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在埃及学中的运用和滥用
1822年，商博良成功释读了埃及象形文字，使埃及学成为一门由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组成的完整的历史学科。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世俗体象形文字也得到了解读（大部分由托马斯·杨完成）。由于有了文字材料，短短10年间，埃及学仿佛从研究史前史转变为了研究历史。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查尔斯·古德温和弗朗索瓦·查瓦斯释读并翻译了写在纸草上的诸多僧侣体象形文字，至此，4种字体的古埃及铭文（圣书体、僧侣体、世俗体、科普特语）都得到了解读。
对这一系列文献的翻译——包括神和国王的名字、宗教仪式和经济文书的翻译，使埃及学领域可以与古典文明研究并立。然而，商博良的发现还激发了语言学家和发掘者在学术上的分立，即文献研究和物质文化研究之间的分立，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几乎从翻译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文献时起，埃及学就越来越多体现出这一特点，即努力确保以下两方面的平衡：一是考古资料中包含的各种一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证据，二是古代文献中的更具体的历史信息。新发现的文献能够重现古埃及人的思想和情感，但它也诱发了这样一种思想的产生，即人们可以通过文字而不是考古学家的沟渠来揭开埃及文明的面纱。古埃及文化是以埋藏的墙垣、手工艺品和有机遗存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往往必须以大量写于石碑和纸草上的文献为背景来看待埃及文明的纯考古学观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也许会困难重重，但这无疑也给了史前历史学家更大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单纯依靠现存的物质文化来建立新的理论和假设。与其他历史学科一样，在埃及考古学中，由于文字资料的主观性和说服力都很强，它们往往会模糊——有时甚至遮蔽——考古证据，呈现出一种矛盾。
如果我们认为文字和考古学是一分成二的，那么拿埃及考古史和当代玛雅研究进行比较就会非常有趣。玛雅学家的经历似乎完全相反：在20世纪80年代玛雅文字被解读之前，人类学和考古学一直在这门学科中占主导地位，但玛雅文字的解读使得大量文献突然涌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玛雅文化的理解。最初玛雅考古学家对语文学家提供的历史信息表示怀疑。近年来，考古学家更多地从科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法老埃及进行分析，许多传统的以文献研究为基础的埃及学家产生了和玛雅考古学家同样的反应。玛雅学家与埃及学家都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文字是社会的精英成员创造的，而大批的考古资料则来自那些目不识丁的平民大众；只有将各类考古证据结合起来，全面地看待整个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在法国考古理论学家让–克洛德·加尔丹看来：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考古学可以不受限制地研究古代人的一切。然而，有些限制仍然是常见的，即使它们没有那么明显。限制之一就是以下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即一方面是有文字的材料和古代文献，由碑铭专家和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考古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研究的物质对象。
过去，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常常被综合运用，但由于这两类资料的数量都在不断增长，埃及学研究中的语言学和考古学逐渐分离开来，如加尔丹描述的那样。在关于中王国时期努比亚的行政管理的研究中，巴里·肯普同时使用了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他的研究表明，文献资料通常只能反映系统的片断，而考古学却能展示“广阔的社会结构的轮廓”。另一方面，文献资料往往能补充一些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促使抽象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转变为常规的历史。在1974年，戴维·奥康纳提出将埃及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使用这样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他认为：
这两种资料本质上是互补的；考古资料包含那些在文献资料中只有模糊记载的内容，反之亦然。通过互相参考，对两者的诠释常常能得以纠正和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