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惩治学士尹牡图
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十九日下了一道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牡图所奏之非。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乾隆又多次下诏历数尹奏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强调盛世太平。尹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乾隆为何会如此的气愤不平?是是非非，让人难以理解。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乾隆也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政治强人。乾隆帝即位之初，承袭前期诸帝余绪，亦能乾纲独断，文治武功，开疆领土，均有可观，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末期，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的潜伏与发展，这时已不可避免地大大激化起来，成了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然而，追根求源，导致清王朝中衰的根源在于以“十全”功业著称的乾隆帝。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黩成风，从此吏治腐败就成为疯狂侵噬大清帝国肌体的毒瘤和不治之症，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败。
乾隆皇帝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牡图按职责上疏言事，指出近来规定总督、巡抚等大员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代其罪是不妥的制度，因为督抚如能自请罚银而免于处罚，则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此一制度“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勿之念”。
尹牡图奏中所指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胁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因而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所说欠妥，作为内阁学士也是合理合法的。几千年来臣工进奏，被采纳或有真见的也没有几份，大多都是“报闻”而已，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弄得满朝震动，沸沸扬扬。但乾隆阅过此上疏之后当即就大为不满，下谕指责尹牡图是“贪渎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他认为尹牡图这样说，可能已经知道实有弊情，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查实治罪。
尹牡图是个书生，性情秉直，不知其奏已经触犯了晚年皇帝贪图享乐的要害，反而实话实说，他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等省体察到商民对官吏多没有好评。然而，他所指责的范围太广，涉及之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贪污之员，各省的吏治都是废弛，全盘否定。事实上他的矛头对准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全国各省的府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就是徇情、党庇的劣臣，这成千上万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败透顶，都该予以清出?照此追下去，当今皇帝也免不了责任。年老又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素以爱民如子自诩，自封“盛世”的万岁又怎能不生气?
因此，局势必然朝着不利于尹的方向迅速发展。尽管尹牡图所说确是实情，切中了要害，但晚年的乾隆已变得老态龙钟，刚愎自用。他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厉指责尹的上谕以及尹本人。乾隆在看见尹牡图奏稿的当日即下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还辩解称“若如尹牡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虚词阿谀……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情形全无所知”。令尹牡图将何省亏空等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就是“自蹈欺罔之咎”。
尹牡图面临指责，怎能一下子说得清楚。他不能公然指斥皇帝，只能“虚誉朕勤政爱民”，又“不能指实一人一事”。乾隆帝已把他置于对立位置，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牡图去各省查仓库，看有没有亏空。乾隆在朝廷上如此发怒斥责尹牡图，下面早已风传，做好了挪补的准备，加上庆成所至省府先“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所以走遍了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这一下，尹牡图大败亏输，乾隆帝大骂尹牡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尹牡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封建社会的官员，本是在依附皇帝的前提下为民为君着想，尹牡图一看皇帝变了脸，又是这么个盘查方法，只能“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了。大学士九卿等大吏一看，哪里肯放过，“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
其实，乾隆帝心里也明白，所以又拉回来说：“尹牡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牡图之据实直谏，加以如此无理指责，并几乎加以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权势压人横不讲理。这种作法，当然阻塞了言路，危害了吏治，贪污欺骗之风盛行。乾隆的做法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他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过、转败为胜、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变成了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皇帝。他对尹牡图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了。其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其实纵贪即害民；说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他自夸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时却是和珅贪贿专权、乱政误国。可见，乾隆帝是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其贪财好货、庇护奸佞、文过拒谏已使“盛世”逐渐转向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