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亚科博尼（Marco Iacoboni）：神经科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精神病学与生物行为科学教授，著有《对照他人：同理心与我们如何跟其他人联系》（Mirroring People：The Science of Empathy and How We Connect with Others）。
我们应该担心“科学出版”，当我说“科学出版”时，我真正要说的是同行评议的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文献。担忧的原因在于，似乎只有新的发现才能被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杂志出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科学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结果的可重复性。生命科学的问题是，如果你要重复一项别人发表过的实验，就没有人愿意发表你的文章。人们的典型反应是“我们都知道了”。即使你的实验不是真正的重复，只是类似于先前发表过的，而你的实验结果和先前发表过的甚至并不完全一致，只是接近，除非你是从新的角度去探讨，否则没人希望看到你的研究成果能发表。只有与先前发表的结论截然相反的实验结果，才有可能发表。在此，不能重复使实验变得令人关注。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得出阴性结果，或无效结果的实验，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实验效果。如果不是和以前实验的结果（阳性）相反，就难以发表。
结合上述两种情况，只以文献为基础，我们很难明白哪些结果是可靠的、能复现的，哪些不是。很明显，这是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人主张我们应该公布所有的阴性结果，而阳性结果只有在反复证实之后才能得以发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虽然我不知道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界的人们何时能接受它。但我还是想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文献方面，事情如此混乱，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在人类神经科学近年来的发展中，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被称为“非侵入性神经调节”。它是通过许多技术来实现的，要么通过磁场，要么使用弱电流对人的大脑进行无痛刺激，这种技术对人体没有或者仅有极小的、微不足道的副作用。其中的一项技术已经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用于治疗抑郁症。这样的技术还有可能用于减少癫痫病的发作，或用于提高脑损伤后的功能恢复。理论上，甚至可以增强正常人的认知能力。
在我的实验室里，我们正在对神经调节技术进行反复实验，其中有两项研究分别通过刺激大脑额叶的特定区域，以增强同理心和减少社会偏见。每个实验都有其逻辑依据，很明显，这些依据是建立在曾经的研究和理论基础上的。我们关于同理心的实验是依据自己原先对镜像神经元和同理心研究的成果。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背景实验，对实验的逻辑依据资料的来源相当自信。然而，关于社会偏见的实验是受到另一团队新近发表论文的启发，他们也使用了额叶神经调节技术。那个团队研究的认知活动与社会偏见的认知机制有很大相似性。然而问题是：我们知道那篇论文（因为它已经发表），但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许多团队做了类似事情却没得到任何结果，仅仅因为其阴性的调查结果不能发表。我们也不可能知道那篇启发我们的论文是否可被重复，因为重复别人的研究不可能被发表。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的太多了，这种现状不可接受。
允许发表重复实验的结果或阴性结果，能够使我们从经验层次上更易于了解什么可靠，什么不可靠。如果20个实验室进行同一项实验，18个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剩余两个得到各不相同的结果，所有这些研究都得以公布，那么仅通过阅读文献，你就会知道有关哪个方面的研究不会继续下去。但如果14个实验室得到相同结果，3个没得到结果，3个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那么这14个实验室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比其他6个实验室的结果更加可靠。
鉴于目前的出版体制，要想获得上面的结论非常复杂。最好的做法就是把性质相同的实验放到一起分析。例如，我们的团队和其他团队都对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相同结论，即自闭症患者的镜像神经元的活动减少了。其他团队没能证明这一点。证明自闭症患者镜像神经元减少的研究结果远远多于不能得出类似结果的调查研究。在这个例子中可以容易合理地从科学文献中得出结论。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就像额叶神经调节和社会偏见的例子，因为在什么能发表和什么不能发表上有强烈的选择性，我们感到无所适从。
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根据研究中实验的设计是否恰当、资料的收集是否全面、对资料的分析是否正确，来决定实验结果是否应被发表。如果实验本身做得足够好，不管它是否是重复的，也不管得出何种结果，都应当被发表。针对科学出版的现状，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界，有少数人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如果这部分少数人最终变成多数，我们终将会拥有这样一个可以被定量评估（x个实验得到这样的结果，y个实验得到那样的结果）而不是定性评估（这个实验证明了X而那个实验证明了Y）的科学文献。
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使那些非理性的论断（否认进化论，否认温室效应，等等）不那么容易伪装成科学。我们可以不再把时间浪费在很久以前靠经验就能解决的问题上，而是集中精力解决我们不明白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