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与生存
罗马是个崇尚武力的国家，其庞大的帝国是从一系列激烈的战争中艰难赢得的。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罗马还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城；它通过和周边诸族结盟，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从而确保了其生存。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罗马人得以在台伯河谷建立领土，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南面的康巴尼亚（那不勒斯海湾周围）。这是一个逐渐推进和稳步巩固的缓慢过程。在公元前295年击败萨姆奈人（从而控制了意大利东部）以及挫败希腊亚得里亚海沿岸伊庇鲁斯王国统治者皮洛士的入侵后，罗马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公元前280年，皮洛士率军在塔伦托姆（现今意大利半岛“脚跟”的塔兰托）登陆。尽管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未能迫使罗马人投降。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征战5年之后，因为不愿耗尽自己有限的资源和冒失败的危险，他选择了撤退。
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都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在之后的1个世纪里，罗马人及其盟友向北非的迦太基城——主宰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发起了挑战。迦太基的海上贸易确保了其持续的繁荣和国际影响，其商船队向东行至埃及和黎巴嫩，从事奢侈品贸易；向北可能远达不列颠，以购买铝；向南则活动于非洲沿海，以便运回象牙和黄金。和这样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的三次长期冲突——称为布匿战争——耗尽了罗马的国力。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直接原因是对西西里的争夺。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罗马人认为这是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不过，如果不能有效地抗衡迦太基的海上优势，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反击。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的胜利是基于其陆军的优势，现在他们被迫组建一支常设海军，匆忙地将士兵训练成水手。据罗马后来的传说，他们的能工巧匠模仿一艘搁浅的敌舰，在60天里赶造了100艘战舰。最后这一险招取得了成功。在历经了23年艰苦的战争后，罗马人最终在公元前241年迫使迦太基人全部撤退。
来之不易的和平仅仅维持了20多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伟大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发动了古代世界最为大胆和最具想象力的军事行动。他率领50,000名士兵、9,000名骑兵和37头大象从西班牙出发，经过法国南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马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幸存了下来。7个月后，在公元前217年5月的晨雾中，汉尼拔把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和他率领的军队包围在了翁布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一举歼灭了15,000人。次年，在阿普里亚的坎尼，他几乎全歼了罗马军队。这是罗马人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一场战斗就夺去了他们50,000名士兵的生命，这也是欧洲战争史上在一天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战斗。和索姆河之战中的伤亡者不同，坎尼之战中的罗马士兵是倒在了短兵相接的近战中。在血流成河的平原上，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汉尼拔占领意大利长达15年。在费边·马克西姆斯——他被恰如其分地冠以“拖延者”的绰号——的指挥下，罗马人及其盟友有意避免阵地战。他们烧毁自己的庄稼，退守在加固的城池里。在罗马人的这种焦土政策下，汉尼拔的军队逐渐为饥饿所困，又受到罗马小股部队的侵扰，最后被迫放弃了远征。罗马人最终获胜，但这却是在坎尼之战的10多年之后。只是到了公元前202年，被召回保卫迦太基的汉尼拔才被西庇阿·阿非里加努斯在扎马（今突尼斯）之战中击败。时隔60年之后，恢复了元气的罗马又摧毁了业已衰弱且士气低落的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以这座城市的彻底毁灭而告终，其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幸存的50,000名居民中的绝大部分沦为了奴隶。
在往西向西班牙和北非扩张的同时，罗马在东方也发动了战争。到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迦太基和科林斯同时遭到毁灭的这一年，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城市都已臣服于罗马。在随后的1个世纪里，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罗马控制了小亚细亚。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常胜将军庞培“大帝”兼并了叙利亚；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尤利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从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到莱茵河）；公元前31年，他的养子屋大维击败了埃及的最后一位独立君主克娄巴特拉七世。在希腊西北部亚克兴角的海战中取得的这次胜利带来了最大的回报。埃及这个地中海世界最古老最富庶的王国，现在完全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东方诸国以及在反对迦太基的战争中，罗马传统的共和政体尚能有效运转。的确，由于一系列成功的军事征服，公元前2世纪通常被看成是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说，“共和国”是个具有误导性的概念。至少对现代的读者而言，它的问题在于暗示着有很大程度的民众政治参与。（这在古代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拉丁文中的res publica最好可简单译成“国家事务”。）罗马共和国是个不加掩饰的富豪政体，其公民群体按严格的财产资格仔细分等。这种等级制度又决定了投票的权利。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享有投票权，但其集体投票制度确保了如果富人团结起来，就能超过穷人的票数。此外，竞选和担任官职的高额费用，也保证了罗马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由富人把持。
在这一严格的寡头政体中，两位执政官是国家最有权力的官员，每年由选举产生。只有担任过司法长官职务（国家次重要的官员）且年龄在42岁以上者才能竞眩在任职期间，执政官可能获得重要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指挥权也可能按年限延长。在军事指挥权终止后，前任执政官卸去其职权，回到元老院任职。元老院并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而是由所有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的人组成的咨议委员会。官职任期1年，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且军事指挥权有时间限制。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罗马统治精英对权力的集体行使。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世纪，大约一半的执政官出自于10个贵族家庭。这不仅表明一个较小的世袭集团处于稳固的统治地位，而且也说明在这个核心集团之外有着相当的流动性。近世先辈不属元老阶层或其祖上从未进入过元老院的人也经常能进入元老院任职。
共和政体也专门对具有野心的个人施加了限制。尤其是，它防止政治和军事权力长期集中在军功显赫的将军手中。对伟大人物的真正考验——至少对罗马道德家是如此——不是他获得高位的能力，而是他诚心放弃高位的意愿。最初为在意大利立国，罗马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胜利是在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的领导下取得的。（据记载）辛辛纳图斯极不情愿离开他的农田、中断他的耕作去组建军队。比他无意于高位更为著名的是他拒绝加强自己的指挥权。他放弃了继续掌权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小田庄里，重新过起了农耕生活。
尽管有这样突出的榜样，但一些吞并地中海世界最富庶地区的将军们还是越来越不愿放弃权力。对他们而言，辛辛纳图斯的故事对他们没什么道德约束。最终，事实证明，共和政体对于个人行使权力的制约太过微弱，不足以抵挡帝国扩张的野心。在公元前1世纪，一个接一个在征服战争中获胜的将军们决心靠其军功揽权。他们远未到要求的最低年龄就担任了执政官，迫使元老院让他们继续执掌军权，并且依靠军队对他们个人的忠诚以及武力威胁不断干预政治。当尤利乌斯·恺撒完成了他在高卢的军事使命之后，他拒绝按照法律的要求放弃兵权。公元前49年1月，他率领一支经历过8年战争考验的老兵队伍，渡过卢比孔河（这标志着他管辖领土的南部边界），向罗马进军。很显然，恺撒的权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一些罗马人准备反对这一政变，但同样是以非法的方式。5年之后，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被刺杀。与其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布鲁图和卡修斯为了自由而做出的正义之举（应该坚定地把莎士比亚的刻画放到一边。），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派别从其政敌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的残忍手段。
这次刺杀引发了10多年的内战。马可·安东尼（恺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和屋大维（恺撒的养子）的联盟击败了布鲁图和卡修斯。之后这一脆弱的盟友关系破裂了。安东尼向埃及求援，并寻求其统治者克娄巴特拉的支持。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可以利用埃及的财富来资助同屋大维的战争；其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可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新都城。这才是比较负责任的说法。把马可·安东尼说成是酒鬼、是因为对埃及艳后的情欲而变得无能的人，实际上是屋大维对安东尼的诋毁和攻击。这类诋毁是胜利者的特权。公元前31年埃及水师在亚克兴角的覆没和次年安东尼的自杀，使屋大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使政敌声名狼藉。在新发明的“奥古斯都”（意为“神宠者”）的称号下，屋大维对帝国财富与军事资源的控制使他的家族成了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的罗马帝国的迅速扩张，正是100多年后王朝君主制建立的原因。然而，如果把这一变化看成是独裁取代自由或是专制取代独立的话，那就过于草率。从奥古斯都开始，在皇帝统治下，罗马政治就由一些特权家庭把持，它们一如既往地为争夺帝国的胜利果实而展开竞争。发生变化的只是竞争的规则，以及皇帝的近臣力图接纳或排挤行省贵族的方式，后者因其财富而要求成为全帝国的新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看，屋大维蜕变为奥古斯都——从一个军阀成功转变为皇帝——与其说是罗马政治本性的改变，不如说是权力在寡头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艰难重组。罗马真正的革命是在共和时期建立起一个帝国。在奥古斯都之后，新的扩张非常有限，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不列颠、达契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战由皇帝亲自指挥。其他军事指挥权受到严格控制；潜在的竞争者，即使是皇亲国戚，都要受到严密监视。这是在风险管理中吸取的惨痛教训。像公元前1世纪残酷的内战显明的那样，征服地中海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即使像辛辛纳图斯那样的将领也难以弃权从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