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康德的二元论
18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批判康德哲学的附带的效果是，启蒙主义对于理性的信念似乎比以往更为可疑了。正如贝瑟尔所说，“康德并不是在阻挠而是在煽动理性的自我毁灭，走向深渊。”对康德的这种看法在哲学上是否可以得到证明，这显然是另一个问题。关键在于，围绕着如何界定欧陆哲学传统的一系列争论都离开了这个观点，而我的观点则是，欧陆哲学只能基于这一点加以理解。
让我最后回到前面的论证，即康德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需要统一的二元论。这是由被康德视为他的最好批判者的哲学家提出的反对意见之一，他就是萨洛蒙·迈蒙（Salomon Maimon）。迈蒙的批评发表在1790年的《论先验哲学》中。他的核心论点是，康德处于先验唯心论核心的知性与感性之间的二元论很是极端和深刻，它阻止了先验概念与经验直觉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这就是说，先验演绎的论证正是由于康德为了实行这种演绎提出的二元论而变得无效了。这就是某些欧陆哲学家喜欢说的“施为性的自我矛盾”。
这里重要的是要看到，迈蒙的批评是如何为后康德主义哲学确定了基调，我们如何克服康德体系中致命的二元论呢？我们需要的是某个更高的统一原则，它可以免于这些批评。费希特和德国唯心论正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费希特把这个统一原则确定在主体活动之中。理论与实践的二元论被统一到主体的自我反思，即自由意识之中。这就是费希特在著名的《知识学理论》（1794）中探讨的观点。与之相反，对年轻的谢林来说，这个统一原则是力或生命的概念，这在他早期的自然哲学中得到了表述。在黑格尔看来，它就是精神概念，在叔本华那里，它就是意志概念，对尼采来说就是权力，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实践，对弗洛伊德来说就是无意识，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存在。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补充。这里的关键是，欧陆哲学的主要问题都出自对康德的批评，因此也必须在这个背景中加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