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两种文化
综上所述，我对欧陆哲学作出了两种历史断言：它是一种专业的自我描述，也是一种文化特征。作为一种自我描述，欧陆哲学是这门学科专业化中必要的（但或许是过渡性的）灾难。作为一种文化特征，欧陆哲学至少要追溯到穆勒的时代，他教导我们的是，哲学传统的分野表达的是内在于“英国性”的冲突（而且甚至是一种宗派的冲突），而不是英语世界与欧洲大陆之间地理上的对立。这样，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鸿沟表达的是分庭抗礼的思维习惯之间的分野，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边沁式的”思维习惯和“柯尔律治式的”思维习惯，或者经验的–科学的思维习惯和阐释的–浪漫的思维习惯。穆勒更深一层的看法在于，要发现哲学和文化上的真理（无论它们是什么），并不是通过选择立场，由此把某一方面错认为是整体。相反，用黑格尔的话说，真理就是整体，而整体只有在系统的运动和历史的发展中才能得到理解。就是希望能够对这种理解有所贡献。
我相信，分析哲学家们对欧陆哲学表现出的大多数敌意和怀疑，都是由于对这样两种说法（专业的和文化的）的毫无助益的混淆以及对立场的选择。但这种敌意并非总是单方向的。除了某些分析哲学家具有的边沁式的粗鲁之外，这种敌意也来自某些欧陆哲学家的柯尔律治式的疯狂，他们未能把握其文化定位的条件，而是说着他们部落式的语言。例如，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是伟大的哲学家，但绝对没有必要用英语像他们那样写作。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好了说是令人尴尬地缺乏独创性，而最糟的情况则是，无法理解。于是，欧陆哲学家必须要理解的是欧陆哲学的“英国性质”。虽然我在这里无法对此展开论述，但我认为，同样也可以这样去说欧陆哲学在英语世界中的“美国性质”、“澳大利亚性质”、“加拿大性质”，如此种种。
换句话说，哲学中存在两种文化，除非这种情况得到了恰当的反思，否则在哲学中，实际上是在文化中，不会有任何改变。在穆勒论柯尔律治的文章发表了将近120年之后，1959年5月7日，斯诺在剑桥大学的参议厅作了著名的瑞德讲座。在讲座中，他断定了一种共同文化的缺失和两种不同文化的出现：一方面是由科学家代表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斯诺所谓的“文人知识分子”代表的文化。如果前者赞成通过科学、技术和工业推进社会改革和进步，那么，知识分子则是斯诺所谓的“自然的卢德派分子”，他们理解和同情先进的工业社会。用穆勒的话说，这种分野就是边沁主义者与柯尔律治主义者之间的区分。《再论两种文化》（1963）写于1959年讲演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多年之后，斯诺在其中以无懈可击的简洁散文体表达了他论证的以下要点：
在我们这个社会（即先进的西方社会）中，我们甚至失去了对一种共同文化的伪装。我们所知的饱学之士在他们主要思想关注的层面上不再能够相互交流。这对我们这些具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的，首先是日常的，生活都是很严重的。这正引导着我们错误地解释过去，错误地判断现在，否定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这正在使我们很难或根本毫无可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我用两组人作为这种缺乏交流的最为极端的例子，他们代表了我所命名的“两种文化”。一组人包括了科学家，他们的分量、成就和影响无需强调。另一组则包括了文人知识分子。我并不是说文人知识分子是西方世界的主要决策者。我是指，文人知识分子说出了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和预示了非科学文化的氛围：他们没有作出决策，但他们的话语渗入到了那些决策者的心灵。在这两组人（科学家和文人知识分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交流，他们不是相互尊重，而是有些互相敌视。
这旨在对我们的存在状态进行一种描述，或者是一种非常粗略的大致描述。这就是我在情感上最为厌恶的状态，我认为这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这里显然是穆勒评论的回声，特别是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代表相互感受到的敌意。正如在穆勒那里一样，这里不禁要对斯诺的努力作一番心理分析。他于1927年获得了化学一级优等学位，1928年起开始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在卢瑟福爵士领导下的世界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工作。他之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研发专家，1964年成为威尔逊政府新成立的科技部的副部长。然而，他对文学始终充满了热情，1932年还出版了一本侦探小说《船帆下的死亡》，紧随其后的是非常流行的《陌生人与兄弟》系列的11部小说。所以，在许多方面，他对这两种文化危机的表达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呼喊。然而，也如在穆勒那里一样，这也正是更为普遍的文化反常的一部分。
斯诺受到了当时最杰出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严厉的人身攻击。他抱怨“斯诺一整套虚假的说法”，缺乏对文学的理解。这种精英式的短见斯诺完全不予理睬，但显然，在斯诺与利维斯争论中所表现出的也正是这里所说的边沁与柯尔律治、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类似冲突。的确，这是英国文化史中的常见冲突。最后举一个例子，历史上在穆勒与斯诺之间，有赫胥黎（T. H. Huxley）与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之争。简言之，赫胥黎于1880年在当时英国的工业中心伯明翰所作的讲演中，赞同科学教育，反对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普遍流行的古典标准。阿诺德1882年在剑桥的里德讲座“文学与科学”中回应道，文学和科学两者都可以被整合为一种更为普遍的、更为德国式的理解，即把科学理解为人文科学（Wissenschaft），理解为更为广义的知识。虽然这种回应富有启发，但对此的检验却是阿诺德对修正大学标准的古典主义表示坚定的反对。所以，这个历史还会继续，无疑还会增加其他更多当代的例子。
因此，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用两种文化的模式更好地理解目前哲学上的分野，这种对抗的两极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文化。如此看来，这样两极中的任何一极或两者都绝对不可能消失。正如穆勒所说，对抗中有一个真理，这是为“欧陆哲学家们”已经了解了一段时间的。最可期待的是，对抗各方至少达成这样一个看法，即另一方的存在是合法的，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讨论的，而且最好是可以相互学习。
斯诺对这种哲学和文化分野的回答非常简单，可以概括为一个词，即教育。在我看来，他仍然是对的。斯诺指出的文化反常现象，或多或少地直接融入到了1963年关于高等教育的《罗宾斯报告》以及一些“新大学”的建设之中，如苏塞克斯大学、华威大学、约克大学、基尔大学、肯特大学、东安吉利亚大学以及我所在的埃塞克斯大学。这些大学并未明言的要旨就是强调了两种文化问题，坚持学生要接受广泛的教育，自然科学家应当研究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话题，反之亦然。令人沮丧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撒切尔政府发起了对大学的攻击，这一使命在很大程度上被这些机构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交叉学科”这个意义模糊的法宝。
最后，我们来考虑一下斯蒂芬·图尔明（Stephen Toulmin）在《世界都市》中的论证。他大胆地提出，存在两种文化是因为现代性存在两种开端，一个是人文主义的，另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如果说笛卡尔的名字被习惯性地与后者联系在一起，那么，图尔明的意思就是说，开始于17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科学的现代性就遮掩甚至是歪曲了人文主义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可以追溯到出版于1580年的蒙田《思想集》中具有实践主义思想的人文主义怀疑论。在图尔明看来，（人文的和科学的）现代性始终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双重轨迹，这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真理与意义、知识与智慧这些整体的崩溃或分离。图尔明乐观地认为（在我看来过于乐观了，但却值得赞赏），我们需要把现代性加以人性化，这样，我们就需要实践哲学的重生。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重新激发了蒙田的人文主义怀疑论，恢复了从事哲学的实践动力。图尔明写道：
如果说这两种文化仍然疏远，那么它并非是出于20世纪的英国就的地域特殊性：它是在提醒我们，现代性具有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基于古典文学的人文的出发点，以及根植于17世纪自然哲学的科学的出发点。
还需要加以解释的是，为什么这两种传统从一开始就没有被看作是互补的，而是相互对立的。无论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Newton）涉足自然哲学得到了什么，抛弃了伊拉斯谟（Erasmus）和拉伯雷（Rabelais）、莎士比亚和蒙田，也会失去某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