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曾有过巨变，唯有远东不变；现在的远东却无所不变。这个最保守的国家，突然变成仅次于苏俄的一个改革最彻底的国家，它正以无比的毅力去破坏那些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风俗和制度。这不仅仅表示这个自1644年所建立的朝代的结束，更是一种文化的蜕变。
变化来得最迟最少的是乡村，因为冷漠的土地激不起改革；甚至新的一代还必须靠着耕作才能过活。但是现在有7000英里的铁路横亘于乡村；虽然经过十年的混乱和缺乏保养，这些铁路千疮百孔，虽然战争使得它们超过了负荷，但是，它们还是担负起联络东部乡村和海岸城市的责任，它们每天载运着点点滴滴的西方货品到几百万的农家。你可以在农村中发现有许多舶来品，如煤油、煤油灯、火柴、香烟，甚至还有美国的小麦；有些地方因为交通非常不便，从内地运到沿海省份的货品的价格，往往要比从澳洲或美国进口的还要高。所以，很显然，一国文化之经济成长与交通有密切的关系。2万英里的公路也修建了起来，6000辆客车来来往往，常常是满载。当汽油货车的发动机响彻于无数的乡村的时候，它将会使中国发生一次最巨大的变化——饥荒的结束。
在城镇，西方的影响来得较快。由于从海外输入机器制造的便宜货品竞争力很强，手工业的制品走了下坡；几百万的工匠濒于失业的边缘，他们只好挤入由外国人或国内的资本家在沿海所建的工厂。在乡村仍然可以见到的手摇织布机在城市里已销声匿迹了。进口的棉花和棉布大量地涌入中国，纺织工厂的林立给赤贫的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工厂化的农奴制度。巨大的锅炉也在汉口点燃了，一点也不逊于西方国家。食品罐头业、面包业、水泥厂、化学厂、酿造业、酿酒厂、电力厂、玻璃厂、制革厂、纸浆厂、肥皂厂、蜡烛厂、糖厂等，都已在中国土地上建了起来，渐渐地把工匠吸入工厂里面。但是这些新工业的发展都遭到了阻碍，因为中国仍然在革命，秩序未定，投资者踌躇不前；再者，运输不便，运费昂贵，国内原料不足，中国人家族观念根深蒂固，在用人上偏袒徇私而不顾能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司或工厂制度的不健全，凡此等等均使中国的工业无法顺利发展。商业也一样遭到阻挠，诸如政府的重税、关税、贿赂或敲诈等，但比起工业来，它还是发展得比较迅速的，在中国经济的改变上，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
新兴的工业毁坏了行会，致使劳资的关系陷入混乱。以前，产品在地方上没有竞争，价格稳定，行会就是为劳资双方商定工资和价格而存在的。但是当运输方便、商业增加时，工业的产品可以带到很远的乡镇与行会的手工业品竞争。因此，除非不与外国人和资本家的商品竞争，否则，手工业品的价格和工资都无法控制。行会失去了作用，只好解体，分而为两种，一为商会，一为工会。商人讨论的是指令、顺从和经济的自由，而工人关心的则是生活的问题。工人常常罢工和抵制，虽然很成功，但只能迫使外国人向政府当局让步，而劳工本身并没获得什么利益。据上海市政府社会局1928年的调查，纺织厂工人的周薪从1.73美元到2.76美元不等，女工则从1.10美元到1.78美元；面粉厂男工的周薪为1.96美元；水泥厂的为1.72美元；玻璃厂的为1.84美元；火柴厂的为11.11美元；在技术工人方面，电力厂的为3.10美元；机械厂的为3.24美元；印刷厂的为4.55美元。印刷工人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优待，是由于他们的组织健全以及他们的身价突然涨高。最早的工会成立于1919年；它们的组织和力量到了鲍罗廷的时代达于最高峰。但当蒋介石与苏俄破裂后，工会遭到贬抑。今天虽然法律对它们管制极严，但它们还是到处成立，这是工人抵抗工业制度的唯一途径。虽然已开始通过和承认劳工法，但此法尚未产生法律效力。那些每天工作12小时的贫困工人，随时都面临着为生存而挣扎的痛苦。一旦失业，就得为三餐而苦恼，这种日子实在比以前困苦的农村生活还糟。在以前，大家都穷，没有什么富人，大家把这种贫苦视为人类亘古以来即有的自然现象。
也许这些缺点都可以避免，假如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要这么快而彻底。中国的官僚政治虽然已失去了活力，沾上了腐化的污名，但是它可以控制住新兴的工业，使得中国慢慢走上正途，而不至于混乱或反而遭到资本家的把持；工业一旦步上了正途，就会渐渐地产生一个新阶级出来，这个新阶级会和平地取得政治的权力，就如英国一样，工业家取代了大地主。但是，中国这个新政府发现它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干练的领导人物，没有钱；国民党发现它必须暂时仰赖外国和国内的资本家；它想象着民主，痛恨共产主义，依赖上海的银行家，放弃了民主，采取独裁，企图取消工会。 因为国民党依赖军队，军队依赖金钱，金钱靠借贷而来；当军队强大到足以控制整个中国时，政府却不能向全国抽税；当政府能向全国抽税时，它又必须顾虑到贷款国的意见。虽然这样，国民党仍然有不少的成就。它又重新使得中国控制了它的关税和工业；它又组织了一支经过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也许将来有一天需要它来抵御外敌的入侵；它扩大了行政权力，缩小了阻碍国民经济生活发展的土匪的势力范围。它在一日之间推翻了清朝政府，用了将近30年时间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中国之不能统一，反映出存在于中国人心中的那份矛盾。今天中国最强烈的感情是痛恨外国人；同样，今天中国最有力的行动是模仿外国人。中国知道西方不值得这样崇拜，但是中国被逼着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工业化或殖民化二者任由选择。因此，在中国东部城市的人都越过田地走入工厂，脱下长袍改穿洋装，放弃那简单的古乐器改用西洋管弦乐器；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衣着、家具和艺术品，墙壁挂上了欧洲的绘画，模仿建造那最不引人注意的美国式的办公大楼。妇女不再缠小脚了，开始学习西方人走路的风度，尽量把鞋放大 。哲学家放弃了讲求谦逊、有礼让的理性主义的孔子思想，而以文艺复兴的热诚，采纳莫斯科、伦敦、柏林、巴黎和纽约的好斗的理性主义。
中国推翻孔子的运动，性质上有点像欧洲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18世纪思想的启蒙运动；中国打倒孔家店的运动，等于是立即推翻了这位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和反对神化的诸菩萨。曾有一时，这个新成立的政府曾压迫佛教和寺院，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分子；这些中国的反叛分子都是思想自由分子，他们毫不掩饰地公开反对宗教，崇拜理性。儒家思想容忍各种宗教信仰，那是由于只要贫穷就会有神的信仰；这些革命分子坚信贫穷可以被消灭，因此不相信神。儒家思想赐给农业社会和家庭一部伦理规章，以维持这个家和农业社会的秩序；而革命的目的则是迈向工业化，这需要一个新的道德标准以符合都市和个人的生活。儒家思想之能持续，是因为做官觅职需要这种知识，但是现在科举制度已废，在学校中科学已取代了伦理和政治的哲学；现在的人不是要去学做官，而是要到工厂去。儒家的思想是保守的，用古代的规范限制了青年人的理想；革命是青年人的，他们不要这些古代的限制；他们嘲笑先哲所说的：“那些认为旧的堤防不中用，而将它们毁坏者，必会在河水泛滥时遭到毁灭。”
当然，革命成功之后，即不再有官方的宗教仪式，天坛上的祭台见不到对那默默无言、不具人格的天的祭品。祭祖的风俗虽然仍有，但已不再那样地风盛；男人渐渐地把一些以前被认为是不适合女人去做的事让给女人去做了。革命党中的领袖有一半是教会学校出身的，尽管蒋介石是基督徒，革命党还是反对任何迷信和信仰，学校的教科书没有宗教的色彩。旧有的神被除掉后，用来填补这份感情上的空虚的新宗教是民族主义。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并不能完全令人折服，许多贫困的人仍然冒险去求神问卦，以慰藉他们每天贫苦的生活。村民愚夫仍然发现在古老庙宇的那份神秘安静中，可以求得某种安慰。
政府、宗教、经济生活、传统的道德法规，这些在30年前被认为是经久不变的，现在呈几何比例地不断改变。仅次于工业而使中国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古老家庭制度的破坏，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这使得人人自由地面对世界。用以维系旧社会秩序的忠于家庭的观念，现在已被忠于国家的理论所取代，但当这个忠于国家的理论还未逐渐地付诸实践时，这个新的社会显然缺少了道德的基石。在使用机械化时代前之农业社会能够维系家庭，因为田地需要在家族和父系的权威下才能集体行最经济的耕作。然而，工业破坏了家庭，因为工业提供不同的工作机会和报酬，是给个人，而不是团体。在工业社会里，是不承认强者有义务要帮助弱者的；在家庭内大家共享的这个观念，在竞争激烈的工商业社会中是不成立的。年轻的一代常常破坏老一辈人的权威，以无畏的意志到城市去寻找符合个人意愿的工作。可能是父亲权力过大，致使他们去反抗去革命，但是这种反抗往往因过分而遭到非难。中国是彻底地被连根拔起了，没人知道它何时会生出新根，开始文明的生活。
古时候那套婚姻的形式，也随着家庭权威的破产而消失了。虽然大多数人的婚姻还是由父母亲来安排，但是在城市，年轻人自由选择结婚对象的现象已渐为普遍。个人不但认为自己有权利自由选择他所喜欢的对象，而且甚至令人震惊的是他们还想把结婚拿来当作实验。尼采赞扬亚洲的女人，称颂她们服从的精神，但是现在的亚洲也走欧洲的路子了。一夫多妻制已不存在，因为现代的妇女反对丈夫纳妾。离婚的现象虽然不很普遍，这个路子也比以前宽多了。 中国的大学是实行男女合校教育的，在城市，异性交往已是很寻常的事。妇女已经有她们自己的法律和医科学校，甚至有她们自己的银行。那些国民党的女党员都有参政权，她们有的甚至位居国民党或国民政府最高委员会的职位。她们不抵制堕胎，开始实施节育。自从革命成功后，中国的人口即未有显著的增加，也许中国大量的人潮已经开始在下降了。
尽管如此，中国每天仍有5万名婴孩被生出来。这些婴孩注定每一样都是新的：衣服和头发都是新样式，教育、职业、习惯、礼仪、宗教和哲学等都是新的。辫子已经没有了，古时那种高雅的礼仪也不复存在；革命分子带来了粗犷的精神，他们对保守分子很难保持礼让的态度。这个古老的冷静的民族，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正在变得富有表情和善变。这些不动声色的面孔下面正隐藏着一股积极而兴奋的思想。中国虽历经几世纪的战争，但仍然保有爱好和平的理想。但在遭到列强的瓜分和种种的挫败后，这份理想破灭了，学校正在把学生训练成军人，将军又变成了英雄的偶像。
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也都改变了。学校已把儒家思想抛出了窗外，而专事科学。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太必要的，因为孔子的思想是符合科学精神的。科学和机械学是受欢迎的，因为学了它们就会制造机器；机器可以赚钱，可以制造枪炮，枪炮可以保卫国家的独立。医学教育进步很快，绝大部分是受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 虽然此时的中国仍然很穷，但是小学、中学、大学却不断地建立起来。这个年轻的中国，希望每个小孩不久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希望借着教育的普及，把民主播散于每个角落。
而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也发起了革命，其性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西方教科书的引进，影响了这一革命，就如希腊的手抄本对意大利思想的影响。意大利在苏醒之后，放弃了拉丁文，改用本国语文。中国也一样，在著名学者胡适的领导下，把已用得普遍的国语应用于文学上，这就是白话文运动。胡适以他学术上的命运作为赌注，用白话文写出《中国哲学史纲要》（1919年）。他的行为产生了影响，有500部的杂志期刊采用了白话文，学校也正式采用白话文。同时，有“千字运动”的推行，要求从4万字中选出1300字作为常用字。不久，白话文传布全国，也许在100年内，中国将只有一种语言，而使中国文化再统一。
这个热忱的民族在白话文的刺激下，产生出灿烂的文学。小说、诗、历史、戏剧等作品不计其数，报纸和期刊遍及全国。西方的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出来，美国的电影配上中文字幕后，大受中国人的欢迎。哲学的讨论渐渐增多，人们对它们重新加以评估，并采纳16世纪那充满了活力和激进的欧洲思想。意大利一摆脱教会的束缚，即热衷于毫无宗教色彩的希腊思想；新的中国亦复如此，它热衷于西方的思想家像杜威和罗素的思想，他们那不含任何宗教思想和唯经验实证论的哲学，正合这个试图要推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于一炉的国家的胃口。胡适对我们西方人对亚洲“精神价值”的赞赏大加嘲笑，胡适认为推行工业、改革政府以消灭贫穷，要比所有“亚洲的智慧”更具有精神的价值。他形容孔子是位“很守旧的人”，他建议假如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的那些非正统的学派，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上获得应得的地位，那么将更能看出真正的中国思想之所在。在这股“新潮”的冲击中，无疑地，胡适是最活跃的领导者，他有资格去评价，甚至对古代的先圣哲人作公平的批判。他对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完美的问题：
假如在接受这个新文明时，不作有益的吸收，而只是一味突然地更换，致使原有者的文明消失掉，那对整个人类确是一大损失。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对能配合我们自己的文明的这个现代文明，作最好的吸收？
这个有着3000年历史的国家，在好几次的兴衰后，今天在整体和精神上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我们发现这是个最富创造的时期。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精力充沛，那样聪慧，那样能适应环境，那样能抵抗疾病，那样能忍受灾难和痛苦，那样在历史的重压下能沉静忍耐和等待复原。这个拥有如此多物质、劳力和精神资源的国家，加上现代工业的设备，我们很难料想出可能产生怎样的文明。
外来武力的胜利，或外国经济的专制，将无法长久地压迫这个资源和活力如此丰盛的国家。在这只雄狮尚未耗尽其元气以前，侵略者将会先行耗尽其金钱和耐力。在一个世纪之间，中国将会吸收并同化它的征服者，将学会所有现代工业的技术；道路和交通将使全国统一，经济和节俭将带给它富裕，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带给它秩序与和平。混乱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最后，混乱消失，它用独裁求得平衡；旧有的障碍都将被一扫而空，继之而来的是欣欣向荣的自由。革命像是死亡和流行病的化身，它清除垃圾，割除毒瘤，当有许多事注定要死亡时，它才会来。中国在以前死过好多次，之后都复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