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克很容易赢得读者的喜爱，因为他少年时对抗贫困，壮年时对抗享誉天下的居维叶，老年时又对抗瞎眼、贫困的厄运。而且，对性情温和的人，拉马克留下的进化论学理，比起和蔼的达尔文提出的残忍的物竞天择理论，要使人在感觉上愉快多了。
像大多数法国人一样，他拥有一个冗长的名字：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安托万·莫内，谢瓦利埃·拉马克。他是父亲的第11个儿子，其父颇具尚武精神，他替所有的儿子，除了最后一个，都找到了军职。他送拉马克到亚眠一所耶稣会学院，希望他将来服行神职。但拉马克羡慕哥哥们的刀枪和战马。他离开了学院，倾其所有买了一匹老马，骑着它便上了日耳曼的战场。他作战英勇，但是因为军营嬉戏时脖颈受伤，便因此可笑地结束了英雄生涯。他进入银行担任行员，学习医学，邂逅卢梭，又改行转攻植物学。研究植物几年以后，他于1778年出版了《法国的植物》（Flore Fran?aise）一书。然后，在钱财将要一空时，他受聘担任布丰儿子的家庭教师，不过他也许只是为了有机会亲近这位年迈的哲人吧！1788年布丰死后，他屈就了巴黎皇家植物园看管植物标本室的工作。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皇家”这个字马上落伍了。在拉马克的建议下，此园重新定名为“植物园”。因为园中也收藏动物，拉马克将所有生物的研究定名为“生物学”（biologie）。
他对植物的兴趣又包括了动物。拉马克将脊椎动物留待居维叶研究，而专门以下等的无脊椎动物为研究的领域。他为这类动物创造了无脊椎动物的学名。1809年，他已达成了一些前人未有的创见。他不久在出版的《无脊椎动物系统》和《动物学总论》（Philosophie Zoologique）两本说明了这些观点。他不顾视力已日渐衰退，在大女儿及拉特雷耶的协助下，继续研究和写作。1815年至1822年，他出版了多卷的《无脊椎动物史》，提出了最终的分类和结论。从此，他两眼完全瞎了，也已家徒四壁。他一生勇往直前，足以令人敬仰；而他老年的贫困潦倒，却是法国政府的耻辱。
在他的“生物哲学”或对生物研究的“总论”里，开始时他先观察生命形态的无尽变化，并注意到其神秘的起源之间仍有差异。不过其分别极小，因此很难分别形态和功用相似的物种，也许根本不该加以区别。所以，拉马克下了结论（不知不觉地采取了阿贝拉尔的“概念论”）：所谓“种”只是一个概念，抽象的观念，事实上只有个体。我们把个体分成纲属目，虽然有助于研究，但只是用来作便利思考的工具，以便研究类似的物体而已。其实，每个事物都是绝对自成一格、与众不同的。
动植物为何会有不同的属性或种性呢？拉马克提出两个法则来答复这个问题：
第一法则：任何动物仍在发展中的，长久持续使用任一器官，将逐渐强化此器官，使其发展、扩大，其强化的程度与使用时间的长短往往成正比。凡任何器官缺乏利用，必将使此器官功能转弱，使其缩小，逐渐减低功能，最后消失无踪。
第二法则：任何因长期受环境影响，任何因某器官过度使用或废弃，而获得或失去的功能，如两性或母体产生此变化，此变化必将遗传给下一代，保留在自然中。
第一法则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可见：铁匠的手臂日渐粗壮；长颈鹿由于想取食高处营养的树叶，脖颈变长；鼹鼠两眼全瞎是由于终日居住地下，用不着眼睛。拉马克此后将第一法则分成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则：器官改变，或因环境或挑战，或因器官本身的需要，正如血液、树汁流向需要的器官一样，动植物受了刺激也会做适应性的改变。此处拉马克回答了“动植物的变化因何而起”这个困难的问题。居维叶曾回答说：由于上帝直接的行动。达尔文会回答说：由于“无缘无故的变化”，原因不知。拉马克回答道：“由于生物体的需要、欲望及适应环境的努力而产生了变化。”这个解释和当代心理学家强调意志能主动创造能力的说法是站在同一个立场的。
但是，拉马克的第二法则遭到了许多人的驳斥。有些人指出，犹太人割除包皮、中国人缠足都没有产生遗传的效果。当然，这些人只是吹毛求疵。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些变化是外界的残害，而非出自内心的需要和自发的努力。有些反对意见则没有考虑到环境促成变种需要“长时间”。达尔文、斯宾塞在以上两个条件的限制下，赞成“后天培养的习惯”，即出生后培养的习惯或后天器官功能的改变可能会遗传下一代。马克思、恩格斯也假设有这种遗传的可能，因此他们梦想靠着较好的环境产生遗传因子优越的下一代。苏联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将拉马克学说列为其教条之一。约1885年，魏斯曼（August Weismann）曾对这一学说大加驳斥，他宣称“胚质”（携带遗传因素的细胞）根本不受外围肉体的影响，也不受后天的影响。可是，自从在营养、肉体细胞、胚质细胞中都发现了染色体之后，这种说法又不可靠了。不过，实验报告一向都不利于拉马克的观点，只是近来在草履虫及其他原生动物中又找到了一些支持拉马克后天遗传论的证据。如果这些实验能够再延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其他肯定的证据吧！我们的实验室总有时不我予的缺点，但自然的实验室不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