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温多维尔（Roger Wendover）在《编年史》（Flores Historiarum，1228年）一叙述某亚美尼亚大主教，在13世纪初访问圣奥尔本斯（St.Albans）修道院时，被询问到最近流传的某位曾与基督谈过话的犹太人仍在近东活着的事，大主教向众僧侣保证该故事属实。他的助手更补充说明，说主教在离开亚美尼亚前不久还曾与该不朽之人共过餐，那个人的拉丁文名字是卡尔托菲吕斯（Cartophilus），耶稣离开比拉特裁判所时，这个名叫卡尔托菲吕斯的人敲着主的背，一面吆喝着：“走快一点。”耶稣对他说：“我走，不过你必须等到我回来。”别的亚美尼亚人1252年访问圣奥尔本斯时也重复同一故事。流行小说根据这个故事加以渲染，换了一下流浪者的名字，叙述每隔约100年，这个人如何患了重病，昏厥之后，醒来时又是个青年，而对基督审判、死亡和复活的记忆却犹新。这个故事有一段时期从文字记载中消失，却在16世纪再度出现。兴奋的欧洲人都号称见过这位阿哈素鲁斯（Ahasuerus）——现在有人称为埃维格·犹德（Ewige Jude）或勒尤夫·埃尔兰特（Le Juif Errant）——有的说是在汉堡（1547年、1564年），有的说是在维也纳（1599年）、吕贝克（1601年）、巴黎（1644年）、纽卡斯特（1790年），最后还有说是在犹他州（1868年）见过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在逐渐失去信仰的欧洲当然极受欢迎，因为这等于是基督神圣与复活的明证，及他再度降临的新誓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谜可以说是一个忧郁的象征，代表着公元71年失去祖国的人民，在四大洲间流浪了18个世纪，忍受着迫害，直到我们现代这个不稳定的潮流中重拾其古代故居的故事。
散居异邦的犹太人在土耳其的苏丹和法国、意大利的教皇统治下，受迫害的程度最小。身为少数民族的犹太人得以安居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北非与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等地区。虽然柏柏儿人对他们勉强容忍，西蒙·杜兰却率领一批日益繁荣的殖民到阿尔及利亚。据拉比奥巴底亚赫·贝尔蒂诺罗（Rabbi Obadiah Bertinoro）于1488年描述的，在亚历山大港的犹太社区，人们生活安定，饮酒太多，盘腿坐在地毯上，走进聚会堂或棚之前必须脱鞋。逃难到土耳其的德国犹太人写信回家给亲戚时，兴致勃勃地叙述犹太人在当地享受的快乐优厚的生活环境。奥斯曼的国务大臣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锡安山坡建造聚会堂。有些住在西方的犹太人到巴勒斯坦朝圣，认为能死在“圣地”，尤其是死在耶路撒冷乃是幸运。
然而，这个时期犹太思想的中心与热心在不宽容的西方。在西方诸国中，犹太人在开明的意大利最幸运。他们在那不勒斯有幸与安茹的国王罗伯特结交。他们在安科那、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维罗纳、曼图亚、佛罗伦萨、比萨及文艺复兴的其他酝酿地都极为繁盛。伊拉斯谟在1518年说：“意大利有许多犹太人，西班牙却几乎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商业与财政在意大利颇受景仰，而从事这些行业的犹太人也被评价为对该行业极有贡献的从业者。这个半岛上已不再斤斤计较犹太人必须佩戴醒目的徽章，穿显著的衣服的老规矩，有钱的犹太人的衣着跟同一阶层的意大利人一样。犹太子弟也上大学，而且研究希伯来文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
偶尔也有像卡皮斯特拉诺（Capistrano）的圣约翰等神圣的仇恨者，会鼓动听道者要求全面施行对犹太人不利的“清教徒严法”（blue law）的规定，虽然卡皮斯特拉诺得到教皇尤金四世与尼古拉五世的支持，他的雄辩之才在意大利极为短暂。另一个圣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伯纳迪诺攻击犹太人最力，米兰、费拉拉和威尼斯等地的地方首长都命令他不得再乱叫，否则强迫他移居，特伦特城某犹太人家附近发现一名3岁幼儿尸体时（1475年），伯纳迪诺一口咬定是犹太人谋杀的。当地主教把特拉特城所有犹太人囚禁，其中有几个在刑罚之下供认他们杀死那个婴儿，并喝其血，当作逾越节（Passover）仪式中的一个项目。因此，特拉特城所有犹太人都被烧死。“小西蒙”（Little Simon）的尸体则在涂敷香料后拿来当作神圣的遗物展示，数以千计忠实的信徒到这个新祠堂朝圣。这个谣传的暴行的故事，向北经过阿尔卑斯山传到德国，强化了当地反犹太的情绪。威尼斯的上议会认为这一传说是宗教上的骗局，命令威尼斯辖区内有关当局保护犹太人。有两名律师由帕多瓦城赶到特拉特城调查证据，他们差点没被当地人民撕成肉丝。有人唆使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褒扬西蒙，但他拒绝了，同时下令禁止尊之为圣。然而，西蒙在1582年被行了赐福礼。
罗马城里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比任何其他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享受到更公平的生活条件与自由，一是由于教皇通常是受过教育的文明之士，二是罗马城被奥西尼和科隆纳两派人士分别统治，而他们彼此忙着相互攻击，无暇仇恨其他的人。也许是因为罗马人只顾及基督教做生意这一方面，对宗教并无狂热。当时罗马尚无犹太人居住区，城内大多数犹太人都住在台伯河左岸的塞普图斯·希伯来库斯（Septus Hebraicus），但他们并非必须住在那里不可。罗马城贵族的王宫也建造在犹太人的住宅区中，及靠近基督教教堂的犹太教会堂附近。这时仍存留着某些迫害方式：犹太人被课税以提供运动会的费用，而且被迫派遣代表参加。参加时半裸体，这违反犹太人的传统。种族的对立依旧存在。犹太人在罗马城的舞台上和嘉年华会的闹剧中被拿来当作讽刺的对象，不过通常犹太女人还是在舞台上以温柔、美丽的面貌出现。请注意马洛所著《马耳他的犹太人》（Jew of Malta）一巴拉巴斯（Barabas）和阿比盖勒（Abigail）两个角色，及《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一剧中夏洛克（Shylock）和杰西卡（Jessica）两个角色强烈的对比。
大体说来，教皇对犹太人的宽大已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尊基督为弥赛亚，而仇视犹太人认为弥赛亚尚未来临的信仰。宗教裁判所成立之时，教皇并未把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列入问罪的对象，他只传讯那些攻击基督教的犹太人，及企图使基督徒皈依犹太教的人。“大体说来，不肯宣称停止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教会“并不干预”，虽然政府和百姓不宽容他们。有些教皇为了缓和普遍的仇视，颁布了敕书。教皇克莱门特六世致力于此，把属于教会的亚威农城作为逃离专事劫掠的法国政府的犹太人慈悲的庇护所。1419年，马丁五世正式向天主教世界宣布：
有鉴于犹太人是依主的形象所做，而部分在他日终必获拯救，而且祈求吾人庇护：为遵循前人的做法，兹下令不得在其会堂干扰彼等；彼等的律法、权利与风俗等也不得侵犯之；更不得强迫彼等接受洗礼，纪念基督教庆典，也不得迫其佩戴新徽章或阻止其与基督徒的商业往来。
尤金四世与尼古拉五世颁布迫害性的法律，容后详述；不过，据格雷茨（Graetz）说，其余的教皇在意大利各级首长中算来，对犹太人要数最友善的。其中有几个——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撇开老律法不顾，有病时向犹太医师求助。当时的犹太作家感恩地额手庆贺同胞在美第奇诸教皇治理下获得的安全，其中更有一个称克莱门特七世为“以色列的义友”。一个博学的犹太历史学家说：
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盛时期，一连串文明、有涵养、丰美、通达世故的罗马教皇认为文明的进步是彼等负责推展天主教堂的宗教利益中极重要的一环……因此，自15世纪中叶以降，他们似乎不再重视宗教法规中不合宜的细节，转而表现出……对非天主教徒极度的宽容。犹太经营钱庄的人在所住地区的经济机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表现其宽宏大量，他们也赞成他们所接触的那些犹太籍医师等人的皈依。因此，教会神父一度苦心计较，并经第三、第四两届拉尔兰大会正式制定的那些迫害性的规定，他们几乎已不屑一顾……由于他们眼见这个例子，意大利的其他王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费拉拉的艾斯泰西（Estensi），曼图亚的贡萨加——也都起而仿效。虽然这些人偶尔也被偶发性的暴力或狂热主义干扰——如1497年萨沃纳罗拉重新掌握佛罗伦萨时——犹太人和邻居的民族融合，共同生活的程度几乎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他们在文艺复兴的某些方面有极为杰出的表现……他们以自己的生活和用希伯来文从事的文艺活动来反映这一事实；他们对哲学、音乐和戏剧都有极伟大的贡献，他们经常在许多意大利王宫中露面。
有些一度极为有名的人物可以说明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的黄金时代。埃马努埃尔·本·所罗门·哈洛米（Immanuel ben Solomon Haromi，意即罗马城生的）与但丁生于同年（1265年），而且与其为友。他已成为犹太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以行医为业，又是宣道师、《圣经》学者、文法学家、科学家、富有而多情的人、诗人，而“所作之曲时常极为轻浮，超越端庄许可的范围”。他精通希伯来文，把十四行诗的形式引入希伯来文。他在流畅与神韵方面几乎胜过意大利人，而在海涅之前似乎没有一个犹太诗人能跟他表现出同样讽刺文章的天才、同样的聪明与机智。或许埃马努埃尔已感受当时阿威罗伊的怀疑主义思想， 他的一首诗表现出他对满是好人的天堂极为憎恨（他认为只有丑女人才是好人），却更喜欢地狱，他认为在地狱里可以找到历代艳姬。老年时，他仿效但丁作了一首软弱无力的作品《天堂与乐园》（Topheth we-Eden）。犹太教跟新教一样，没有炼狱。埃马努埃尔比但丁更大方，按照后期犹太教义（Rabbinical）的传统，允许“世界各国正直之士”全部进入天堂，却判亚里士多德入地狱，因为他提倡宇宙的永恒性。
同样轻松幽默的精神给卡罗尼莫斯·本·卡罗尼莫斯（Kalonymos ben Kalonymos）的作品带来韵味与活力。那不勒斯的国王罗伯特某次巡游普罗旺斯时，发现了这位有“美名”的年轻学者，并把他带到意大利。起初卡罗尼莫斯致全力于科学与哲学，他把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托勒密、盖仑、法拉比和阿威罗伊等人的作品译为希伯来文，同时带着高度的伦理气质写作。但是他发现那不勒斯欢欣的情调极易吸收。搬到罗马之后他就成为犹太人中的贺拉斯，俏皮地讽刺基督徒、犹太人及自己的缺点和过失。他哀伤自己生为男儿身，他认为要是自己生为女儿身，就不必去熟读《圣经》和《塔木德》，或去研习那613条箴言。他那本《普林节短文》（Purim Tractate）嘲笑《塔木德》，而住在罗马的犹太人如此流行讽刺，表现出他们并没有像住在其他国度的苦难同胞那么虔诚。
文艺复兴不但重新开始了对希腊文的研究，也开始了对希伯来文的研究。埃吉迪奥·维特尔波（Egidio de Viterbo）大主教邀请艾利亚·列维塔（Elijah Levita）从德国前来罗马（1509年）。前后13年，这位犹太学者以贵宾的身份住在大主教宫中，教埃吉迪奥希伯来文，也接受希腊文的教导。由于埃吉迪奥、罗施林及其他犹太教师的基督徒学生的努力，几所意大利大学和学院中都开了希伯来文的课。在帕多瓦教希伯来文的艾利亚·德尔·梅第戈（Elijah del Medigo）在当地极受尊敬，虽然他拒绝皈依基督教，奉基督的学生之间对某学识问题产生纷争时，学校当局和威尼斯议会都公推梅第戈来裁决。他凭其饱学和机智来处理，结果各方面都很满意。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邀请他前往佛罗伦萨教希伯来文。艾利亚在那里加入美第奇的人道主义圈子，今日我们仍能看见他跻身于美第奇王宫中贝诺佐·戈佐里（Benoo Gooli）所画的人像之列。这位学者并没有助长皮科的发现，认为犹太教神秘哲学中有基督教的教条；相反，他耻笑那篇启示录是一大堆令人惊讶的荒谬之事。
阿尔卑斯山以北的犹太人就没有意大利境内的犹太人那么幸运。他们分别于1290年自英国被逐出、1306年自法国被驱出、1370年自佛兰德斯被赶走。法国于1315年请他们回来，条件是把未被驱逐出境前他们应收借款的2/3缴给国王。王室从这些行业中所得的利益取完之后，犹太人再度被逐出（1321年）。他们再度回来时又因黑死病的连累而被放逐（1349年）。为了获得犹太人金钱上的资助及技术以便筹款从英国赎回被俘的法国国王，他们再度被召回（1360年）。然而1394年有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以色列人突然神秘失踪，犹太人被冠以杀死那个人的罪名，有些被凌迟的犹太人供认说他们劝过那个皈教者重信犹太教。公议沸腾，查理六世勉强下令把这个被欺侮的民族再度驱逐出境。
布拉格城里犹太移民人数极众。其中有些前往听约翰·胡斯的先驱米利兹（Milicz）的布道，因为他对《旧约》极有研究，极为欣赏。胡斯研究希伯来文，研读希伯来文写成的经典注解，并引用拉什（Rashi）和迈蒙尼德（Maimonides）的见解。把胡斯的改革带进塔波尔派（Taborites）——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并把他们作战的对象——德国诸省——命名为埃顿、莫亚德和阿马勒克等。然而胡斯派的人不反对杀死犹太人。占领布拉格城时（1421年），他们给犹太人的选择并不是伊斯兰教的那种皈依或课税择一的方式，而是不皈依就杀死。
在基督教国家中，波兰善待犹太人仅次于意大利。1098年、1146年和1196年，前后三次，犹太人自德国移居波兰，为的是避免被十字军杀死。他们被款待得很好，也在当地极为安定、繁荣，到1207年，他们之中已经有人拥有大块土地。1264年，国王“虔诚的”波勒斯拉韦（Boleslav）给他们民权特许状。黑死病流行之后，逃往波兰的德国人更多，而在仍然缺少中产阶级的这个国家被视为促进经济发达的因素，而受到统治的贵族的欢迎。加西米尔大帝三世（1333—1370年）批准增加住在波兰境内犹太人的权利，维托维斯特（Vitovst）大公更向立陶宛的犹太人保证这些权利。不幸，1407年，某传教士向他在克拉科的手下报告说，犹太人杀死了一个基督徒男孩，并吸他的血。这项指控造成了一次大屠杀。加西米尔四世重新规定并再度放宽犹太人的自由（1447年），他说：“我们希望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加以保护的犹太人，在我们宽大的统治下能够觉得满意。”教会人士则指责国王，奥勒斯尼斯基（Olesnicki）大主教以地狱的烈火威胁他，而以教皇特使的身份前来波兰的约翰则在克拉科城发表煽动性的演说（1453年）。国王在战场失利时，有人力主他因偏爱不忠的人而被上帝惩罚。由于他在其后战争中需要教会的支持，他撤销保障犹太人自由的宪章。1463年和1494年波兰发生两次对少数民族的迫害。也许是为了防止这类的攻击，克拉科城里的犹太人最后被迫迁居郊区卡兹米兹（Kazimierz）。
犹太人在那里以及在立陶宛，克服一切困难，人数增多，也更繁荣。西吉斯蒙德一世时，他们除了居住自由之外，其他自由完全恢复，而他们仍然忠于西吉斯蒙德二世。1556年，住在索哈奇韦（Sokhachev）城的3名犹太人被控以刀戳圣化了的圣体，并使之流血。他们力辩无辜，却在凯尔姆（Khelm）的主教令下被烧死在柴堆上。西吉斯蒙德二世不赞成这种指控，说这次“宗教上的骗局”的安排，无非是用来向犹太人和新教徒证明说神圣化了的面包已真正变成基督的血和肉罢了。国王说：“我对这次秘密进行的恶行甚感震惊，朕也非无常识之人，断不至于相信‘圣体’中果真有血。”然而，在这个怀疑心重的统治者死后（1572年），波兰政府与犹太人之间的友善关系也告一段落。
犹太人一度安详地住在中世纪的德国境内。他们在贸易通道和大河上，在自由城市与港口，都表现得极为活跃，连各地的红衣主教都要求皇上允许犹太人停泊。到了颁布《戈尔登·布尔》法典（Golden Bull，1355年）时，查理四世皇帝与“帝国”选举人共享把犹太人拿来当“塞尔维卡梅拉埃”——家童——的特权。换句话说，就是选举人有权收容犹太人，保护他们、任用他们，并罚他们的钱。德国的情形跟意大利一样，急于了解《旧约》的原始资料的学者都研习希伯来文。罗伊希林与普费尔科恩（Pfefferkorn）的争执引起了这方面学习的兴趣，而《塔木德》第一次完整印出（1520年）更是一大刺激。
犹太教的影响在宗教改革时达到最高潮。从神学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就是重返犹太式基督教那种教律简单、伦理要求更苛刻的时代。清教徒对宗教画像与刻像的仇视，当然是返回闪米特人反对“雕刻的形象”的主张。某些新教派尊星期六为安息日。反对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及崇拜圣贤，都已接近犹太人严格的一神主张，而新的宣道师，接受性与婚姻之后，已更像犹太教的牧师，而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了。批评主张宗教改革的人指控这些人“犹太化”，称他们为“半犹太”（Semi-Judaei）。卡尔斯塔特自己也说过梅兰希顿（Melanchthon）想回到摩西，约翰·加尔文把犹太化列入塞尔维特的死罪之一，而这位西班牙人也承认他研究希伯来文之后也影响到他怀疑三位一体的学说。
加尔文统治日内瓦后，重新恢复古代以色列教士的管辖权。茨温利因向犹太人学希伯来文，又根据希伯来文本的《旧约》来决定经文和注解，而被指为“犹太化的人”。他承认迷恋希伯来语：
我发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圣语”竟是如此文明、优雅、庄重。虽然从数字上来说少得可怜，我们却不觉得，因为它用得极妙。其实，我敢说，体会得出其庄重与优雅的人一定觉得其他语言无法用如此少的字来表达这么多的意思，而且这么有力；没有一种语言在……意象方面有这么多变化，这么有意义。其他语言无法这么振奋人心。
路德可没这么热心，他抱怨道：“我多么讨厌像茨温利一样硬扯上这么多种语言的人。他在马堡城讲道坛上说希腊文，也说希伯来文。”在他老迈情绪不稳定时，攻击犹太人，好像他从未跟他们学到什么东西似的：对于债主来说，谁也逞不了英雄。他在一本名叫《关于犹太人及其谎言》（Concerning the Jews and Their Lies，1542年）的小册子里大事攻讦犹太人：说他们拒绝接受基督为真神，他们长期受折磨证明上帝恨他们，说他们侵犯了基督教的地盘，说他们以高利贷发财极为可耻，而《塔木德》也许可欺骗基督徒、抢劫基督徒、杀死基督徒，他们在泉、井下毒药，把基督徒的子女谋杀之后，在犹太宗教仪式中使用他们的血。我们在探讨过他年迈的个性之后可以发现，他劝德国人烧犹太人的家，封闭他们聚会的场所与学校，没收其财产，征召男女为义务劳力，让所有犹太人在基督教和剪断舌头两者之中挑一种。在他死前不久一次祈祷文中他又补充说明，犹太医师故意毒害基督徒。这些主张助长了新教——亏欠犹太教太多——比正式的天主教更排斥犹太人，虽然其程度没有信天主教的人那么严重。他们迫使撒克逊和勃兰登堡两地的选帝侯驱逐当地的犹太人出境。他们的此种论调在德国维持了数百年，为德国人灭绝犹太人种族并集体焚毁其尸体的残酷行为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