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多次文化洗礼的波斯，又将进入另一个充满朝气和艺术创作的新时代。沙赫·伊斯梅尔一世创建萨非王朝时（1502—1736年），波斯境内是许多小王并立的混乱局面：伊拉克、亚兹德、塞姆南、菲鲁兹库赫、迪亚巴克尔、卡尚、库拉桑、坎大哈、巴尔干、克尔曼和阿塞拜疆等都是独立的小国。阿塞拜疆的伊斯梅尔经过一连串残酷的战役后，征服了这些公国的大部分，占领赫拉特和巴格达，再度设大不里士城为一个强盛王国的首都。人们拥戴这个本国的王朝，以这个王国带给他们的联合和势力为荣，并以一种新兴的波斯艺术来表达他们的精神。
伊斯梅尔的父亲死时，他只有3岁（1490年），立志争得王座时年方13岁，而自己加冕为波斯的沙赫时就是13岁。同时代的人说他“英勇有如斗鸡”“如农牧神一般有活力”，健硕的体格、宽肩、蓄着发怒的胡须、炽热的红发；左手挥舞一把万能的刀，只要佩挂弓，他就活像奥德修斯再世，10个横排着的苹果他可以射中7个。据说他“温柔如少女”，却杀死自己的母亲（或继母），下令处死大不里士城300名娼妓，屠杀的敌人更是数以千计。由于他名气甚大，在波斯境内“上帝早已被遗忘”，有个意大利游客说：“人们只记得伊斯梅尔的名字。”
伊斯梅尔成功的秘诀是宗教和他的胆识。波斯的宗教叫什叶——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的“党”。什叶只承认阿里和他的12个嫡系后裔是他们正统的苏丹——圣王（imams）。由于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根据教义，每个阿里的嫡系后裔都有治理教会和政府的神圣权力。就像基督徒相信基督会再度降临世上建立他的王国一样，信奉什叶的人也相信第12代圣王——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并未逝世，有一天必会再度出现，并把他恩赐的政权建立在世上。同样地，正如同新教徒指责天主教徒其宣称接受传统和《圣经》是建立正确信仰的指引是错误的一般，信奉什叶的人也指责信奉正统伊斯兰教的人——就是那些认为正义的“路”（Sunna）存于《古兰经》中，也存在于穆罕默德的朋友和门徒传下来的言行之中的人。新教徒拒绝向圣徒祷告，封闭修道院，信奉什叶的人也不赞成苏菲的神秘，并且封闭了伊斯兰教苦修僧的寺院。这些寺院就跟修道院在欧洲全盛时期的情形一样，一度是待客和慈善中心。新教徒称自己的信仰为“真教”，信奉什叶的人也自称为“真信徒”（al-Ma-minum）。什叶的虔诚信徒不跟逊尼（Sunnite）派同桌共食，要是信奉什叶的人的食物上有基督徒的影子掠过，整桌食物都会被认为不干净而弃置。
伊斯梅尔自称是第七代圣王的后裔，因此就用第7代圣王作为他这个新王朝的名字。伊斯梅尔宣布什叶是伊朗的国教，也是他奋斗的神圣楷模，同时联合忠贞的人民起来抵御包围着波斯的逊尼派穆斯林，这些人东有乌兹别克人和阿富汗人，西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他的战略成功了。虽然他很残酷，却被尊奉为圣徒，他的子民深信他的神力足以保护他们，有些上战场时竟拒穿甲胄。
赢得热烈的拥戴后，伊斯梅尔自信其战力足以向邻国挑战。一度统治过特兰索西亚纳的乌兹别克人已把势力延伸到库拉桑，伊斯梅尔从他们手中夺得赫拉特城，并将他们逐出波斯。在东部安定之后，他又挥兵向西攻打奥斯曼人。两种宗教相互以神圣的情绪迫害对方。据一个不可靠的说法，苏丹塞利姆在开战之前把境内4万名什叶教徒杀害或拘禁（1514年），伊斯梅尔也把大不里士城内逊尼教徒吊死一部分，同时强迫其余的人每天祈祷时咒骂头三个苏丹是篡夺阿里的权力的人。然而，查尔地兰（Chaldiran）一役之中波斯人发现什叶挡不住“狰狞的”塞利姆（Selim the Grim）的炮火，苏丹占领大不里士城，并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北部（1516年）。伊斯梅尔在手下叛变之后撤退，回到首都。文学在他狂热的王朝之下衰微，艺术却因其爱好极为兴盛。他保护画家比扎德，并宣称他值波斯的半壁江山。伊斯梅尔统治24年之后以38岁的英年去世，王位传给他10岁的儿子（1524年）。
沙赫·塔马斯普一世（Shah Tamasp Ⅰ）是个无信的懦夫、忧郁的享乐者、无能的君主、严厉的法官、艺术的爱好者、虔诚的什叶教徒、子民的偶像。也许他也有一些史书上未曾记载的美德。不断地强调宗教固然增强了政府的力量，却也干扰了政事，因为政府批准了十几次战争，使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教从1508年分裂到1638年。结果使基督教占了便宜，因为苏里曼大帝为了与波斯交战而中止了向西方的进击，斐迪南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说：“只有波斯人妨碍我们，破坏我们两国。”1533年，格兰德·韦策尔·艾伯拉罕·帕沙（Grand Vizier Ibrahim Pasha）率领一支土耳其军队攻入阿塞拜疆城，以巴结波斯将领的方式把各个城堡逐一占领，最后不费一兵一卒攻下大不里士和巴格达两城（1534年）。14年后，苏里曼在和斐迪南休战期间率军攻打“红头流氓”（the rascally red heads，土耳其人对波斯人的称呼），占领31个城镇，然后举兵攻打基督教国家。1525年至1545年，查理一再与波斯会谈，据推测可能是想联合基督徒和波斯人共同抵御苏里曼。波斯攻占埃尔泽荣城时西方喜出望外。然而1554年苏里曼回来蹂躏大片波斯领土，强迫塔马斯普签订和约，规定巴格达和下美索不达米亚两个地方永远由土耳其人治理。
比这些黯淡的争战更有趣的，是安东尼·杰克逊为找寻通往印度和“华夏（中国）”的陆上商道而向特兰索西亚纳和波斯行进的那次冒险旅程。“恐怖的伊凡”对这件事却表现得极为热情，他在莫斯科欢迎杰克逊，并派他驻波哈拉（Bokhara）当乌兹别克统治者的大使，同意让英国货物免税运进俄国，沿窝瓦河而下，渡过里海。在海上遭遇一场暴风雨后，杰克逊继续前行至波斯，抵达夸斯温城（Qasvin，1561年）。他在该城把波斯人认为是一个僻远的野蛮小国王后致塔马斯普的致敬信呈递宫廷。夸斯温人拒绝签订商约，而在杰克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时，他们命令他出境；“我们不需要不虔诚的人的友谊”，他们这么告诉他；而在他离去时，一个仆人在这位基督徒脚印上洒上细沙，以免什叶派的王宫被脚印玷污。
塔马斯普的逝世（1576年）结束了穆罕默德各王朝中第二长、也是最悲惨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除了被放逐的巴布尔（Babur）写的那些迷人的回忆录外，没有值得称道的杰出文学作品。萨非艺术仍未达全盛时期，在这两个朝代里已经开始产生灿烂精致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前后22个世纪中可作为波斯的代表。伊斯巴罕城哈荣·艾·维拉亚（Harun-i-Vilaya）的陵寝表现出波斯式设计的全部技巧及镶嵌细工彩陶的最佳色彩与切割技术：一个复合的半圆顶覆盖于穆罕默德受难纪念大寺院的正门。还有一座马斯基德·艾·贾米建于施拉兹（Shiraz）城，可惜已为岁月湮没。
有些为书稿做彩饰的人和撰写书法的人的细腻作品远比建筑的碑石流传得更为久远，再加上细心的照料，使书本在伊斯兰国家几乎成为崇敬的偶像。骄傲的阿拉伯人迷上他们使用的那种富线条美的文字字母，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波斯人更把这种书法当作艺术，拿它来装饰清真寺的正门和壁龛、兵器、陶器、地毯等东西，同时把他们的经典和诗人的手稿抄录保存，使其留传后世。正如同清真寺集合了10余种艺术于一体一样，书籍也动员了诗人、撰书人、做彩饰的人和装订工，他们携手合作，其敬业和虔诚的程度并不亚于修建清真寺的人。
以彩饰使书籍增色的艺术繁荣于波哈拉、赫拉特、夏伊拉兹和大不里士等地。波士顿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夏伊拉兹城的阿尔·夸瓦姆（Arraji Muhammad al-Qawam）签过名的菲尔多西所著的《沙赫—纳马》（1552年）；克里夫兰城博物馆也有一本穆施德·阿尔·加蒂布（Mushid-al-Kiatib）做彩饰的墨宝（1538年）；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更珍藏了尼扎米的《哈姆苏》（Khamsu）抄本的首页，真可说是大不里士城彩饰和书法的最佳范本（1525年）。当比扎德选定大不里士城作为其定居之地时（约1510年），穆施德·阿尔·加蒂布彩饰的中心也跟着移到该城。查尔地兰战役期间，沙赫·伊斯梅尔把比扎德和专事书法的马哈茂德·尼沙普里（Mahmud Nishapuri）当作至宝，把他们藏在山洞里。比扎德的弟子阿恰·米拉克（Aqa Mirak）在大不里士城画了一幅这个时期小画像的杰作之一——《库斯鲁与希林登基》（Khosru and Shirin Enthroned，1539年），该画现存大英博物馆。米拉克又将技艺传授苏尔丹王子穆罕默德·努尔（Muhammad Nur），王子生在富豪之家，他在沙赫·塔马斯普宫廷里成为“无价之宝”，因为他在书法与为书籍做彩饰方面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而且他擅长设计书本封面和地毯的图案。1539年至1543年他抄录，同时还为尼扎米的那本《哈姆苏》画插图。大英博物馆珍藏的一巨页上画着库斯鲁国王骑在粉红色的马背上的情景，画中的他凝视着绿色、棕色、金黄色的树叶丛中，半裸着在银色的水池中沐浴的希林。色彩更夺目的是另一幅画，画中有一先知骑着长了翅膀的飞马布拉奇凌空而去造访天堂与地狱。图中的形象都极柔和，然而有意地、也为了宗教上的理由而使这些人和动物都缺乏独特之处。艺术家追寻的是装饰而非表现，从主观上说，他衡量美重于真，可能办得到，而客观地说，则又不可能。这些小画像使波斯的书籍彩饰达到其华丽的最高峰。
纺织品和地毯得到同样的钟爱，有着同样细致的图案。虽然这几个王朝的纺织品没有流传至今，但是象牙上的小画像有这种图画。在地毯方面，萨非王朝的设计师与工匠都是极优异的。地毯似乎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础之一。穆斯林并非坐在椅子上进餐，而是在铺有地毯的地板或地上进食。特制的“祈祷用地毯”，上面通常织有宗教符号和《古兰经》文，以用于穆斯林虔诚的伏拜。送礼给朋友、国王或清真寺时，有很多人喜欢用地毯。塞利姆二世登基为奥斯曼苏丹（1566年）时，沙赫·塔马斯普就送给他20块大地毯，还有许多小地毯。有些设计专家把地毯的图案大致分为花园式、花卉式、狩猎式、花瓶式、菱形纹式、奖牌式等。除了这些基本形式之外，尚有蜿蜒的阿拉伯式、中国式的云状轮廓、只有被正式介绍之后才了解其秘密含义的符号、增添图案活力的动物、使线条更加优美愉快的花草树木；在这错综的整体之间奔驰着美学逻辑、线条上对位的和谐，比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的情歌更繁复，比戈第瓦（Godiva）的秀发更柔美。
16世纪上半期有些驰名的地毯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块是奖牌式的地毯，在丝质的经络上有3000万个羊毛打成的结（每平方英寸上有380个结）；这块地毯在阿尔达比尔（Ardabil）城的清真寺里存放了好几个世纪，目前被分割后分别珍藏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院与洛杉矶的州立博物馆中。其卷轴装饰的一端织有哈菲兹的诗句，而在这个诗句之下又有这句豪语：“伊斯兰教946年（1539年）奴隶……卡尚的马奇苏德之作品。”同样存放于洛杉矶博物馆的还有另一块庞大的“加冕典礼地毯”，是1901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上使用过的。米兰城的波尔迪—佩佐利（Poldi-Peoli）博物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该馆未炸毁之前，也把亚兹德的丁·贾米所织、比扎德设计的狩猎地毯视为该馆最珍贵的宝物之一。杜温（Duveen）珍藏的“安哈尔特（Anhalt）公爵地毯”更以其金黄色的底配上深红、玫瑰红与绿蓝色的阿拉伯式彩饰而享誉国际。地毯和书本成为萨非王朝的波斯留给人类的无与伦比的杰作，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