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已经削弱了教会的威信和道德的力量。这些哲学家呼吁以“开明专制”来消除无知、无能、贪污、迫害、贫困、战争等人世的罪恶。对这些“梦想家”，19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的答复是：维护宗教的必要性，强调传统的智慧，强化家庭的权威，鼓吹法定君王的优点。他们强调：人们必须不时维护政治、道德、经济的堤防，来阻挡广大群众时时汹涌而来的无知、愚蠢、粗暴和野蛮的浪潮。
18世纪的哲学家呼吁抛弃信仰，崇尚理性；抛弃传统，崇尚知识。19世纪，有两人曾对这种思想声色俱厉地加以驳斥。一位是博纳尔，1754年出生于舒适的贵族家庭，在安定保守的环境中长大。后来革命爆发，他大为惊恐，性命受到了威胁，于是迁到日耳曼。他曾一度加入孔代王子反对革命的军队，但因为不满其军容不整、形同自杀的行动，他退隐至海德堡，用严谨的文笔继续这场战争。1796年他出版了《宗教与政治权力理论》，在这本他为君权至上、贵族世袭、家庭中的父权等传统精神辩护。他也极力主张：教皇在道德和宗教的事务上应有超越国君的统御权。督政府禁止此书的流通，可是允许他回到法国（1797年）。他谨慎了一段日子以后，又以哲学的论点开始攻击，他出版了《社会自然法析论》。他认为政府和宗教不可分离，拿破仑十分赞赏他的观点，邀请他在参议会中任职。博纳尔拒绝了，可是后来他又说拿破仑是受上帝之命来恢复真信仰的，终于接受了官位。
路易十八复辟后，他曾经担任过一连串的公职，也发表了一连串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文章。他的文章偏激但笔调死板。他反对离婚，反对“女权”，认为这将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秩序。他贬抑出版自由，认为这将威胁政府的稳固。他为新闻检查制度和死刑辩护，还建议亵渎天主教仪式使用的圣器者应处以极刑。甚至有些保守人士也对他过度狂热的正统思想加以嘲笑，幸而有迈斯特尔不时和他鱼雁来往，使他大为鼓舞。迈斯特尔不时由圣彼得堡送来全力支持博纳尔的保证，更使博纳尔高兴的是：迈斯特尔在后来出版的著作里，以他出众的文笔，宣扬了道地的保守主义。
迈斯特尔1753年生于尚贝里。这是20年前华伦夫人教导卢梭爱情艺术的地方。尚贝里是萨伏依公国的首府，受撒丁国王管辖。但萨伏依人以法语为母语，迈斯特尔从小就法文文笔刚健有力，几可媲美伏尔泰。他的父亲是萨伏依议会的议长，他本人于1787年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因此他们维护现状和传统，实在不仅是基于哲学的理由。在政治上他是父亲的儿子，但在感情上迈斯特尔酷似其母，她传下了对天主教教会狂热的忠诚。他受教于修女和神父，后来并入都灵一所耶稣会大学，因此他对教会的感情永远不变。后来他一度醉心于互助会的思想，不过以后他完全接受了耶稣会士的观点，即国家应置于教会之下，而教会应由教皇统御。
1792年9月，法国革命军进入萨伏依，11月将这个公国并入法国。这场价值、阶级、权力、信仰的剧变不啻晴天霹雳，迈斯特尔大为震惊。他怀着满腔的怨恨，笔下也从此变得狂热炙人。他带着妻子逃到洛桑，在此地担任撒丁国王埃曼纽尔四世的侍从。他喜欢到附近洛桑斯塔尔夫人的沙龙。可是，他觉得在那里遇到的知识分子，如贡斯当，都感染了18世纪声名狼藉的怀疑风气。甚至聚集洛桑的法国流亡贵族也为伏尔泰着迷。这些人居然不知，正因启蒙运动反对天主教，削弱了宗教对道德、家庭和国家的支持力量，因而法国的秩序架构才完全崩溃。迈斯特尔对这些人的无知十分诧异。但他已非壮年，无法披甲上阵抵抗革命，便决定用一支笔和异端人士和革命人士战斗。他文笔尖酸辛辣，一时闻名于世。在那个时代，论及对保守思想的诠释，除了埃德蒙·伯克外，几无出其右者。
1796年，他经由纳沙泰勒的出版商出版了《论法国的现状》（G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他承认路易的政府的确懦弱无能，摇摇欲坠。他也承认法国教会需要革新。但是人们如果急遽草率地改变国家的形式、政策和方针，正足以表现出他们对国家根基的奥妙的无知。他相信一个政府如果缺乏传统和历史的根基，缺乏道德和宗教的支柱，是绝对无法长久生存的。法国大革命杀害了国王，没收了教会财产，已粉碎了国家的基石和支柱。“没有一件滔天大罪曾经有过这么多共犯的……每一滴路易的血，都会使法国血流成渠。法国反对宗教，反对社会秩序，再加上后来弑君的恶行，全国因为共同犯了这些不赦的罪恶，恐怕400万人都要以生命来抵偿吧！”不久，他又预言（1796年）“法国的国王将由众国来派任”。
1797年，撒丁王召迈斯特尔回到都灵，但不久拿破仑就攻陷了都灵。这位哲学家又逃到威尼斯。1802年，他被任命为驻节沙皇亚历山大宫中的撒丁大使。他以为这项职务为期短暂，因此将家人留在国内，不料一直到1817年才回国。在这段形同放逐的岁月里，他只好以写作来埋葬烦恼，忍受不耐烦的情绪。
他的主要著作《政治体系起源法则》出版于1810年。他推论人类的各种体制起源于善性和恶性（合群性和不合群性的）的冲突，同时也由于人类需要持久有系统的权威力量来支持团结的本能、对抗自私的本能，以求维持公共秩序、保障团体的生存，才产生了这些体制。人的本性具有权力欲、占有欲，除非加以管教约束，否则人人都有可能成为暴君、罪犯、强奸犯。有些圣人哲人或许能以理智控制自己罪恶的本能，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德行并不足以控制本能。如果让每个所谓的成年人都只以理智来判断事物（这种理智通常并没有丰富的经验来巩固，因此十分脆弱，只是欲望的奴隶），等于牺牲社会秩序来换取自由。这种不经节制的自由将成为放纵，造成社会不安，因而影响团结，无法同心协力抵御外侮或杜绝内部分崩的趋势。
因此在迈斯特尔看来，热情澎湃的启蒙运动是天大的错误。他将这个运动比成一个少年，年方弱冠，就梦想或从事全盘重建教育、家庭、宗教、社会和政府的方案。伏尔泰正是这种自以为全能型的代表人物。他“终其一生，无所不谈，但没有一回是深入事物内部的”。他一直“太专心教导世人”，因此“只有极少的时间去思考实际的问题”。如果他谦虚地研读历史，以一个百代过客的心情，由人类的经验中求取教训，他也许就会了解：超然出世的时间比起人的思想，更能做我们的良师。一个观念最佳的考验是它在人生和历史中有多少实际的成效。任何悠久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制度，在不曾衡量得失以前，不宜轻言废弃。读了历史，伏尔泰也就会了解：由于教会长久以来教育青年，才能建立西欧的社会秩序。因此，打倒教会权威的运动徒然造成道德、家庭、社会、国家的全盘崩溃。法国革命的破坏和毁灭是盲目的启蒙运动必然的结果。“本质上，哲学即为破坏的力量”，因为哲学信赖理性，而理性是稀有的。哲学依赖知识，而知识一般是利己的。人类由政治和宗教的传统权威下解放，其后果必定危害国家以至于整个文明。“因此这代正眼见史上仅有的惊天动地的大斗争：一场天主教教义和哲学崇拜之间的生死大决斗。”
既然人生苦短，人类无法考验传统智慧的优劣，他应该学习和接受传统的指导。直到他已近老年，才能开始了解传统真正的意义。当然，实际上他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传统。他应该对任何改变法制和道德规律的建议都加以怀疑。他应该尊重公认的权威，因为他们代表传统和民族经验的判断，也代表上帝的声音。
因此，君主政体——世袭、君权至上的政体——是政府的最佳形态。它代表了最悠久、最普遍的传统，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传统的延续、团体的安定和国家的强盛。反观之，民主政体由于领导人物和思想时常更迭，定时受一般愚民个人好恶的节制，这种政体唯有导致不安、混乱和轻率的实验，最后终于会早夭而亡。
1802年至1816年，他好整以暇地完成了最著名的著作《圣彼得堡之夜杂记》（1821年）。这陈述着他一些片断的哲学思想。他认为科学证实了神的存在，因为由科学的发现，我们可看出自然界中壮观宏伟的秩序，间接启示了人们相信一个宇宙神灵的存在。同时，我们信仰上帝，也不可为恶人有时的得意或好人的不幸而忧惶终日。上帝让祸福，如同雨水和阳光一样，同样地落在善人和恶人身上，不分彼此。因为他不愿终止自然的法则。有时，他曾因我们祈祷而感动，并改变了法则。此外，多数的灾难都是对我们过失和罪恶的惩罚。每种疾病和痛苦，都是惩罚我们、我们祖先或团体中的某些污点。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维持死刑，维持对某些罪的死刑，甚至我们应该赞成宗教裁判所的刑讯。我们应该尊重刽子手，而不该是排斥他。他的工作也正是上帝的工作，是安定社会所必需的。罪恶不绝，惩罚不可一日或缺。同时，“借着惩罚才能够清涤人心，在以社会的不安来作为罪恶的报应中，正可见出上帝永恒的爱心”。
“战争是神圣的，既然这是宇宙的公法”——是上帝一向允许的。即使野生动物也遵循此法则。“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一位凶神便会下凡，来清除成千的生物。”“我们可以把人类看作一棵树，而有一只无形的手不停地在修剪，这对这棵树通常是有益的……大规模的流血往往和众多的人口有关。”“由蛆蛹到人类，毁灭的伟大定律永远适用。大地，饮着鲜血，其实正是一座巨大的神坛。每一生物必须不时向它牺牲供奉，这种牺牲是永无止境、永无限制的，甚至到万物毁灭死亡、自己死亡为止。”
我们如果说：生活在这样的宇宙里，我们将无法衷心感动而去崇拜造物主。迈斯特尔会回答道：我们还是必须崇拜神，因为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崇拜他。这个传统历史悠久，遍及四海，因此其中必然包含了人类无法理解也无法驳斥的真理。最后，他说：如果哲学真正地“爱智”，那么哲学应该臣服于宗教，哲学的论辩应该只是为证明信仰而做。
1817年，撒丁国王重新回到了都灵的王位，他将迈斯特尔从俄国召回国内。1818年，他任命迈斯特尔为首相和参议。在这两年里，这位严肃的哲学家写出了最后一本著作《论教皇》（Du Pape）。此书于他1821年去世前不久出版。迈斯特尔曾经赞扬君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才能保护社会，防止民众自私的本能危害社会。但这个论点引起了另一个难题：如果一位君王，像沙皇或拿破仑，也和民众一样，自私自利、爱好权势，那怎么办呢？迈斯特尔的这便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肯定答复。
迈斯特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所有君主应该自动地服从一个更久远、更伟大、更明智的权威。他们应该在宗教和道德的所有事务上，服从教皇的裁决。教皇的权威是由上帝之子赐予使徒彼得一脉相传的。在欧洲各国正力图由狂暴的革命，由拿破仑的暴政中恢复正常的时刻（1821年），各国的领袖应该回顾历史，想想当年天主教教会是如何驯服、约束了日益众多的野蛮民族，如何因此拯救了残存的罗马文明。他们应该回想：天主教教会如何由各主教的统御，建立了社会的秩序和系统健全的教育。由于当时的君主一致尊重教皇在道德事务方面的主权，教会在此基础上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缓慢地建立了欧洲文明。“国家除非借助宗教的力量，否则无法产生任何文明”，因为唯有靠着人们对全知全能上帝的敬畏，政府才能控制人性中自私的倾向。文明总是随着宗教而生的，而宗教的消失也总是导向文明的死亡。因此欧洲的君主应该在宗教和道德的事务上，重新承认教皇的主权。他们应该把教育从科学家手中取出，交还给神父。因为提高科学的地位只会使人民粗鲁野蛮，恢复宗教则带来国家和灵魂的宁静。
不过，万一教皇也是自私自利，也利用每个时机夺取现世的利益呢？迈斯特尔早已有预备好的答案：在信仰和道德的事务上，教皇是以耶稣创立的教会的正式领袖的身份而发言的，因此他受着上帝的指引，他必定是完美无瑕的。因此，在教会自称为天主教信仰不可分的一环的前半个世纪，迈斯特尔已经向世人宣布教皇是十全十美的。听了这些话，连教皇自己都吓了一跳。迈斯特尔宣称教皇拥有政治的权力，更令教会尴尬，因此梵蒂冈也觉得应该克制一下这位教皇至上的拥护者了。
欧洲的保守人士，除了对他最后的观点及其他可以一笑置之的偏激言论不表赞同之外，一般对他能为保守主义辩护而喝彩。夏多布里昂、博纳尔、拉梅内、拉马丁都予以好评。甚至拿破仑也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如路易的仁慈，弑君的不当，革命的偏激，理智的脆弱，哲学家的自鸣得意，宗教的必要性，传统和权威的价值，民主政治的弱点，世袭绝对君权的优点，战争在遏制生物繁殖的价值等。
至于反对拿破仑的各国国王，他们从迈斯特尔直言无讳的哲学里，也找到了为何必须推翻这个科西嘉暴发户的理由，因为他继承了威胁全世界君权的革命。当然，他们永远不曾，也永远不会把这个私底下的理由告诉他们的臣民。就是因为这个理由，一般民众凭着天赋人权——其实凭着暗杀和屠杀——要求分享社会的公益，许多马拉、许多罗伯斯庇尔、许多巴贝夫控诉这些君主无情地剥削民众时，这些君王和贵族居然还不顾危险，愿意接受治理国家的负担和琐事。也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欧洲的正统君王才会联合起来，努力把历史悠久的体系带回到他们的国家和人民，甚至带回到野蛮、罪大恶极、弑君、背弃上帝、神人共弃的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