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应对-罗马帝国简史

时间:2023-12-03 08:49:02

罗马的应对

大体而言,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是个可笑的、也可轻易牺牲掉的群体。在公元2世纪初,即“里昂殉教者”从容赴死25年后,有人在罗马市中心帕拉丁山丘上帝国宫廷一座建筑的墙上刻了一幅图画,表现的是一个长着驴头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旁,一个旁观者举起手臂作祈祷状,十字架下方字迹潦草的铭文(希腊文)写道:“亚历山大崇拜他的上帝。”显然这既非对基督教老练的批评,亦非对其尖锐的指责。但它所表达的观点(尽管粗糙)却很明确:基督徒可笑,亚历山大是个笨蛋,他崇拜的神是一头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驴子。

罗马的应对-罗马帝国简史

米努丘斯·菲力克斯,一个在3世纪早期进行写作的律师和基督教皈依者,以同样的风格虚构了一名基督徒和一名异教徒之间的对话,其中包括他宣称的基督徒经常受到的一些诽谤:

他们通过秘密符号和标记互相辨认。……我听说他们圣化、遵从某种荒谬无知的信仰,崇拜驴头,这是所有动物中最低级的。……新来者入教的故事广为人知,也令人恶心。将要参加神圣仪式的人身旁放着一个用面团包裹的婴儿,以欺骗没有疑心的人们。新入教的人被煽动击打面团表面,看似无害,却以无形和隐秘的伤害杀死了婴儿。他们贪婪地舔食婴儿的鲜血,急切地撕碎他的四肢,这是邪恶的暴行。

无论把这看成是对早期基督教的描述,还是看成是普通罗马人对基督教的真实看法,我们都不应该太过认真。(不过吃人的指控也许并不应该太令人吃惊。如果一个宗教的核心仪式涉及象征性地餐食其创立者的血肉,那么它很可能受到这样的攻击。)这段话所述事实的准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纯粹是诽谤。在这里诽谤分出了敌我,并强化了群体的团结性——正如它通常所起的作用。这是小学生即已学会的经验。在听到诽谤的时候,我们通常更多地了解到那些诽谤者,而不是诽谤的对象。对一些罗马人来说,攻击基督徒从事古怪的、非人性的和反社会的活动,也是界定他们那个社会可以接受什么的一种方式。绘声绘色地抨击基督徒有助于建立明确的罗马特性。

对许多人来说,最令人迷惑的是基督教殉教者坚拒参与罗马社会,不愿分享帝国带来的益处,也无意向皇帝表示应有的尊敬。殉教者由宗教激发起来的对死亡的狂热也着实令人难以理解。受到严格控制的游行和节日对秩序井然的公民社会至关重要。与此相反,殉教作为公开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肯定让当时的人觉得具有神秘色彩,但却没有什么吸引力。即便如此,总体上说,罗马官方并不急于搜寻基督徒和迫害他们。在公元2世纪初,小普林尼在担任比提尼亚–本都行省的总督期间,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怀疑基督徒们举行的秘密集会和共餐有其邪恶的目的,并开始调查,还相应地处死了几名拒绝放弃信仰的基督徒。然而正如在搜捕行巫者中经常发生的一样,人们会利用新的指控来发泄旧的宿怨,因此指控大量地增加。接着有人向普林尼呈上一本没有署名的小册子,上面列举了许多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也许此时普林尼有点后悔去调查基督徒的事,因此奏请皇帝裁定。图拉真的批复既简单,又很能说明问题。他指令普林尼不要再追查此事,不要再搜捕基督徒;应给予他们充分的机会,让他们宣布放弃其信仰;赦免那些声明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理会匿名的指控。

公元180年,在里昂殉教3年之后,另一群基督徒被带到了迦太基的罗马总督面前。他们的领袖名叫斯帕拉图斯。见证此事的基督徒后来以审讯记录的形式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总督:如果你们放弃邪思异志,你们便会获得皇帝陛下的宽耍

斯帕拉图斯:我们从来没有犯错,从没有参与任何邪恶的事情,也从没有恶语伤人,在受到恶劣对待的时候,我们仍然感恩,因为我们尊奉我们自己的皇帝。

总督:我们也是很虔诚的人民,我们的宗教很简单:我们向皇帝陛下宣誓,为他的安全祈祷,你们也应该这样。

斯帕拉图斯:我并不承认这个世界的帝国,但我服从上帝,凡人的眼睛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也不可能见到。

总督:不要再接受这种信仰。

斯帕拉图斯:但那样做是邪恶的。

总督:你坚持当一个基督徒吗?

斯帕拉图斯:我是个基督徒。

总督:你不需要再有一点时间考虑吗?

斯帕拉图斯:正义是那么显而易见,没什么可考虑的。

总督:给你缓刑30天,让你再考虑考虑。

斯帕拉图斯:我是个基督徒。

由于斯帕拉图斯的言语越来越忤逆,总督虽然不情愿,但还是被迫下令处死了他。这份文献十分重要,表明至少对部分罗马人而言,可以把基督徒看成是一个反社会的群体,他们经常吵嚷着要引起世人对他们的关注。就像斯帕拉图斯的审讯所揭示的,由于罗马人对他们漠不关心,许多基督徒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好让他们自己被罗马人抓去喂狮子。

总体说来,基督徒处于罗马社会的边缘,他们不是罗马人关注的焦点。在公元2世纪80年代后期,兴奋不已的人群团团围住了亚细亚总督盖尤斯·阿里乌斯·安东尼努斯的法庭,明确宣称他们都是基督徒,并且希望总督立即判处他们死刑。安东尼努斯顺着他们的意愿,下令将其中几人推出去处死,但是当其他人更为坚决地要求同样的命运时,他恼怒地看着这群虔诚的基督徒,大声喝道:“你们这群混蛋,如果你们想死,难道不能去跳崖或是上吊吗?”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异教徒的罗马人在诽谤、处决或仅仅无视基督徒的存在时,忽略了——或者干脆是不愿主动去认识——这个新宗教至关重要的一点。通过把基督徒和罪犯、强盗以及其他可恶之徒相提并论,罗马人在思想上忽略了致使这一运动异乎寻常的因素。基督教是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有经书的宗教。就像犹太教一样(在罗马人看来犹太教就是一种古怪但却古老的异族迷信),基督徒也依赖于一系列神圣的文本,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正是这种对于经书的依赖使基督教与众不同,它不是一个在面临有国家支持的暴力就会轻易垮掉的反社会组织。

一系列宗教经典文本的确定对于早期基督教至关重要。《新约全书》似乎还没有完全成书。在基督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出现了不同的版本,人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书写上帝,由此而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马西昂。他于公元2世纪初在罗马撰写的著述中提出,《旧约全书》中的犹太上帝和基督教上帝并不完全相同。就像他在名为《对立面》(书名取得恰如其分)一试图证明的那样,两者的不一致之处实在太多。摩西的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从而让邪恶得以进入这个世界。他安排了在马西昂看来是令人蒙羞的性交繁育的过程、怀孕的不适以及分娩的痛苦。这个《旧约全书》的上帝并非是一个行善的仁慈榜样,他让先知以利沙对捉弄他的孩子发泄怒火,用熊伤害他们。他使太阳停在正午时刻,以便给予约书亚更好的机会去屠杀阿摩利人。他的无知明显体现在他向伊甸园的亚当提的问题中:“亚当,你在哪儿?”马西昂提出,人们不会想到一个万能的神会问这类问题。这样的神不可能保证基督教的救赎。《旧约全书》启示的创造神使用严酷的法令,报复心极强,这和《新约全书》中允诺慷慨圣恩的上帝完全不同。

在马西昂看来,《福音书》的作者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区别。需要彻底重编《福音书》以明确此点。在其新编的《福音书》中,马西昂完全屏弃了基督出生的故事。在他看来,不可想象上帝是由女人生的,不管这个女人是否是处女。他争辩说,《四福音书》也导致了不必要的矛盾。因此他删除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删节了《路加福音》,增加了一些保罗的书信。自不待言,马西昂的思想没有被广泛接受,他在公元144年被逐出罗马的基督教会。这并不令人吃惊:毕竟马西昂的著作触及了这个新宗教的核心问题。如果基督教是基于一本经书,那么这本经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在基督教会之外,围绕创作一本以某种方式界定上帝的经书的这些争论基本上被忽视了。当斯帕拉图斯来到迦太基的总督面前时,他的胳膊上挎着一个小书包。总督问道:“书包里装的是什么?”斯帕拉图斯回答说:“是书籍和保罗的书信,他是个公正的人。”但是总督并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兴趣。只是到了公元3世纪末,在基督教会已经成为分布广泛且组织完善的机构之后,这些文本的重要性才得到认可。公元303年审讯基督徒的另一份笔录表明,罗马官方在搜寻书籍。在奇尔塔(今阿尔及利亚的君士坦丁),市政议事会的领袖菲利克斯同当地教会的低级官员卡图利努斯和马尔库克留斯有一番唇枪舌战:

菲利克斯:交出你们带着的经书,好让我们遵守皇帝的命令和指挥。

(卡图利努斯拿出一本大书。)

菲利克斯:为什么你们只交出一?交出你们带着的所有经书。

卡图利努斯和马尔库克留斯:我们没有了,因为我们只是助祭。经书在读经师手中。

菲利克斯:如果你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那么告诉我他们的名字。

卡图利努斯和马尔库克留斯:我们不是叛徒;我们站在这里,下令处死我们吧。

菲利克斯:逮捕他们。

但这不是殉教的事例。官方施加了压力,两名助祭改变了主意。最终市政长官找到了读经师,带着几本宗教书籍满意而归。

这类审判属于戴克里先皇帝迫害基督徒的一招,这是罗马政府压制基督教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搜缴经书而不是抓人,戴克里先直击了这个新宗教的核心。因此后来的基督教作家把这些岁月说成是“大迫害”时期,这并不令人吃惊。最终教会幸存了下来,因为在戴克里先需要应付的事情中,基督教的事并不特别急迫。到公元3世纪末,基督教已是个十分强大、团结紧密的组织,面对罗马官方的搜缴,许多人都拿其他书来假冒他们的经书,瞒住了来搜缴的人。但是“大迫害”的教训非常重要。它向所有人揭示了,特别是向那些负责执行戴克里先命令的帝国官员表明,基督教依赖于经书。

君士坦丁皇帝也没有忘记这一教训。在公元312年,即戴克里先“大迫害”10年之后,君士坦丁成为第一个认可基督教的罗马皇帝。随后在公开表示支持他新近皈依的宗教时,君士坦丁说他所关注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立牢固和可检验的信仰基础,其目标是结束关于经书性质和数量的争论,并定义基督教上帝。君士坦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面对关于基督神性的激烈争论,他召集了第一次地中海范围的全体主教会议。会议于公元325年6月在位于今土耳其西南部的湖滨小城尼西亚召开。出席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基督教领袖在君士坦丁的强迫下,首次草拟了“尼西亚信经”:

我们信:独一天主全能的父,创造有形和无形万物的主;独一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为父所生的独生子,这就是从父的本体而来,从神而来的神,从光而来的光,从真神而来的真神,受生而不是被造,与父同体,万物都藉着主而被造。

这个宣言至今仍然是所有主要教派的基督徒用来表达和申明自己信仰的基本表述。在《新约全书》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尼西亚信经”,它是后来人们想要界定作为信仰体系的基督教的产物,是建立教会作为一个统一性机构的方式。

对于许多并不赞同君士坦丁皇帝信仰的人来说,他对基督教的公开信仰一定是件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事后回顾历史——肯定能看得更清楚——他们可能感到后悔,因为之前许多罗马人对基督教漠不关心。一些人无疑希望更多的基督徒被扔给狮子吃了。但是把基督徒当作罪犯一样对待没有触及基督教的核心。因为这样做忽略了基督教从根本上对于语言、经书和上帝之言的依赖,没能阻止一个全是狂热分子的教派的发展;该教派坚信自己的信仰,通过对殉教者的颂扬获得了身份的认同,并赢得了追随者的支持。许多殉教者是在罗马城中最具象征性的地点被杀。反思过去,放掉那些基督徒要好得多。把他们扔给狮子的确娱乐了大众,但最终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如果在公元后的前两个世纪里,罗马官方真正想镇压基督教,一个有效得多的策略应该是放过基督徒个人,搜缴并烧毁他们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