录都是不完整的。达尔文将地质记录比作一本描绘地球生命历史的书籍，他写道：
……在这一卷中，只有这里或那里的一个很短的章节被保存下来；在每一页上，也只有这里或那里的少许几行。
（达尔文，1882，第6版：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