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伯来书》：作为神学的传道
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和《罗马书》都可以相对准确地定位到具体的历史年代，相比之下，匿名的《希伯来书》的写作背景等最基本的问题仍旧悬而未决。我们不知道作者身份、写作地点或写作对象。最精确的推测也只能确定它大约写于保罗那个时代，最多晚10年。《希伯来书》在《新约》中的出现很像其中对古代祭司麦基洗德（Melchizedek）的描述，“无父、无母、无族谱”（《希伯来书》7:3）。
通过作品的结构可以做出一些推断。它是用《新约》中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希腊文写成的，修辞运用娴熟。这说明无论是其作者还是其读者都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而经文和典故的大量运用表明作者非常熟悉律法书的符号世界。作品中没有真正的书信要素，文末的祝福好像是后来添加的（13:23—25）。确实，《希伯来书》的风格完全是口语化的，很可能本来是一次讲道，后来被记录下来并传递给读者。
同样，作品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其创作对象情况的线索。虽然标题“致希伯来人”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最初的听众从种族上来说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作者讲到了“新的契约”（8:13），但从没暗示说“亚伯拉罕的子孙”（3:16）不属于这约。相反，作者提到，神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就像如今上帝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一样（1:1—2）。听众也是基督徒：听者已经领受了洗礼，接受了“关于基督的基本道理”（6:1—4）。事实上，距离他们加入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他们最初的热情已经有所消退（10:32—35）。
教会成员正面临“离弃”真道或背教的危险（《希伯来书》6:4—8，10:35，12:12—13）。他们已经开始忽略教会（10:25）。他们的疲倦跟所遭受的苦难有关。他们不需要去殉道（12:4），但教会有些成员被关进监狱，还有一些人被剥夺了家产（10:34）。对于新参加宗教运动的成员来说，这样的经历让他们感到非常耻辱，使得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是否继续保持忠诚（10:33）。还有一个事实：他们所敬拜的那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2:2），而这种死法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耻辱的。牵涉到这样带着耻辱的事实难道不是一种耻辱吗？那种起源于耻辱、并会导致耻辱的痛苦经历会让成员灰心，甚至背叛。
因而，演讲者面临的挑战是说服听众坚持信仰，并给出保持忠诚的理由。他的论证的基本形式在犹太人和希腊人中都很常见。由小而大的论证采用的是“如果……那么……”形式的类比论证：如果在较小的事情上是如此，那么（可以推断）在较大的事情上更会是这样。这种单一的论证形式贯穿了整部作品，使其在修辞上呈现连贯性。
在所有的类比中，总有某种因素保持不变。就《希伯来书》而言，这个不变的因素就是那位神，祂一直在晓谕祂的子民，在呼召他们。不同的因素在于神通过谁向祂的子民讲话。在过去，神通过“先知”讲话。《希伯来书》中所说的“先知”指的是神和以色列之间的所有中介，包括天使（1:5—2:2）、摩西（3:1—6）及由亚伦（Aaron）（摩西的兄弟）的后代担任的祭司（7:1—28）。而此时，神借着祂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晓谕民众。因而，《希伯来书》要论证的一个关键是证明耶稣比他之前出现的神的代理者更有优越性。
这一点基本上不是理论上的。神过去的应许——即神的子民会安然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会获得财产和荣耀——是基于对那位做出应许的唯一神的忠诚（见《申命记》28:1—30:20）。背叛的威胁同样真实：在旷野中濒临死亡，而不是到达应许之地；被流放到万国之中，而不是待在应许之地。
对《希伯来书》而言，无论应许还是威胁，只要是跟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的，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神的儿子成了神的代理者，具有至高的权力。神的应许不是在地上生活，而是与神同在的生活（4:1—13）。因此，威胁同样可怕：从民众中被剪除，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6:5—8，12:25—29）。《希伯来书》的论证并不仅仅是神学上的（即不仅仅与基督的本性有关），还有着突出的实践性（关注听众的未来）。因此，在整个传道中，它在修辞上交替使用解释和劝告，并在11:1—40和12:1—29分别达到解释和劝告的顶峰。
《希伯来书》突出表现了地中海象征世界的两个方面，而这在《新约》的其他作品中并不那么显著。首先是柏拉图的观点。到公元1世纪的时候，从柏拉图那里产生的某些观念虽然还并不普遍流行，但也已经广泛传播，这种情形很像20世纪晚期，一些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人交谈时会使用“弗洛伊德观点”。这种柏拉图的观点可以（过于）简单地描述为物质与理念二元论。它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本体论上的：形式（noumenal）的理念世界比短暂易朽的物质表象（phenomenal）领域更真实。第二个方面是认识论上的：真理与真实的事物（即精神领域）相关，而在身体领域，只可能存在意见。第三个方面是价值论上的：理念领域比表象领域更好。简单来说，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真实、更好。
在亚历山大的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等希腊化的犹太人中间，这种柏拉图式的观点支配了对于以色列（希腊文）经典的阅读，因而，“天”可以被解读为理念领域，而“地”则是短暂现象出现的场所。例如，对于逃离埃及、到达迦南的文学故事，寓意式解读可以将之理解为逃离恶行、实现美德，甚至可以解读为摆脱身体的束缚、实现纯粹的精神。这种把《圣经》式宇宙论与柏拉图概念相结合的做法在《希伯来书》中也能找到。当基督被高举到“神的右边”（《诗篇》110:1；《希伯来书》1:13）成为主的时候，《希伯来书》认为耶稣已经获得永生，不会再有任何改变。耶稣被高举是从现象世界向理念世界的运动，后者的世界比他在世上的情形更真实、更好。相应地，基督给那些追随他的人提供的应许是比任何地上居所更好的永恒“天家”（11:10，16，13:14）。
相比其他《新约》作品，《希伯来书》也更热衷于使用古代仪式的象征，尤其是献祭仪式。其他作品可以把基督的死视为一种献祭（见《罗马书》3:21—26），但从不会把基督本人描述为一位祭司。在讲到基督被高举为主的那一篇诗篇中（《诗篇》110:1），《希伯来书》找到了大祭司的形象：“耶和华起了誓，决不后悔说：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10:4；见《希伯来书》7:21）借着被高举，耶稣同时成为永久统治的君王和永远献祭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把这些因素组织起来，从本体论和道德上对基督进行论证。在本体论层面，基督是神与人之间的完美中介（9:15），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希伯来书》维护了基督完全的神性（1:2—2:9），但同样也明确强调基督拥有完全的人性（2:10—18）。不过，道德上的论证表明，基督的中介角色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作为人，他通过所遭受的痛苦学习顺服，从而朝着完全成为“神子”的方向不断前进（5:7—10）。死亡的那一刻，看似彻底的终结，实际上却是对神的临在的全然开放。基督把人性带到了神的临在中（10:11—21）。
《希伯来书》的核心部分（第5—10章）集中比较了古代以色列的献祭仪式与基督的祭司工作。跟终有一死的利未祭司不同，基督永远活着（7:23—25）。更重要的是，古代祭司只能实现外在的、仪式上的清洁，而基督则可以洁净人的内在、人的良心（9:8—14）。在与神的同在中，基督永远作为人的祭司，并因此始终坚守那个应许：让他的追随者分享类似的神圣生活。
《希伯来书》包含了很多对于背弃信仰的负面警告。不过，其中最有力的告诫却是正面的。作者呼吁读者，要“趁着还有‘今日’”（3:12—13）赶快回应神的呼召，要朝着耶稣已经到达的天家努力前进（4:1—11）。跟天家相比，世上的物质损失根本微不足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1:1—40，作者点出了所有《圣经》英雄的名字，这些人“因着信”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对神的忠心，他们知道真正的家不在地上，而在天上（11:13—16）。现在，对于作者劝导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12:2）的那些人来说，这群人成为了“如同云彩的见证人”（12:1）；他们始终抱有到达耶稣所居之地的希望（12:22—24），因而能够借着受苦前进，借着受苦走向成熟（12:3—13）。
在《希伯来书》中，耶稣既是救赎的理由，又是信心顺服的榜样。他作为信心的典范，表现在下面这句简单的话中：“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12:2）作者期待读者也能够“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为知道“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13:1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