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诗人此时都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年长的这位仍然有一些《唐璜》的章节要写，这些诗以辛辣的笔触讽刺英格兰。《审判的异象》（“The Vision of Judgment”，1821年10月）也是一首无情的讽刺诗。但是，骚塞先出版的《审判的异象》（1821年4月）因称拜伦为英国诗坛上的“撒旦”派领袖而激起了反驳，拜伦用趣味和技巧来歼灭他。在这些最后的作品中，他已从浪漫自怜的《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的忧郁中抽身而出，朝更古典的理性姿态和幽默上发展——但仍未见谦和的态度。他的书信——特别是给默里的那些——表现一种较成熟的情操，因为在那些信中，他尖锐的词锋已因严格的自我节制有所缓和，犹如他已发现了谦和打开了通向智慧的大门一般。
关于他的诗他是谦和的。“在知识阶层上，我决不将诗或诗人排列于较高的层阶上。这也许看起来有点装模作样，但这是我真正的意见……我较喜欢行动的天才——战争、参议院或科学——甚于那些做白日梦者的一切投机取巧的作为。”他赞扬雪莱为一位人物，却认为他的诗是幼稚的狂想。他渴望被评断为一位人物犹过于一位诗人。他对自己的形象有一种痛苦的意识。他喜欢骑着马散步，因为他的左脚会分散对他俊脸的注意力。就营养来说，他的一生是介于饮食过量和过度减肥之间的一种循环。1806年，他5英尺8英寸半高的身材重194磅；1812年，他瘦到137磅；1818年，他又胖到202磅。他对在性方面的成就很自负，并将这方面的数字告诉他的朋友们。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时常发脾气或失去自制。他的智力超群却不稳定。“当拜伦思想的铃铛，”歌德说，“他是一个孩子。”
在宗教上，他开始时像一位加尔文派教徒，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他以旧派新教徒的精神说教皇制就像“巴比伦的娼妓”。二十几岁时，他读哲学，如斯宾诺莎一样，较喜欢休谟，而且宣称：“我不否认任何事物，但对每件事都怀疑。”1811年，他写信给一位劝诱他改宗的朋友说：“我对你的不朽没有什么可做的。”10年后，他写道：“灵魂不朽，对于我来说，是不容怀疑的。”在意大利时，他和那里的气候和人民打成一片，开始思考天主教的一切了。祈祷的钟声响起来时，他渴望着分享此时笼罩着每个人的那份宁静气氛。“我时常希望，我要是一名天生的天主教徒多好。”直到最后（1823年），如在童年时一般，他大谈宿命和上帝。
在青春期失去了他的宗教信仰，在文学或哲学中，找不到道德的系留处，他就没有了足以供他抵抗刺激的感受、情绪或欲望的支点。他的自由自在和灵活的智力，找到了屈从的理由，或他的脾气没有时间给予理由展示社会抑制的智慧。显然，他抑制了他同性恋的倾向，用温暖和忠诚的友谊来满足它们。但是，他屈服于他姐姐的妩媚，而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朝圣之旅》中，他大胆地说出他的爱：
一只柔酥酥的乳房
它对他的约束力，其纽带的坚强
甚于教堂对他的以往一切的联系。
困为逾越了英国社会准许的恣纵，或不能以优雅的态度隐藏这些行为，因而遭到英国社会的指斥，他向不列颠的“伪善”和“伪善的口吻”宣战。他讥讽上层阶级为“由两个有权的部落——厌烦者和受厌烦者——形成的”。他谴责工厂主对劳工的压榨，有时他呼吁采取革命手段：
“上帝拯救国王吧！”
如果他不拯救，我怀疑人类是否还愿长此下去。
我想我听到一只小鸟在唱
人民渐渐地更会坚强……
而民众
最后都厌于模仿约伯……
我欣然说，“呸”，
我岂会不领悟到，革命
才能将这个地球从乌烟瘴气中挽救出来。
不过，再思之下，他觉得民主政治不再有什么吸引力。他不信任群众，害怕革命带来比国王或国会还要糟糕的独裁制度。他看到由一个出生贵族血统的人来统治的一些德行，而且渴望一个清净、理性、有训练和有能力的贵族政治出现。他从来不忘记自己就是一位爵爷，不久就抑制了任何平等地位的主张。他知道在社会关系上，距离可以增加观念上的吸引力。
他对拿破仑的观点随着事物而改变了。直到波拿巴自行加冕为国王，并以各种头衔来尊荣自己，拜伦视他为一个国王和群众之间最杰出的折中。即使有那些小丑的举动及那些对西班牙和俄国的侵略行为，拜伦仍为拿破仑祈祷打赢欧陆上各王室的联盟。他鄙视这位被打败的国王不自杀而是禅位的举动。但是，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时，诗人复为他对抗联盟的胜利而祈祷。6年后，听到拿破仑去世的消息时，他喟叹道：“他的覆亡是我脑袋上的重重一击。自那个时期起，我们是笨蛋的奴才。”
他是错误和德行的一种不可理解的混合。他愤怒时，可以做出粗鄙和残酷的事。通常他彬彬有礼，能体谅也能慷慨。他对贫困中的朋友毫不犹豫地施舍。他转移给罗伯特·达拉斯价值1000英镑的版权，另外1000英镑使弗朗西斯·霍奇森免于破产的噩运。他在整整4年中几乎每日都要见到他的特雷莎·圭乔利。在900余页的篇幅中，描写他为一位真正的天使。他远比柯勒律治更要像一位“受折磨的大天使”，他的肉体有遗传上的缺点，以胆大妄为和多产的诗篇来阐明和求得补偿，而且以强烈的反抗思想使歌德称他为“我们这个世纪中最伟大的‘文学’奇才”。
对照之下，雪莱是历史性片语指陈的“无效的天使”。不完全是无效的。谁能说由他的魔咒式诗篇散布的叶子，没有埋下宗教容忍、妇女解放、科学在科技和哲学上的胜利、参政权的扩大及使19世纪成为一个“奇妙世纪”的国会的改革的种子呢？
雪莱实在是一位人类的天使。他外貌出众，为屈服于生理上的需要，至少搞了两次私奔，更不必说他与伊密莉亚·维维亚尼的韵事了。他的身体瘦弱、有病，背部经常痛楚。当然，对外在和内在的刺激，他出乎寻常地敏感，甚至过于拜伦。回忆一下他给克莱尔蒙特的信（1821年1月16日）：“你问我从哪里寻找到我的乐趣——风、光、空气和一朵花的芬芳就能影响我不能自已的情绪。”
跟我们一样，他特别喜欢自己。他向葛德文坦白（1812年1月28日）：“我的自我为中心似乎是无止境的。”在接受玛丽·葛德文并要求太太哈丽雅特退居到妹妹身份的这件事上，他如任何凡夫俗子一样完全受自己的欲望支配，在解释哈丽雅特在哲学和观念上不及玛丽与他契合时，更使他自己表白无遗。他对自己的诗是谦逊的，自认不及拜伦。在友谊上，他终生忠诚并能体谅别人。拜伦在向默里报告雪莱的死讯时写着：“你残酷地误解了雪莱，他无疑是我相知的人中最善良、最不自私的一个人。”霍格报告说：“这位诗人性情易变，经常忘记约会和承诺，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经常会进入沉思的状况。”一般人都认为他不务实际，但是他不太容易在金钱事务上受骗，未经一番长期的挣扎，他是不愿放弃遗产继承权的。
他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成为一位很理性的思想者；太缺乏幽默感，以致不怀疑自己的观念。他经常的诱惑就是他的想象力，比起他为逃避现实而沉迷在白日梦中的理想国的种种可以理喻的改革来，现实似乎太可怕、太粗鄙了。他主张不要国王、律师和教士。在一个仍然以狩猎占优势的社会上，却改宗为素食主义者，并将性爱从一切法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从人类的本质或人类生理的过去史实上，看不到有任何障碍存在。“雪莱相信，”他的可爱的遗孀说，“只要人类不愿有邪恶存在，邪恶就不存在……这个观念，他以炽烈的热情……激赏着。”除了理想化希腊外，他几乎忽视了历史，就是对希腊，他也忽视了奴隶制的存在。
因为我们忘了死亡不曾允许他成熟，所以夸大了雪莱的简朴；因为他们的早凋，拜伦和雪莱就成了我们的浪漫诗人，是英国浪漫运动的神。若他们活到60岁，他们也许就会变成保守的人民，也许在历史上就要比他们在浪漫时期中死去，而为他们争得的地位略差一筹。
事实上，28岁时，雪莱早已冷静到一种相当谦和的程度了。1820年，他写了一篇名为《改革的哲学观点》（“A Philosophical View of Reform”）的相当有分量的文章，该文于一年后发表。“诗人和哲人，”他宣布，“是世界上不认其为存在而存在的立法家。”在许多荒谬中，诗人们的想象酝酿了新观念，可及时刺激起人们去实验和精研。哲人们带给社会问题冷静的理性习惯和经年的参悟。就如拜伦和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一般，雪莱被英格兰工厂中工人的状况，及马尔萨斯控制人口增加而任工资由供需律来调节——由失业的人数去竞争少数工作机会——的残酷方法而激怒了。他因为新教和天主教未能适用基督精神到贫富的关系上而公然指斥这两种宗教。他提议用征收富人重税的方法来终止国债的年息所加于一般大众的沉重税赋负担。他指出1689年至1819年，人口的增加已改变了有投票权者和无投票权者之间的比例，使国会的选举操纵在极少数人手里。实际上，人民根本就没有参政权。他宽恕根深蒂固的贵族政治，因根植于法律和时间上的缘故（也许着眼于未来的雪莱家族之故吧），他认可财富温和的移转手段。但是，他鄙视日趋兴起的工厂主、商人和财阀们的金元政治。他唾弃马基雅维利政府免于道德约束的主张：“政治只有根据道德的原则而作为时，才是健全的。事实上，它们是国家的道德。”他主张“由一个国民会议来治理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如他的导师葛德文一般，他反对暴乱的革命。他为法国大革命辩护，赞扬拿破仑执政，批判拿破仑称帝，为法国在滑铁卢的失败悲叹。
雪莱的《诗辩》（Defence ofPoetry）写于1821年，直到1840年才找到一位出版商。这位自我放逐的诗人，在此处扬弃了哲人，宣扬诗人们才是“世界上最高的立法者”。他曾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序言里表达了这种温和的意见：“我们这个世代的伟大作家们——我们有理由认为，是一些呼吁改变我们的社会状况，或凝聚这种意见的辩护人和先驱。心智上的云层正在放出它聚拢的闪电，而制度和意见之间的平衡目前正在恢复，或有待于恢复。”现在，他加上：“我们处于一个在知识成就上值得记忆的世纪，我们居住在这些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和葛德文）和诗人（歌德、席勒、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等中间，可说超越自最近一次为文明和宗教自由而进行的全国性斗争的任何一人的成就之上的。”
比较起来，雪莱低估了科学开始担当重铸观念和制度的任务。他反对让科学进步，科学只是改良的工具，摧毁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所以，“不能减轻的计算功能的运作”，进一步增加了少数狡猾之徒的资产，及财富和权力的集中。
雪莱对他第二任岳父葛德文有财务上的不满，还波及了他的哲学。重新发现了柏拉图时（他翻译过《论文集》和《离子》两篇文字），他对精神的解释从自然的观点进入本质和生命的观点。他此时已怀疑理性的无所不能，并对无神论失去了热诚。他快接近30岁时，他不再攻击超自然的信仰。此时，他认为——十分像年轻时的华兹华斯——本质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内在灵魂的外在形象。那里也许还有一种不朽的存在：到他死时，在个人身上的这股精力，变成永不消灭的另一个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