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由梭伦控制达30年之久的利益冲突集团，在他离开雅典后，很自然地又开始了政治权力和阴谋的斗争。三个集团互相争权：一个集团可称为“海岸派”，由港口的商人领导，他们拥护梭伦；另一个集团可称为“平原派”，由富有的地主领导，他们憎恨梭伦；第三个集团可称为“山地派”，是小农和城镇劳工的结合，他们仍在为土地的再分配而斗争。庇西特拉图和一个世纪后的伯里克利一样，虽然在出身、财富、仪态和兴趣上都是贵族式的，但他接受了对大众平民的领导。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展示了一处伤口，他说是人民的仇敌企图加害于他，因而要求拥有随身护卫。梭伦了解他这位堂兄弟的诡计，怀疑他的伤口是自伤的，认为拥有随身护卫将为他开辟独裁的途径，于是提出抗议。他向民众大声疾呼：“雅典的民众呀！我比你们之中若干人要明智，比其他的人要勇敢；我比你们之中未能察知庇西特拉图奸计的要明智；比已察知其奸计，但由于恐惧而不敢有所行动的要勇敢。”虽然如此，民众大会仍表决通过许可，允许庇西特拉图拥有50人所组成的护卫。但他召集了400人而非50人，占领了雅典卫城，并宣布了独裁。梭伦向雅典人发表了他的意见：“雅典人呀！你们个人行动起来像狐狸，集体行动起来像一群鹅。”然后他把自己的兵器和护盾置于门外，以表示绝缘政治，在晚年专心于诗文。
“海岸”和“平原”两派暂时联合，并于公元前556年驱逐了独裁者。但庇西特拉图与“海岸派”秘密谋和，并且可能是在其默许下，重入雅典，这种情形似乎证明了梭伦关于群体智慧的判断。一位高大而美丽的女人，一身雅典女神雅典娜的装束，傲然地坐在一辆战车上引导庇西特拉图的军队进城，这时雅典传令官宣称雅典守护女神也支持庇西特拉图复位（公元前550年）。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雅典人完全相信那位女人真是女神，全体伏身跪拜，并迎接庇西特拉图回城。“海岸派”的领袖在公元前549年又起来反对他，并第二次将他放逐；但于公元前546年庇西特拉图击败前往迎击他的军队，又一次回城，这次他保持他的独裁达19年之久。在这次的长期独裁中，他政策的明智几乎完全洗刷了他手段的寡廉鲜耻。
庇西特拉图的个性确实是文化和智慧、行政才能和个人魅力的一种罕见结合。他能够无情地斗争，但也能立即对仇敌宽恕。他能够走在他那个时代思想的最前端，他的治理明敏爽快，没有一般知识阶层的犹豫不决，在执行时也没有踌躇不前的怯懦行为。他的态度谦和，决定合乎人性，对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亚里士多德曾称赞他的治理温和而有节制，他表现得像是一个政治家，而非一个暴君。他对能改过自新的敌人鲜有报复行为，但对无法调和的对手则予以放逐，并将其财产分授贫者。他曾改进军队，并建立了一支海军以抵御外侮，但他设法使雅典置身于战争之外。在这个曾充满阶级冲突的城内，他保持了良好的秩序，使居民能获得安乐，因此，一般人常说他把城邦治理得像米诺斯时的黄金时代。
使每个人惊奇的是，他对《梭伦法典》的细节鲜有变更。他也像奥古斯都一样，了解如何用民主的让步和形式来装饰和支持独裁。执政官照旧选举，民众大会和公共法院、四百人议会和最高法院的程序和执掌都照旧进行，唯一不同的是庇西特拉图的提议能得到特别的注意。当一位公民控告他杀人时，他出现在最高法院，请求依法审理，但控诉人之后又不愿将此事继续追诉。年复一年，与他们的财富呈反比例的增长的人们，逐渐对他的治理感到满意，人民很快以他为荣，最后又很喜爱他。可能雅典在梭伦后需要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充满精力和毅力、能使雅典摆脱混乱状态走上强壮与稳健之途的人，并且在最初的冲力中就能为社会建立秩序与法律习惯（秩序与法律对社会的重要如同脊骨对动物一样，虽然不一定是在生活创造性上，至少在形式与力量上是如此）。在30年后独裁制被扫除时，这些秩序、习惯和《梭伦法典》的架构仍留作民主的遗产。庇西特拉图可能自己还不了解，他的独裁实际上并没有破坏而是实施了法律。
他的经济政策是继续执行在梭伦时代业已开始的“对人民解救”。他将国有土地及被放逐的贵族的土地分给贫民以解决土地问题。成千上万因闲散而成为危险分子的雅典人都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而获得安置，因此，此后数个世纪中未闻在阿提卡有严重的土地问题。他进行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以解决就业问题，他兴建了水道和道路系统，并为诸神建造堂皇的庙宇。他鼓励在劳留姆地区开采银矿，并发行了独立的币制。为支援这些建设所需要的费用，他对所有农产品课税10％（然后似乎降低为5％）。他在达达尼尔设立了战略性殖民地，并与许多城邦签订贸易条约。在他的治理下，贸易甚为兴隆，不仅少数人，整个社会的财富都在增长。贫者不再更贫，而富者则更富。以往因财富集中几乎使雅典陷于内战的危险已被控制，生活普遍的改善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多已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庇西特拉图和他儿子的治理下，雅典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雅典在希腊中仅能称作二流城市，在财富、文化及生活与思想的活力上都次于米利都、艾菲索斯、米蒂利尼及叙拉古。现在各处用石材和大理石建成的建筑物可充分反映雅典当时的繁荣。在卫城的雅典娜女神古殿已经用多利安式列柱廊加以美化。修建奥林匹亚的宙斯神殿的工作也已经开始，这个神殿庄严的科林斯式石柱，今日纵然于其废墟中，仍可使自雅典至其港口的道路备增光辉。因为他建立了一个泛雅典竞技大会，并赋予它一种泛希腊的特性，不仅给雅典带来光辉，并且因此使雅典人能够多看到外邦的面孔、外邦的方法，并刺激与外邦的竞争。在他的治理下，泛雅典成为全国性的伟大节日，即使今日帕特农神庙的饰带上仍可看到当时庆祝盛典的活动景况。由于公共工程和他个人的德惠与声望，他的宫廷吸引了很多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同时在宫廷中也建立了希腊最早的图书馆。他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赋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首史诗以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也就是我们今日所知的。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所有泰斯庇斯的悲剧和其他著名的戏剧都经改进，可由昔日哑剧演员的模拟表演，进而由雅典舞台的三人团充分演出。
庇西特拉图的“暴政” ，是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商业蓬勃发展的城市内，利用中产阶级与贫民的暂时结合以代替封建地主贵族统治的普遍运动之一部分。这种独裁是由于财富的病态集中，同时又不能与富有者达成折中方案所促成的。如果被迫作一选择，那么贫者也和富人一样，宁取财富而舍弃政治自由。唯一能够持久的政治自由是将其做法加以适度调整，使富者不能依其能力或诈术剥削贫者，而贫者也不能依暴力或投票掠夺富者。因此，在希腊商业城市，通往权力之路很简单：打击贵族，保护贫者，与中产阶级达成谅解；在获得权力后，独裁者即取消债务，或没收巨富的财产，向富者征税以兴建公共设施，或将过度集中的财富重新分配。在依上述措施获得大众的拥护后，通过调整国家币制与商业条约以促进贸易，使自己取得商业团体的支持，并设法提高中产阶级的社会声望。因独裁制都有赖群众支援而非承袭权力，所以大多数均避免战争，支持宗教，维持秩序，振兴道德，赞成妇女取得较高地位，鼓励艺术发展，并在美化其城市上花费大量金钱。以上各项陆续兴办后，在多数情形下，仍保持民治政府的形态与程序，故而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仍可过上自由的生活方式。当独裁制度破坏贵族制度，而人民又破坏独裁制度后，仅需微小的变更即可达成自由人所需民主制的实质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