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去世后，德川家康认为往日起誓盟血非流自手指或口腔而是流自耳根，依据武士道的规矩，誓言对他不具任何拘束力。他击溃敌人，并于关原（Sekigahara）一役中消灭敌军4万人，唯慑于丰臣秀吉儿子的势力，只得暂时屈服。时机成熟后，他即要求秀吉之子顺服，但遭到严词拒绝。于是德川家康围攻丰臣氏所据有的大阪城，秀吉之子切腹自杀，德川家康更斩草除根，株连丰臣后裔及亲友。局势安定后，德川家康致力统治日本，为其未来8代子孙奠定了良好基业。
德川家康有其理想与抱负，并极重视品行纪律。曾有一佳人指控某官吏为夺取她而谋害了她丈夫。德川聆听后，即命令该官吏剖腹表白谢罪，此佳人亦因感恩而被纳入后宫。德川家康如同希腊圣哲苏格拉底一般，非常重视人的才智，这可由其传给后世的遗训中窥知梗概：
人生在坎坷的旅程中如负重担，应脚踏实地稳健前进，切忌半途绊倒。世事十之八九不能称心如意，何必气馁与失望。心有邪念，应思昔日艰辛困苦，当可制止不轨行动。节制乃宁静之本，永持信心勇往前进。视愤怒如仇敌，善加克制。如仅知征服他人之扬威，不察失败之苦痛，祸必将至。待人要宽，律己则严。
德川家康以武力夺取政权后，痛定思痛，决定竭尽一切方法来维护和平。为改变武士好斗习性，乃鼓励他们改习文学、艺术及哲学。因此在其统治之下，文学日昌，武艺式微。他以“民为邦本”，而要求其继承人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应加重视。他的观念中并无民主的倾向存在，他认为叛逆为万恶之首，国人若不安分守己，试图改变身份，可当地处决；叛逆分子的家族，在连坐法实施下也难幸免。他认为封建制度的秩序最适合于人类的政治活动，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得以平衡。封建制度在社会与经济的组织中，建立了自然的世袭制度，且使社会在不受暴力的侵犯下得以保持不坠。不容否认，德川家康所组成的封建政府，在日本史上算是最完美的政府了。
德川家康，如同大多数的政治家一般，认为宗教信仰乃维持社会纪律的工具。遗憾的是，人类信仰的杂乱分歧，抵消了这种美意。在他的政治意识中，日本民族的精神团结、道德秩序、爱国热诚，得益于传统的信仰——神道教（Shintoism）与佛教的混合。本来他对基督教尚抱着宽大的政策，对丰臣秀吉颁布的禁令也未严格执行。及闻基督教讥毁日本传统信仰为崇拜偶像的迷信时，他的愤怒终于无法抑制。最令他感到震怒的，莫过于有些传教士竟是外国侵犯日本的先锋，对日本极尽阴谋颠覆之能事。 1614年，他禁止基督教徒在日本传教，更斥谕基督教徒离境，否则必须放弃信仰基督，有些传教士因罔视禁令而遭逮捕。但没有传教士在德川家康执政期间被杀害。可是以后的执政者，对基督教徒极其残酷，极力排斥基督教势力于日本之外。1638年，约有3.7万名基督教徒据守在岛原半岛继续为他们的信仰而奋斗，德川家光（Tokugawa Iyemitsu，德川家康之孙）调遣全国16万精锐部队，围攻岛原半岛达3个月之久，始获战胜。是役，除了105个教徒幸免于难外，其余均被集体斩首。
德川家康与英国莎士比亚于同年谢世。德川家康将其将军职让与其子德川秀忠（Tokugawa Hidetada）时曾告诫道：“善待庶民，敦品励德，捍卫家邦。”并据孔孟思想对大臣贵族作临终托孤：“犬子已告成人，寡人不必再为国操劳，倘犬子荒唐无道，君等可取而代之。日本非一人所有，而系国人所有，如寡人后代不因不肖而丧权，寡人夫复何憾哉。”
德川家康的子孙，尚能本乎遗教，表现称职，因此能相安无事地统治一段期间。德川秀忠平庸而治，德川家光代表着较强烈的幕府性格，严厉地压制恢复天皇实权运动。德川纲吉对于文学家及当时两大敌对派的画家，即狩野派（Kano School）与土佐派（Tosa School）等优惠有加，使得元禄年代（Genroku Age，1688—1703年）更为辉煌。德川吉宗（Tokugawa Yoshimune）始终抱着消灭贫穷的目标。他广向商人阶级贷款，攻击富人的奢侈浪费，竭尽全力缩减政府支出，甚至遣散了宫中50名美姬。他生活俭朴，穿着布衣，睡农夫草席，粗菜素饭，如是等等。他曾于大理院前置一意见箱，并鼓励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及检举贪官污吏。曾经有一位叫山下者（Yamashita）向吉宗谏言批评时政，吉宗大喜，下令读谏言于众，并以其坦诚而赏赐甚厚。
根据小泉八云的见解，“德川幕府时期系日本历史上最安乐的时期”。历史虽未能尽知过去，却倾向于得出相同的结论。当吾人见到今日日本的发达，怎能料想到一个世纪以前，这些岛上住着安贫而知足的人民，他们在军人阶级的统治下，曾享长时期的太平，并能在静寂孤立中追求文学与艺术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