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葡萄牙文学上，这是一个活泼的时代。探险的刺激，因扩展商业而增加的财富，意大利的影响，科英布拉（Coimbra）和里斯本的人文主义者，有教化的朝廷的赞助，共同促就了一个开花期，并很快因卡蒙斯（Camo?ns）的《卢西亚德斯》（Lusiads，1572年）诗作而达于鼎盛。一场快乐的战役蔓延于吉尔·维森特（Gil Vicente）的旧派和奥斯·奎亨蒂斯塔斯（Os Quinhentistas）之间。吉尔·维森特，“葡萄牙的莎士比亚”，以其简单的节目主宰戏院34年之久。朝廷对他微笑，并期望他以剧本来称赞（或庆祝）每个王室事件。国王与教皇争吵时，吉尔奉命讽刺教廷，其自由的程度，使在布鲁塞尔看他剧本的哲罗姆·阿林德以为自己正在中萨克森听路德讲话呢。这位多产的剧作家，有时用西班牙文写作，有时用葡萄牙文写作，有时两种均用，并插入了意大利文、法文、教会拉丁文、农民俚语等断简残篇。其剧本的动作，就像莎士比亚剧本中一般，常常被涌现于人们心中的抒情诗中断。同莎士比亚一样，吉尔是演员和剧作家，也是舞台经理，指导布景。而且，他是当时最好的金匠之一。
弗朗西斯科·萨·米兰达（Francisco Sá de Miranda）在意大利停留6年之后，于1524年回葡，并带回了文艺复兴的古典狂热。像法国的龙萨和七星诗社，英国的斯宾塞和菲利普·悉尼（Philip Sidney），他要以构塑主题、格律、风格于古典诗行中来使民族的文学尊贵起来；像约阿希姆·杜·贝雷，他把彼特拉克列入古典范围，并将其十四行诗介绍给国人；他用自己的国语写第一部古典悲剧（1550年），此前他已用古典的形式写了第一部葡萄牙散文喜剧（1527年）。他的朋友里贝罗（Bernardim Ribeiro）用维吉尔的风格作牧诗（或田园诗），而过着塔索式的悲剧生活：他热恋一个宫中贵妇而被逐；后来被原谅而恢复宠幸，却死于疯狂中（1552年）。
一群多彩多姿的历史学家把探险家的胜利记录下来。卡斯帕尔·科雷亚（Caspar Correa）到印度去，晋升为阿尔伯克基的秘书之一，公开谴责官方的腐化，于1565年被谋杀于马六甲。在其活跃的生涯中，他写了8册他所称的葡萄牙征印“简史”，充满了扩张的色彩。卡斯坦赫达（Castanheda）半生游历东方，花20年的光阴致力于《葡萄牙征印度历史》的写作。巴罗斯（Barros）在里斯本的行政部门服务40年，以不聚财而令其前任官员汗颜。他曾去过所有档案保存处，把资料收集起来，编成他仅称为《亚洲》的书，但该书后来以《十年》命名，因其4巨册中的3册，每一册都包含了某一个10年中发生的事件。除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的作品外，这部书可与当时的任何作品在秩序、精确和清晰各方面相比。骄傲的国家可能不会接受这两个例外，而给他以“葡萄牙之李维”的称誉。
卡斯提语现已成为西班牙文学语言。加利西亚、瓦伦西亚、卡塔罗尼亚、安达鲁西亚等方言残存于人们的语言中，而加利西亚语成为葡萄牙语，但卡斯提语在斐迪南、伊莎贝拉和西蒙尼斯的统治下，成为城邦和教会的语言，这使这一方言得到不可驾驭的特权并从当时以迄我们的时代，其男性的洪亮之音已影响到西班牙的文学。对语言的迷恋出现在这个时代的某些作家中。安东尼奥·古瓦拉立下了语言异想和修辞辞藻华丽的榜样，而他《领主的罗盘》（1529年）的译本助长了约翰·黎里（John Lyly）在其作品《艾福埃斯》（Euphues）中铸炼的夸饰文体和莎士比亚在其早期喜剧中铸炼的愚笨的文字游戏。
西班牙文学歌颂宗教、爱情和战争，对侠士的罗曼史的热情达到高潮，以致1555年其国会建议把罗曼史禁止。这项命令实际颁行于西班牙所属的美洲，若在西班牙果真强制执行的话，我们就见不到《堂·吉诃德》这了。在骑士书丛的净化中得到前牧师宽容的罗曼史之一是葡萄牙人蒙特梅约（Jorge de Montemayor）所作的《多情的狄安娜》，它模仿西班牙籍意大利诗人桑纳扎罗（Sannazaro）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Arcadia，1504年），又被悉尼的田园小说《阿卡迪亚》（1570年）模仿。蒙特梅约的散韵夹杂诗是意大利文学对西班牙文学产生影响的千例之一。胡安·波斯坎（Juan Boscan）把意大利剧作家卡斯蒂利奥内的《科尔蒂贾诺》（Cortigiano）译成散文，与原作甚为相宜，并接受威尼斯诗人纳瓦格罗（Navagero）的建议，使十四行诗的形式在西班牙通俗化。
其友加尔西拉索·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几乎用卡斯提语使这个形式达到完美的地步。像这时期的许多西班牙作家，他出身高贵的世家，他的父亲是斐迪南和伊莎贝拉驻罗马的大使。1503年生于托利多，他早期献身军戎。1532年，因逐土耳其于维也纳而声名大噪。1535年时，在突尼斯受包围中，两度重伤，几个月以后他在普洛凡斯参加查理五世徒劳无益的战役。在弗雷瑞斯（Fréjus），他自愿领导士兵攻击一座破城堡，他第一个登上城墙，头部受伤，不久因之而死，时年33岁。在其遗赠给友人波斯坎的37首十四行诗中，有一首敲出战争的调子：
比以前更大的诅咒存在
于我们的这个时代；以前
一切的诅咒仍一直在改变其面目，越来越坏；
而我们都感觉到战争的出现——
战争接近着战争，随之而来的是流亡、危险和害怕
而我们每个人都彻头彻尾地烦厌
于见到自己的血从矛（枪）上流下——
矛未中的，而自己仍然幸存。
有些人已失去其财物和所有的马具，一切都垮，
甚至是房屋和家人
太太的名字和记忆都已成灰。
那么战争的用处何在？为了国家的感恩？
为了小名气？为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总有人会写一，其用处我们可从中一窥。
他见不到，但成千的书纪念他。历史学家把他的死作为当时的主要事件记录下来。他的诗被印在携带方便的册子里，西班牙的军人把它带在口袋里转战各地。西班牙鲁特琴琴手把他的抒情诗谱成音乐，作为西式鲁特琴的情歌，而剧作家把他的牧诗变成剧本。
西班牙的戏剧著称于时代，不久将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剧本竞争。独幕喜剧、讽刺剧，或取材于通俗罗曼史的插曲被漫游的表演者表演于公共广场或酒店的庭院中，有时则在领主的别墅或皇宫里。继承吉尔·维森特给这种歌团提供节目的主要供应者罗佩·鲁埃达（Lope de Rueda）以他的波波斯（Bobos，小丑）之名——并给我们提供这个新字——闻名。
历史学家辈出。龚萨洛·费尔南德斯·奥维埃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被查理五世任命为新世界的史官，他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完成了浩瀚而秩序凌乱的《西印度通史及自然史》（1535年）以充数。在西班牙属美洲住了40年，他因采金矿而致富，并愤恨《印第安之破坏的简要关系》（Brevisima Relacion de la Destruycion de las Indias，1539年之后）一书，该书揭发了在美洲的矿场里土著奴工受剥削的残酷情形。1502年，拉斯·卡萨斯（Las Casas）与哥伦布一同航行，后来成为墨西哥恰帕（Chiapa）的主教，而且几乎为印第安人献出了一生。在致西班牙政府的陈情书里，他描绘土著因殖民者加诸其身的工作的严苛而急速死亡的情形。印第安人由于温暖的气候和简单的饮食，已习惯于偶尔的工作。他们未曾挖金，却已满足于从土地的表面或浅溪的河床上得到的金子，且仅用之作为装饰。拉斯·卡萨斯估计印第安的土著人口在38年间，已从1200万人（无疑猜测过高）减少到1.4万人。多米尼克教派和耶稣会的牧师与拉斯·卡萨斯联合起来反对印第安的奴隶制度，伊莎贝拉则一再公开指责之。斐迪南和西蒙尼斯规定印第安劳工征用条令，但这些绅士全神贯注于欧洲的政治时，他们对土著待遇的训谕多半被忽视了。
少数人为征服墨西哥而辩论。弗朗西斯科·罗佩兹·戈马拉（Francisco López de Gómara）提供这一征服计划的国会报告。德尔·卡斯蒂洛（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为了反抗，写了《新西班牙的征服史》（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a，1568年之后）——该书在称赞国会之余，谴责了弗朗西斯科把征服的所有光荣和利益都夺走，而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给像贝纳尔（Bernal）一样勇敢的战士。那是一本很迷人的书，充满行动的诱惑，胜利的乐趣，而且很诚实地对阿兹特克人（Aztec）的财富和光辉表示惊讶。“当我看到我周围的景色，我以为这是世界的花园。”然后他又说“所有的被摧毁了。”
这一时期最为成熟的西班牙历史著作和最有名的西班牙小说归于同一人。门多萨在斐迪南征服11年后生于格拉纳达；其父在被包围期中得到桂冠诗人头衔，并在城陷后成为该城的统治者。门多萨受教于沙拉曼卡、波隆那、帕多瓦等地，他在拉丁文、希腊文、阿拉伯文及哲学和法律方面接受广泛的教育。他以文艺复兴时代领主般的热忱，收集古典版本。他为苏里曼做了几宗宗教仪式后，苏里曼询问他将索要何种报酬时，他只想要一些希腊手抄本。他晋升到高的地位，为查理五世出使威尼斯、罗马和特伦特宗教会议。当转述来自查理的苛刻信息给教皇而受到保罗三世的指责后，他用西班牙贵族的傲气回答：“我是一个骑士，我的父亲也是，以一个骑士而言，完成我的主人的命令是我的责任，我不必怕你——圣皇陛下，只要我遵从对耶稣代理人的正当尊敬。我是西班牙国王的使者……作为他的代表，即使你不乐意，我仍是安全的。”
最近的研究，对欧洲文学第一本以恶汉及其冒险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托马斯的《拉撒路的生活及其冒险》——其作者是否是门多萨，表示怀疑。那虽然直到1553年才被印出来，但可能在许多年前就已写成了。比王族的地位稍低的家族的后裔竟把一个贼当成英雄，这可是令人惊奇的事。更令人惊奇的是最初有意做牧师的人，竟在他的故事里写下了对教士团很尖刻的讽刺，以致宗教裁判所禁止其再版，直到所有冒犯的部分被删除为止。拉撒路（Lazarillo） 是一个流浪者，做一个盲丐的向导，学得卑下窃盗的诡计，进而学会了较高级的罪恶，做牧师、托钵僧、私人牧师、州官副手、赎罪券出售者等人的仆人。即使是有些小聪明的青年贼，对赎罪券出售者为卖出其商品安排的奇异事情也会产生很深的印象。“我必须承认，我有时也受骗，而认为我的主人是神圣的奇迹。”这种嬉戏的叙述，形成了小说的风格。它激起了无数的模仿者，而以勒萨日（Alain Lesage）所作的最有名的《恶徒罗曼史》（Gil Blas，1715—1735年）达到顶点。
因为在一次争论中抽出菲利普二世的剑而被逐出宫廷，门多萨隐居到格拉纳达，作了随兴之诗，由于太不注重格律而在生前没有出版。他还在《格拉纳达史》中详述摩尔人的反叛（1568—1570年），由于公平而正直地对待摩尔人，找不到出版者，直到1610年才印了一部分。他以萨卢斯特为典范，试图与之抗衡，并从塔西佗处剽窃一两个主题。但大体而言，这是第一部超越编年史或史实的宣传，以哲学的观点加以解释、以文学的艺术加以表现的西班牙作品。他死于1575年，时年72岁。他是充满完人的时代中最完美的人物之一。
在这些急就章节里，良知常与时间竞赛，并警告急挥之笔说，像走马看花的旅客一般，只不过能潦草涂写到表面而已。多少出版家、教师、学者、赞助者、诗人、罗曼史作者和鲁莽的反叛者，半个世纪以来，为生产文学而努力，而一旦不朽的天才被一行描绘而轻轻带过时，他们的文学成就在此难免受到狭隘的限制，许多杰作未被指出名来，许多国家受到忽略。文学是自然发生的事。男人和女人从神学和战争中摆脱开来，休息片刻，然后去爱恋美的形式和真理及权力的幻想，接着把文辞加以铸造、雕琢并彩绘——直到思想披上艺术的外衣。智慧和音乐出现，文学兴起以让国家发言，以让时代将其精神注入模型中，它如此深受喜爱而相沿成风尚，结果时间本身会珍视它，经过千百次大灾难仍被人视为传家宝般的流传下去，文学延续时，必有其保存下来的充分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