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种意义而言，充满16世纪的宗教、政治和军事的戏剧性冲突只是表面的，历史的台前幕后以及人类与土地、风雨等自然力、贫穷和死亡的日子的永远斗争才是深刻而现实的戏剧。毕竟，在与为了食物、庇护所、衣服、健康、席子和生活所作的奋斗相比之下，教皇的敕令和新教徒的风暴，因错误观点而引起的杀戮，皇帝和国王之卖弄、继承、痛风、梅毒等，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16世纪，欧洲的乡村必须日夜提高警觉，以防狼、野猪和其他的威胁侵入羊群和家园。打猎仍是必要的：人类必须杀戮不然就会被杀。无数的昆虫、森林中的野兽和空中的鸟类，与农夫互争种子和辛勤工作的结果，而神秘的疾病毁灭了1/10的牲畜。雨水随时可能成为侵蚀性的急流或吞没人畜的洪水，直到所有的生命都凋萎了才止住。饥饿始终充斥于各个角落，而火的恐惧永不远离人心。疾病经常叩访，医生距离病患却很遥远。而且几乎每10年，瘟疫就会感染家人或周围的人，夺走亲人的生命。每5个出生的孩子中，两人死于婴孩时期，另一个则死于成年之前。至少每一世代有一次，征兵的官员为了军队而带走一个儿子，军队则烧毁乡村并破坏田庄。从最后能收成的谷物里，1/10或更多的数量归地主，1/10归入教会。快乐若非得之于孩童的欢乐，傍晚时家庭的游戏、欢歌笑语、酒店的狂饮和对另一更仁慈的世界抱着半信半疑的希望中，则现世的生活、身心两方面都太过艰难了。食物生产出来养城堡里的男爵、朝廷里的国王、讲坛上的牧师、城里的商人和工匠，及医生、教师、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最后而且也是最少量的，才是属于土地的奴隶。文明是靠有锄头的人为生的寄生虫。
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主要来自于大片土地取代小片土地。新获得土地的商人和资本家，为利益所驱使开进萧条的农业地区，增加产量的同时却给那里带来不幸。经营企业的进口商把含有磷和氮的肥料——在秘鲁海岸外，鸟排泄的粪——带进欧洲来。来自亚洲或美洲的植物和灌木被移植到欧洲的土地上，马铃薯、木兰树、龙舌兰、胡椒苗、大丽花、金莲花……也移植其上。1558年，烟草从墨西哥传入西班牙；一年以后，法国驻里斯本大使简·尼科特（Jean Nicot）把一些烟草的种子送给美第奇的凯瑟琳，如今香烟中的毒素（尼古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渔业随人口增加而成长，但宗教改革以准许星期五吃肉而给予鲱鱼业以短暂的打击。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矿业进步快速。纽卡斯尔于1549年输出煤。富格尔家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提炼矿物的方法，来增加矿物的产量。阿格里科拉（Agricola）把我们带进了16世纪的一个矿场：
主要的工人种类是矿工、铲工、绞盘工、搬运工、拣选工、洗濯工和熔炼工……一昼夜24小时中，被分成三个轮班，每个轮班7小时，剩下的3小时在三个轮班的间隔中，工人在这时进入或离开矿场。第一班始于早上4点，一直继续到11点；第二班始于12点，结束于7点；此两班是上午、下午的白天班。第三班是夜班，开始于晚上8点，早上3点结束。矿山监督不许强迫工人上夜班，除非有必要。若在那种必要的场合……他们点夜灯来保持警醒，为了不使他们自己因为时间太晚或太过疲倦而睡着了，他们以唱歌来减轻漫长而艰辛的劳作，而那些歌既非全无训练，也非毫不悦耳。有些地方，不允许矿工连续做两班，因为那样常发生由于工作过度疲劳而在矿场里睡着的事……别的地方则允许如此，因为工人靠一班的收入不能维持生活，特别是如果食物变得更昂贵时……
星期六劳工不工作，而去买生活必需品，星期天或假日也不工作，而去做礼拜。不过，若实际需要，就工作而不休息，因为有时水的冲袭，迫使他们去工作，有时候水突然落下来……而在这时，星期天工作并不违反教规。此外，这类工人都很健壮，而且天生习于劳作。
1527年，阿格里科拉被任命为朱彻姆斯塔尔（Joachimsthal）市的市属医生。在该矿城，他不久成为矿物学家。他带着热诚和魔力在该地或其他地方研究采矿和冶金学的历史与操作。20年的研究之后，他完成了《金属》（De le Metallica，1550年）一书，该书在这一领域为划时代的古典巨著，正如在同一时代的10年间哥白尼和维萨里所写的杰作。他以极精确的细节描述采矿和熔炼的工具、机械和过程，并请艺术家画图说明。首先主张铋和锑为真正的主要金属的人是他，他辨别了以前认不出来的20种矿物，他是第一个解释石层里的矿脉——流入地下的水把金属矿床带入而形成——成因的人。
采矿、冶金学和纺织品能得到大部分机械上的改进，应归功于这个时代。最早的铁路是为矿工在其上推、拉携带矿物的二轮车而设的。1533年，约翰·尤根（Johann Jürgen）把那时用手纺织的纺车加上了用脚纺纱的踏板，使织工的手得以自由，产量很快加倍。表的尺寸变小，准确性加以改进，而且被雕刻上名字、浮雕和花纹，着以彩色、镶上珠宝。亨利八世戴了一块每周只要上一次发条的小表。不过这一时期最好的表，每天也要走错15分钟。
交通与运输落在商业与工业之后。16世纪，邮政业务渐渐扩展到私人的通讯。商业革命刺激了造船业的改进：越来越深和越薄的龙骨有助于其稳定性和速度，桅杆由一增为三，帆则由一增到五或六。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不但在战争、爱情和衣着方面竞赛，在造船方面也互争长短，每人都为了命令与奇想而造船，富丽堂皇的船只上小燕尾旗飘扬着以显示其骄傲。在地中海，16世纪早期的船只，顺风时每小时可行10英里，但较重的船只行驶于大西洋，每天能行125英里算是幸运的了。在陆地上，最快的旅行是邮政的急差，日行85英里，但重要的消息从威尼斯传到巴黎或马德里也得花10天或11天。也许那时无人能欣赏使消息迟于到达而无采取行动的那种安慰。陆上旅行主要是靠骑马，因此房子进口的门上系着笨重的铁制系链环。马车增加了，但对于有轮的交通工具而言，道路并不太平稳。马车须配上6匹或更多的马来拉，才能通过不可避免的泥路，而每天的行程不能超过20英里。仆人抬的轿子仍由富家的女士使用，淳朴的人民则步行以横渡大陆。
不管道路和客栈如何，旅游很普遍。伊拉斯谟以为法国的客栈还不错，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女侍咯咯而笑，开着淫荡的玩笑，及“当你要走时，拥抱你”，而且“代价极低”。但他斥责德国旅店礼貌欠佳，脾气恶劣，动作慢吞吞，身手不干净：
你照顾好了马以后，你就得把靴、袋、泥和所有东西都带进暖炉房，因为那是所有来客的普通房间……在暖炉房间里，你脱去皮靴，穿上皮鞋，而且如你愿意，也可以换衬衫……在那里，一个人梳头，另一个……打嗝吐出蒜臭味，……在那里，人多嘴杂，正如巴别塔。以我的看法，再没有比拥挤一室、在同一蒸汽中，更为危险的了，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体在热气中敞开时……不必提……放屁，恶臭的呼吸……而且毫无疑问的，许多人有西班牙——或大家所称的法国——的梅毒（天花），虽然各国都有。
在有些客栈里，若情况真是如此的话，则在扩展经济网时，那些游商把乡村与乡村、国家与国家连在一起时所行的罪过，我们可以原谅之。每10年，有些新的贸易路线被开拓出来——如驻俄大使所开的陆上路线，成千的冒险家所开的海上路线。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交易于英国、里斯本、的黎波里、埃及、印度和墨西哥。热那亚在黑海、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西班牙有贸易的殖民地；它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和平相处，而把武器卖给与基督教国家作战的土耳其人。法国看到这点，便与苏丹们协商，于1560年后掌握了地中海的贸易。安特卫普接受各处来的货物，并转运到各地。
为了适应这种扩张的经济需要，银行家改进其服务和技术。因为战费随着由封建的征税——此税带给他们弓和箭、短枪和剑——改变为大量的民兵和雇佣兵——他们配备火器和大炮，由城邦付薪——而增加，政府从银行家借入空前巨款，而他们所付或付不起的利息建立或破坏了财政上的稳定。人民的储蓄有息地借给银行家，他们则用来投入工商业。票据取代了不方便的现款或货物。利率与其说因贷方的贪心而异，不如说因借方的可靠性而不同。因此，在付款快的商人控制的德国城市，可以5分利借入，而弗朗索瓦一世则要付10分利，查理五世付20分利。经济稳定后，利率就降低了。
从德国、匈牙利、西班牙、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场来的金和银，充盈了货币市场。珍贵金属新的供应正当时，因为货物较货币增加得快。亚洲来的进口货，一部分由出口货抵付，一部分由金或银抵付，企业和贸易感到沮丧的是物价的低落。在欧洲矿场的改进与银和金自非洲和美洲进口之后，贵金属的供应超过了货物的生产，物价上涨，事业兴隆，以金融为基础的经济驱逐了以行会控制土地或掌握工业为基础的旧经济。
行会在崩溃中，它们是在都市的自给自足和保护政策下形成的，组成的目的既不是建立资本或从远方的出产地购入大宗的货物，也不是利用工厂的生产和分配办法，也不会把产品送到远方的市场。从13世纪起，行会已发展成一个贵族的排他势力，而且使职工的情况很艰难，驱使他们沦入资本主义雇主的权力范围。资本主义者因受到利润的鼓励而活跃起来，他们知道如何募集资本，如何、何处买机器和原料，经营矿场，建立工厂，招募工人，区分劳工并使之专业化，开拓并扩展外国市场，资助选举并控制政府。美洲的金子成为欧洲的资本。在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中，有一种竞争的热心，商业的刺激，对生产和分配更合经济方法的热心追求，而这种主义不可避免地使过去迟缓的自足经济落伍了。在产品的量而非质上，新的制度超过了旧的，商人正大声地要求大量生产，以出口货来抵付自东方的进口货。
新的财富主要是由商人、金融家、制造者和在政府里的同伙分享。有些贵族仍借着拥有成百租户的土地，或具有供应羊毛给纺织工业的围栏来赚钱，但大部分拥有领地的贵族，发现自己受到国王和被商业控制的都市的挤压，他们在政治上衰微了，必须以家世来满足自己。劳动阶级与贵族共享通货膨胀的恶果。1500年至1600年，穷人烤面包的小麦的价格，在英国上涨150％，在法国为200％，在德国为300％。1300年，蛋在英国10打4美元；1400年，同量的蛋值5美元；1500年，为7美元；1570年，则为42美元。工资提高了，但很慢，因为受到政府的管制。英国法律（1563年）规定雇农年薪12美元，农场工人9.5美元，“男佣人”7.25美元。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床铺和膳食都被加到工资上去了。大体而论，16世纪经济的改变使劳工阶级比以前更为贫穷，在政治上更为薄弱。工人生产货物，货物则输出以抵付使少数人生活快乐舒适的进口奢侈品。
阶级战争自罗马的斯巴达克时代以来就带着几分不为人所知的酷烈形势，就以在西班牙的公社分子的反叛、德国的农民战争、英国凯特的叛变作为例证吧。罢工无数次，但被雇主与政府的联盟压制。1538年，英国布工行会受到雇主的控制，有如下规定：职工在雇主所立的条件下拒绝工作者，第一次冒犯须入狱，第二次则须受鞭笞和烙印受辱。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下所定的流浪罪法，太过野蛮，以致很少人敢不受雇。1547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一个强壮的人，若离开工作而流浪于国内作为流浪汉，则须在胸前烙个“V”字，送给邻居市民当奴隶两年，只能有“面包、水、少量的酒和弃肉”；若又游荡无业则犯者颊上或额上须烙印“S”字，并判终生为奴。为了英国的荣誉，这些法案才没有施行，而且很快撤销了，但他们表现了16世纪政府的主张。撒克逊的乔治公爵颁令道：在他的辖区内，矿工的工资不得提高，矿工不得离开而到处找工作，雇主不得雇用在他地煽动不满情绪者。童工得到法律公开的批准或默许。佛兰德斯的刺绣制造业，完全由童工做，法律还禁止超过12岁的女孩子从事此项职业。禁止操纵垄断、囤积居奇或高利贷的法律却被避开或不理。
宗教改革迎合新的经济。天主教会的性情，不同情“商业”。它谴责利息，给行会宗教上的批准，使贫穷神圣，申斥财富，使工人假日免于工作，假日之多，1550年天主教国家里一年竟有115个非工作日。这可能是天主教地区工业化和财富迟迟无法进展的重要原因。教会认定的神学家，已为民生必需品用法律规定“公正的价格”。托马斯·阿奎那称追求超过自己需要的金钱，是“有罪的贪心”，并规定多余的产物“基于自然律，应用以救助穷人”。路德采取同样的看法。但新教徒的一般发展，不自觉地和资本家的革命合作。宗教假日废除了，劳工与资本俱增。新宗教得到商人的支持，并回报之以友善。财富受到尊敬，节俭受到赞美，工作被鼓励为美德，储蓄冒险出借所得的利息被认为是合理的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