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与一般的民族无异：有灵魂的恐惧，崇拜无处不藏的幽灵，虔诚地尊崇给人印象深刻的形象及大地再生的力量，敬畏上天，它那光芒四射的阳光和润湿大地的雨水是人间的生活和上天秘密的力量之间一种神秘的和谐。风、雷、山、林、龙、蛇等都是崇拜的对象。每逢有丰收便举行盛大的庆祝会。春天，青年男女结伴在农田上舞蹈，以丰盛的祭品感谢大地。在初民的时代，帝王和僧侣几乎是一体的，日后历史学家在一些富有教诲意义的历史记载上写道，中国最早的帝王都是圣贤的政治家，他们的丰功伟业常常是得之于祷告和诸神的惠助。
在初民的神学上，把天和地视为构成宇宙的两大单元，就如同男与女、君与臣、阳与阴之相对。宇宙的秩序和人类道德的行为，都是同属于宇宙上必备的和谐——道的过程；像行星间的法则，道德是个体与全体的和谐。上天就是这个强有力的天、这个道德的秩序、这个神圣的秩序，统御人类和万物，规定子与亲、妻与夫、民与臣、臣与君以及君与天之间的关系。他们对道或天的观念虽含混，但极尊贵，它介乎具有人格与不具人格之间。当人们向天——神——祷告的时候，它是人格化的天；当哲学家谈到天的时候，把它视为正义和仁爱，这时它是不具人格的。但是他们并不把支配天、地和人的力量统合为一。随着哲学的发展，人格化的天的观念渐渐地形成于民众间，而非人格化的天的观念则为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且也为官方所接受的一种宗教信念。
从这些起源而发展出中国正统宗教的两个大要素：一为举国上下对祖先的崇拜，一为儒教的崇拜天和伟人。每一天，人们对已去世的人奉出最虔诚的祭品，祈求神鬼的保护；因为这些无知的平民相信，他们的祖先仍然生存在某个国度里，他们会带来好运或厄运。至于知识分子虽然也有祭祖的活动，但他们的用意是纪念重于崇拜；这种做法对灵魂和民族都有益，作古的人是应当受到纪念和尊敬，后人将会照前人而做，而不致有所改革，国家便会太平无事。但是中国这种宗教有几个不方便的地方，因为人人要祭祖，坟墓不但到处有，而且庞大、不可侵犯，以致阻碍了国家铁路的建造，限制了农地的耕作。但中国哲学家则认为不然，既然崇拜祖先带来文化与政治的安定和精神的一体，那些不方便又算得什么呢！同时，由于中国交通不便，领土广大，人们彼此来往接触不易，空间距离不易缩短，但这种深邃的宗教在时间上遂产生一种有力的精神团结；这种强韧的传统之网，使得代代密合不离，而个人的生活也在无穷的庄严的人生范围中，获得高贵的享受和人生的意义。
被知识界和国家所采行的宗教，立刻变成一种普遍而有特殊意义的信仰。经过代代有增无减的尊奉，孔子的地位渐渐提高，再加以政府的行政干预，孔子的地位升至仅次于天的地位。每一个学校都有他的像，每一座城都有他的庙；帝王和百官定期拜祭他，把他当作永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知识界不把他当作神，但许多中国人却把他当作神；那些祭拜他的人也许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但假如他们尊敬孔子以及他们的祖先，他们会被当地社会视为虔诚和有宗教信仰的人。每年皇帝都得到天坛去祭拜这个不具人格的神。在这种官方的信仰中，并没有提到什么永生。天不是一个地方，而是神的意志，宇宙的道。
这个简单而又几乎是理性的宗教，并不能使中国人满意。它的教条没有给人们留下幻想的余地，对于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也没有回报的赐予，对于他们日常生活中充满的迷信，也没有鼓励和慰藉的作用。不仅中国人会以表现超自然的诗和散文来夸大现实，其他任何国家亦如此。他们认为不管天上或地下都有善神和恶鬼的存在，他们用符咒或祷告，盼能安慰恶鬼，使恶鬼不伤害他们，并祈求善神能帮助他们。他们付钱抽签卜卦，要从《易经》的签文，或龟壳的占卜，或星相的移动，得知未来的命运；他们请法师来定住家和坟墓的风水，请巫师为他们呼风唤雨。孩子暴毙了，那是因为他生不逢辰，虔诚的女儿有时会自戮以便为她的双亲带来吉或凶。中国人，尤其是南方人，最为迷信；他们遭到极具理性的儒家思想的统御，他们渴求有一种信仰，使中国人像其他国家一样，得到永久的慰藉。
因此，一些知名的神学家便采用老子深奥的哲理，渐渐地把这个哲理转变成宗教。老庄认为道是用以达到个人宁静生活的一个方法；他们似乎从来未料到这个道会被视为神祇，更没有想到可以用金钱为它估价，以求在死后能得到永生。但到了2世纪，有些追崇老庄思想的人直接在老子的著作中篡改原意，而配制成一种可以长生不老的药酒。这种药酒变得极为普遍。据说，有几位帝王因过分耽于这种药酒而致死。在四川有一种专卖符咒的人，声言他们的符咒可以治疗百病，每一张符咒值五斗米。当然，因偶然的奇迹而痊愈总是有的，至于那些吃了而治不好的，则被归咎于他们信仰不坚。群众对于这种新的宗教趋之若鹜，为它建庙盖堂，慷慨解囊支援其道士，热衷研读那充满迷信的经典以充实其新的信仰。老子被尊为神，老子的思想变成了超自然的思想；其信徒相信，老子在他母亲的胎内达80年之久才被生下来。因此，他一生下来就是个老人，而且具有智慧。他们有自己的鬼和神，他们在庙前欢欣鼓舞地燃放鞭炮以驱鬼神，并且锣鼓喧天地使人不能睡觉而聆听他们那扰人不休的祷告。
1000年来，道教的信徒达几百万，许多帝王也都皈依它，经过长期的斗争后，道教把儒教的一些特权都夺了过去。但它终于还是崩溃了，这并不是受到儒家思想的打击，而是遭到一个更能迎合一般百姓胃口的新宗教的打击。这个新的宗教便是佛教。因为佛教从1世纪开始自印度传入中国时，其教义不像500年前释迦牟尼传教时那样晦涩。它不是苦行的教条，而是一种光明而快乐的信仰，相信那助人的诸神和鸟语花香的天堂；时间一久，形成了大乘一派的佛教，神学家把它改编成适合一般民众感情上的需要；它给中国带来不少新鲜而具有人格的神，如天堂之王阿弥陀佛，慈悲之神观音；它给中国的庙宇增添了不少罗汉——释迦牟尼的18个弟子——他们轮值看守，帮助混沌受难的人类。当汉朝衰亡之后，中国四分五裂，人民陷入战乱的旋涡，遂转而皈依佛教以求慰藉，就如当时的罗马转而求于基督教一样。道教开门欢迎这个新的信仰，不多时，二者相混深入中国人的心灵。起初，帝王反对、迫害佛教；哲学家认为它是一种迷信，亦加以反对；政治家则关心某些中国人的血性都遭到了寺庙的熏染；最终政府才发现宗教要比政令强；皇帝遂与这些新神讲和，不再反对它们，准许了僧侣托钵募款建庙，而官僚和学者在儒教的尊严不受损毁之下，也只好让步了。这个新的宗教占领了许多以前的旧庙，在道教的圣山泰山上设置了许多的庙寺和僧侣，促使善男信女去朝圣进香。它对中国的绘画、雕刻、建筑、文学和印刷的发展，贡献良多，并给中国人的心灵注入了文明的谦逊之道。然后，它也像道教一样，终于步入衰退之途。僧侣逐渐腐化，教义越来越染上有害的神祇和迷信，佛教那从未具有多大威力的政治力量，被儒学的复兴功臣朱熹彻底地消灭了。今天，佛教的庙宇已不受人重视，财源亦告罄，它唯一的信徒是那些赤贫的僧侣。
但佛教还是藏在中国人的心中，它仍是中国百姓心中那个复杂而非正式的宗教的一部分。因为各种宗教在中国，如在欧洲和美国一样，是可以兼容并存、不相排挤的，它们也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宗教战争。它们不但在这个国家内和平相处，也共存于个人的心胸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有好几种的信仰，他们相信灵魂说，信奉道教、佛教和儒教。他们是最有修养的哲学家，他们知道没有一种宗教是确定的；也许神学家是对的，天堂可能是有的；最聪明的办法是对各种宗教都不必太认真，不妨让各教派的僧侣道士去为你祷告。当有好运临头的时候，中国人并不去感谢诸神，他们只敬拜他们的祖先，他们让妇女和僧侣道士去拜那些佛堂道观。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世俗的人，今世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不是祈求能在天堂得到快乐，而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获得利益。假如他们的祷告不能应验，他们可能会百般责难这个神，甚至把它丢进河里。东方有句谚语：“塑佛的人不会去拜神，他知道它们是什么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