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布歇在美的观点、性格与才智各方面截然不同的，是夏尔丹。夏尔丹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也很满意地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更终身热爱画中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位制造家具的工匠，在本行的公会里颇有地位，在塞纳河左岸的塞纳街上有座房子。因为他的父亲一直想让夏尔丹来继承他的衣钵，没有让他受过多少教育，只教了他相当高明的手艺。他在后来曾经惋惜缺少教育，但这也让他不再沿袭艺术的老路子，而将眼光和画笔转到店里与家里环绕在他四周的各种物件。他喜欢涂鸦，不久即渴望习画。他父亲让他投到当时是皇家画师的皮埃尔·卡兹（Pierre Cazes）门下。
这位青年在那里并不快乐，那些要他仿照画的古典模式似乎荒谬地远离他熟悉的生活。有一次，他父亲的一个外科朋友要他画一张招贴，来描述这位理发师和外科医生店里的生意及展示其器具。他也许想起安东尼·华多为杰尔桑制作的标记，结果画了一张大广告，画上一个在决斗中受了伤的人，正由一位外科医生和一位助手在旁医治。但为了比例的缘故，他在这张广告上多画了一个挑水夫、一个警察、几个守夜人、一辆马车、一个从窗子窥视的女人及一群掉头偷看的旁观者。画上所有的人物都匆匆忙忙，指手画脚，兴奋异常。这位外科医生颇不满意这张招贴，想将它丢掉。然而这幅画却赢得行人的注意与赞赏，他因而任其自然地挂在门口。1728年，我们才听到更多的有关夏尔丹的情形。那年，他画的鱼及画有银器与水果的广告牌在太子广场的露天展览会上，赢得特别的赞美。艺术学院的一些会员邀请他入会，他以无名氏身份安排展览他的几幅作品，结果获选为杰作，被认为是佛兰德斯人的作品，他即时承认系他所作，这种做法虽然颇受指责，但终于获准入会（1728年）。
1731年，他成为玛格丽特·赛斯塔的未婚夫，这位小姐的父母答应过一份丰厚的嫁妆。但在他们订婚期间，这对父母遭受了巨大损失，并双双去世，使玛格丽特一文不名，但夏尔丹还是娶了这位小姐。他父亲将一座位于烘房街与公主街交界处新买的房子，第三楼的房间让给这对新婚夫妇。夏尔丹在那里布置了他的画室和厨房，因为他现在已决心绘画静物与生活画。堆满在他画室中的蔬菜、水果、鲜鱼、面包与肉类，轮流充作他笔下的模型和三餐中的肴点。
夏尔丹对普通东西在形式与色泽上的变化很感兴趣。他在这些东西中看到一般人无法觉察到的组织与光泽上的特质。对于他来说，一只苹果的外颊与一位少女的羞赧，同样浪漫；而在绿色餐桌布上一把小刀的锋芒，也挑动他去抓住这把刀辉的飘逸，而将之呈现在他的艺术中。他虔诚而有见识地处理这些普通的东西，娴熟地赋予颜色、轮廓、光线与阴影，有如极少数的画家所表现的那样。我们能够在他画的静寂之物中，感觉出它们的活跃，而以前从未认清它们形状的复杂与奇特，更无从了解它们在色泽上的细微差别。他不但能从一瓶花或一串葡萄中，也能在一只破锅子、一颗果核、一片橘子皮与一堆面包屑中，看出这些普通物件的美丽，这种美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或宁可说是灵魂里，但就夏尔丹来说，将家庭食物描绘成爱情故事，并将菜单变成了一段史诗的动力，源于他的强烈情感和贫穷。
他如何被鼓动去绘画人体的故事或传奇，可说家喻户晓。有一天，他听说他的朋友阿维德，拒绝了一个出价400利维尔人像画的委托，这对于经常只收到小笔报酬的夏尔丹来说，很为这种拒绝吃惊，阿维德则回复道：“你以为画一幅人像，就像你画一条腊肠般简单吗？”这虽然是一个很伤感情的讽刺，却很有用。他也的确将绘画的题材自限得太狭窄了，这很快就让他的雇主对他的盘碟与食物倒胃口。他决定画人像，结果发觉自己具有这方面的天才。为应对挑战，他首先便将他的朋友阿维德画为一张名为《自夸者》的画像。他的《牌院》更见进步，但这张画与前张画一样，高超处在于衣着而非人脸部分。在他另一幅《玩陀螺的小孩》中，他跃进了第二阶段：虽然画中的双手有点不自然，脸部却显出一种同情的了解。这种温情的移注，更流露在他所画的女孩画像中，如在罗斯柴尔德收藏馆（Rothschild Collection）中的两幅杰作，一幅是在玩羽毛球的小女孩，另一幅则是《吃午餐吃得津津有味的小女孩》。
关于女人，他看不到那吸引布歇的桃红色诱惑，只看到使家庭成为国家的支柱与拯救者的那种贤妻慈母的德行。中产阶级妇女随着他进入法国的绘画，而取得应得的一份地位。他了解她们，也爱好她们从事日常的一切活动：自市场中购回食物、汲水、削萝卜皮、剪羊毛、照顾病患、警告孩童逃学或他最有名的那幅《祝福》，端着餐点，等着她的小女儿交叉着一只小手喃喃念完祷告。他眼中的女人永远是穿着家常便服，没有矫饰，从不懒惰，从黎明、晨祷直到他们安然入卧而一直服侍着丈夫与孩子。在夏尔丹的画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远比法国宫廷神志清醒的巴黎，它仍然依附着旧有的道德，及给予它一种神奇支持力量的宗教信仰。这是整个艺术历史上最健康的艺术。
这些现在普受称赞的绘画，在当时却只有非常窄小的市场，因而只能为他赚得仅仅足够的法郎，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他不能够与顾客讨价还价，几乎听任对方开价作画。又由于他工作得慢而费力，他在穷困中精疲力竭，布歇却潇潇洒洒地生活在富裕中。在他婚后仅第四年，他的第一个太太便告去世，他的生活陷入到那种单身汉漫无秩序的状况中。他的朋友劝他续弦——只要一双女人灵巧与耐心的手重新恢复他家务方面的一些秩序。他迟疑了9年，然后接受了一名叫玛格丽特·波奇特的寡妇，这是名副其实的权宜婚姻。这位寡妇带给他一份不算少的嫁妆，包括一座位于公主街13号的房子。他迁入这座屋子，结束了贫穷生涯。她是一个善良女人和娇妻，夏尔丹满怀感激地学着去爱她。
1752年，路易十五资助他，给了他500利维尔的补助，艺术学院也任命他做院里的度支长（1754年）。不久，院里还邀他将作品提交给院里的沙龙，他完全不适合这个工作，但他的太太帮助了他。1756年，一位友善的雕刻家查理·科尚二世，说服马里尼将卢浮宫的一座相当舒适的房子，赠给夏尔丹。也是这位雕刻家，亟欲将夏尔丹拉开，使他不再重复画着烹饪器具，并为他得到一个委托作画的机会：为马里尼公馆的几个房间绘制三幅高于门口的画。夏尔丹于1765年完成了这三幅画：《艺术的特质》（Attributs des Arts）、《科学的特质》（Attributs des Sciences）与《音乐的特质》（Attributs de la Musique）。另外一项委托是为蓬巴杜夫人在贝勒维尤宫绘两幅相似的画。不幸的是，这5幅画所答应的5000利维尔酬金，直到1771年方才兑现。
这时，这位逐渐年迈的艺术家，也渐渐在技巧上衰退。曾在1759年称赞他的作品为“自然与真理”的灵魂的狄德罗，1767年哀伤地说：“夏尔丹的确是杰出的生活画大师，然而他也渐渐成为过去了。”拉图尔的色粉画，这时正捕捉着整个巴黎的风尚。在一阵竞敌的鼓动下，他拿起粉笔与纸张，而让拉图尔大为吃惊地绘成两张自己的粉笔肖像画，这两张画同列为卢浮宫中最吸引人与最完美的画品。第一幅画显示他头上戴着双结的旧头巾，鼻端挂着幅眼镜，而颈上温暖地围绕着领巾；另一张画也表现同样的服装，带着同样惊异与个性的表情，只是在他患病的眼睛上架着一个面罩。比这两幅粉笔自画像更为出色的，是他为他第二个太太所绘的粉笔像，画中的她虽然看上去有点衰老，却有一张可爱与慈善的脸庞，这完全是因夏尔丹的技巧与对太太的爱心促成。
对于夏尔丹奇特与荣耀的一生而言，这委实是胜利的结果。我们无须描绘夏尔丹是一位全无人类瑕疵的人物。事实上，他在受到生活苦难与妒忌的刺激之下，也会以激怒与尖锐言语反击。他于1779年去世时，在巴黎艺术圈与文学圈这两个饱含妒忌与毁谤的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任何一个敌对的字眼来数说他。那个逐渐堕落的王朝似乎也能了解他，以他那个时代中无人可以超越的技术，揭示出法国是一个真实且仍然健康的法国，淳朴勤劳与家庭忠诚的那个隐藏世界将能克服，也会使法国克服一个世纪的混乱与革命。正如狄德罗所说，他是“我们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魔术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