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因为他在气质和风采上具有吸引力，谈吐迷人，文学和历史知识广博，对朋友的忠诚甚于对情妇。他住在圣詹姆斯街8号的豪华套房里，在那里接待过托马斯·穆尔、托马斯·坎贝尔、塞缪尔·罗杰斯、霍布豪斯等人，而他们也报之以欢迎之诚。通过罗杰斯和穆尔两人，他进入荷兰宫的名流群中。他在那里碰到了理查德·谢里丹，他正准备从政治界中退出来，但词锋依然犀利如昔。“他说话时，”拜伦回忆说，“我们屏息倾听，从下午6点直到凌晨1点钟，连哈欠都不打一个……好家伙！他很快就烂醉如泥。送他回家几乎成了我的义务。”
在这些民权派人士主张的刺激下，拜伦在自己的诺丁汉郡举起“路特派”反抗纺织工业的旗帜。1812年2月20日，下院通过了一项宣告将任何被捕的反抗者处死的法案。2月27日，拜伦起立发言反对。他以优异的英文预先写好了他的讲稿，他开始以一种作第一次演说期望的谨慎声调说话。他承认有些工人犯破坏大量财产的毁损罪，被捣毁的机器，从长远来看，也许是国家经济的一项利益。同时，厂商们把长期辛勤工作而获得一技之长的成千上万工人驱出工厂，突然使他们一无去处，以致无法养活家小，他们目前贫无立锥之地，而靠救济维持生活，他们的绝望和痛苦从他们的暴乱中可以窥知。演讲继续下去时，这位年轻的演讲者，因攻击战争为英国工人中前所未有的忧伤之源而失去了立场。上院的贵族们蹙额了，因而通过了这项法案。4月21日，拜伦二度演说，指责不列颠在爱尔兰的统治，并呼吁大英帝国彻底解放天主教徒。贵族们赞扬他的雄辩，却驳回了他的请求，并贬斥他为一位政治上的无知者，对他的党无用。
他放弃了政治，决定用诗来辩护他的主张。在他发表第一次讲演后12天，《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前两篇公开发表了，几乎是空前的成功——第1版（500本）在3天内销售一空。这鼓励了作者的信心，他已找到了较辩论演说更持久的一种媒介。此时，他做了得意洋洋的评论：“我一早醒来，发现自己已名满天下。”他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旧仇家都赞扬他，感激之余，他送了一封道歉信给杰弗里，为他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上对他的刺伤道歉。
此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欢迎他，几乎每位出色的女主人都邀约他，有上打的妇女倾慕他俊秀的面孔，徘徊在他的左右，希望用她们的各种媚态，捕捉住这只幼狮。她们不因他登徒子的声名而被吓走，而他的贵族头衔对那些不知道他负债累累的人似乎是一件珍贵的奖品。他享受着她们的注视，她们神秘焕发的容光早就使他神魂颠倒了。“在女人们前面，”他说，“有一些东西令我软酥酥的——一些奇怪的印象，没有与她们在恋爱中也是如此——我无法说明这些事，对性实在没有什么高论。”他长于怀疑，却一而再地拜倒在每个健美的女人的魅力之前。
他最早征服的是卡罗琳·拉姆夫人。她是贝斯区第三代伯爵的掌上明珠，20岁时嫁了墨尔本侯爵的次子威廉·拉姆。读完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后，她决定要见见这位作者。但是，一见到他时，她就以“认识到他为一位危险人物”吓得立刻掉头而去。这种拒绝竟刺激了他，他们重逢时，“他恳求我准许他来看我”。他去了。她比他长3岁，早已做了母亲，但是她刻意装扮了一番——她是一笔巨大财富的女继承人。他又去了，以后几乎每日都去。忙于自己业务的丈夫，把他当作英国的意大利式大情人般来接待他。她对他越来越着迷，公开或打扮成一名书童的模样到他的房间，还写给他热情洋溢的情书。有时，他的情绪随她的变动，直到他提议和她私奔。但是，她的母亲和丈夫带她到爱尔兰时（1812年9月），他知难而退，不久与牛津夫人鱼雁往返起来了。
在这些兴奋的事情中，拜伦锲而不舍地写出一系列有关东方的冒险、暴乱和爱情故事的优美诗篇。它们不佯装为伟大的作品，它们是浪漫的想象，是诗人在阿尔巴尼亚、艾比鲁斯和希腊旅行时的回声，它们不要求作者和读者花工夫去思考，但销售得很好。1813年3月首先出版《异教徒》（The Giaour）一卷。不久，12月出版《阿比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这卷一个月中就售完6000册。更好的是《海盗》（The Corsair）一卷（1814年1月），这一卷在出书之日就卖掉1万本，打破了其他各卷的纪录。然后是1815年的《拉娜》（Lara）和1816年的《科林斯之围》（The Siege of Corinth）。出版商结算收入，送给拜伦一份版税，自负为一位贵族的拜伦，拒收对他的诗的一切报酬。
他构思这些大胆的故事时，却厌倦起自己无法无天的生活，直到他耗尽他的健康、享受的特权和钱财，而不可能追逐女人。他和霍布豪斯曾立誓避免结婚而成为精神和肉体的一名囚徒。此时，他怀疑婚姻不一定是一项阻止欲望的方法，如不节制欲望，非但可能扰乱个人，还会扰乱社会。他感到他也许为了稳定和宁静，或为了更有保障的收入，而终于放弃了自由。
安娜贝拉·米尔班克似乎符合他的所有要求。她美丽、有教养，是有一笔殷实财富的独生女。1812年3月25日，在她的姑妈墨尔本夫人的家里初次邂逅她时，他就已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的容貌娇小而有女人味，却不很端正。她有最细腻的皮肤。她的身材和她的高度十分协调，她具有朴素谦和的态度……十分令我欣赏。”他没有和她说话，因为各人都等着对方先拾起话头。但是，她也很有兴趣，因为在她的日记和信中，她花了一些时间来分析他的个性：“精神矍铄……不做作，爱恨形于色……热诚而独立……据说，他是一位不信神的人，而我认为，那也许是他心智的通常特性之故。他的诗（《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足可证明他有崇高的感受，他却贬抑自己善良的个性。”这是一种颇有领悟的措辞，也许在她看来，设法从他的感觉中挽救这个善感的人，释去他的羞怯感，同时附带地，从那些因他的狼藉声名而发狂的妇女中俘虏这只伦敦的幼狮，虽然危险却是何等有趣呢！
数月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卡罗琳·拉姆夫人仍然主宰着局面。接着，那种热情因爱尔兰海峡而冷却了。1812年9月13日，拜伦写给墨尔本夫人一封在他生命中指向一个致命方向的怪信：“我发现，我竟一直并至死不渝地爱着……一个我从来没有谈过很多话，却时常出现在我眼前的人……要不是这档（拉姆）事件介入，这是我想要娶的一个人……我指的这个女人是米尔班克小姐……我从没见过一位如此令人尊敬的女人。”喜不自胜的墨尔本夫人告诉了她的侄女关于拜伦的想法，并问她愿否考虑这个提议。10月12日，米尔班克小姐寄了一封信给大名鼎鼎的塔列朗：
因为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有那种强烈的、足以让我对家庭生活乐在其中的强烈依恋感，所以，我可能会采取任何可能会证实——甚至间接证实——他的目前印象的手段来冤枉他。从我对他行为的有限观察上看，我倾向于相信你的那些有利于他的有力证词，而且，对于我不想回报他的感情这件事，我更愿意将其归因于我自己感觉上的缺陷，而不是他人格的缺陷。做出这样的表述时，我感受了真切的悲伤，因为它很伤人，但这之后，我必须把我们之间交往的未来留给他作决定。我不可能有理由离开一个让我感到光荣的、能够赋予人如此多的理性的快乐的熟人——除非他不自知地被恐惧所蒙蔽。
对这位有学养而诚实的女士没有感到任何迫切需要的拜伦，对这种拒绝处之泰然，首先就在奥克斯福德伯爵夫人，接着是弗兰西斯·韦伯斯特夫人，同时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利的怀里找到了安慰。奥古斯塔·利生于1783年，比她同父异母的弟弟长5岁。她（1813年）已与她的大表哥乔治·利上校结婚6年，而且生了3个孩子。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她从剑桥郡的六里厝（Six Mile Bottom）的家来到伦敦，要求拜伦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因为她的丈夫长期在赛马上输钱而导致家庭困难。拜伦不可能给她很多，因为他的收入不稳定，但是他以热诚的谈话来取悦她，而且发现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
她当时30岁，并没有如巴尔扎克赞扬的女性的妩媚，因为她缺乏知识和爽朗的个性。但是，她亲切、随和，也许对她弟弟的声名有一点敬畏，愿意给他她所能给予的一切。她和他的长期分隔，加上丈夫的忽视，使她在情绪上很轻松。率然抛弃了道德禁忌的拜伦，认为与姐姐发生性关系并非不可以。后来的发展指出，他不久就与奥古斯塔·利发生了性关系。1813年8月，他想带她一起去地中海航行。那个计划失败了。1月，他带她到纽斯台的修道院。1814年4月15日，奥古斯塔生下一名女婴时，拜伦写信给墨尔本夫人说：“如果它是一只短尾猿，那一定是我的不是了。”这个孩子——梅度拉·利——自认为是诗人的女儿。5月，他送给奥古斯塔3000镑以清偿她丈夫的债务。7月，他和她在黑斯廷斯。8月，他带她到他的修道院。
他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的感情愈陷愈深时，米尔班克小姐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他，信上日渐加浓的诚挚促使他在1813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下：
昨天，安娜贝拉寄来一封动人的信，我回了她一封。我们之间是一段何等古怪的处境和友谊啊——都没有一丝爱情的火花……她是一位非常不平凡的女人，一点没有娇生惯养的习惯。在一位女继承人，一位20岁的女孩子——自己就是一位女贵族、一位独生女，一位有个性的女学者的身上，是很奇怪的。她是一位女诗人——一位数学家、一位形而上学者。而且，十分仁慈，慷慨和温柔，毫不装腔作势。任何人有她的学识和她十分之一的幸福就会掉头而去了。
似乎她读过这篇惊人的赞辞，她在1814年的信中变得更加温柔了，使他相信她心中坦荡，要求他的照片，而且以“挚诚的”字样来签名。陶醉在她温情洋溢的书信中，他于8月10日写给她：“我自认识你迄今一直爱着你。”她回答说她正因为陶醉在哲学、诗和历史中，不适合结婚。对这种挑逗的反应，他于9月9日，如在对弈中一般，心平气和地再度向她提出求婚。如果她再度拒绝，他计划和霍布豪斯一起到意大利去。她接受了。
他接近了命运的转折点：一方面害怕他会失去他已习惯了的友谊、性和观念上的自由，一方面希望婚姻能将他从纠缠不清的危险和可耻的关系中解救出来。他对朋友们解释说：“当然，我一定要改正，彻底地改正……她是如此善良的一个人。”而对他的未婚妻说：“但愿我能变好……我愿成为你喜欢要我成为的那种人。”她虔诚地接受了她的任务。1814年10月4日，她在写给埃米莉·米尔纳的信上说：
拜伦爵士的真正个性，不必要到广漠的世界中去寻找，只询问最接近他的那些人就可以了——他曾安慰过的那些不幸的人，他祝福过的穷人，和他作为最好的主人而依附他的人们。就他消沉的意志，我担心近两年来，我回答得太多了。我有一份宁静深沉的安全感——对上帝和人类的一份信心。
拜伦要前往在西汉姆（Seaham，靠近达勒姆）的安娜贝拉家，向她提议结婚的时间到来时，他的勇气消沉了。他滞留在奥古斯塔·利的家里，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要求解除婚约。奥古斯塔·利劝他毁掉这封信，把结婚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10月29日，他和霍布豪斯继续前往西汉姆，霍布豪斯在日记中记着：“情人从来就很少不是性急的。”新郎发现新娘的家族很热诚，他以最佳的风度取悦他们，1815年1月2日，带她踏上了结婚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