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我们开门见山地说吧，民主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个好东西。为了帮助读者迅速地把握雅典民主制的基本特点，我在这里重点介绍四个关键词：陶片放逐法，抽签制，直接民主，以及民意煽动者。
所谓陶片放逐法，就是雅典公民开大会的时候在陶片上写下不喜欢的公众人物的名字，排名第一的就要被赶出雅典，在外邦流放十年。这个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限制和约束因为名望和声誉过于隆重以至于可能威胁到城邦安全的卓越人士，防止僭主制的复辟。这个制度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打个比方，当年袁世凯功高盖世，以至于野心勃发，下面的人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不断地上劝进书，结果袁世凯脑子一发昏，就做出了当皇帝的决定。如果民国期间也有“陶片放逐法”的制度，那么袁世凯就很有可能被流放到海外，不会做出登基大典、遗臭万年的举动。但是“陶片放逐法”的弊端也是一目了然的。雅典公民的教育层次参差不齐，有不少人干脆就是文盲。有一回，雅典著名的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在投票的时候，就被一个公民要求代写某人的名字，结果阿里斯提德一听：这不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吗？于是他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要放逐阿里斯提德呢？这个公民回道：不为什么，我其实并不认识他，但是因为总是听人赞美他是“公正之士”，我实在听烦了，不如就把他放逐算了。所以说“陶片放逐法”的优点是能够约束官员权力，防止僭主出现；缺点则是民意难测，而且极易成为党争的工具。据说当时甚至出现过先写上政敌的名字，然后批量生产陶片，分发给民众的情形。
再来看抽签制。我们今天一想到民主制，最先映入脑海的就是投票表决这四个字。可是在雅典民主制时期，除了像将军和司库这类特别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绝大部分的公职都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任命的。抽签有什么优点呢？从表面上，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平等这个价值，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反正大家一视同仁，都有机会担任政府部门要职。可是，抽签的坏处同样也是一目了然的。所谓术业有专攻，如果靠抽签来决定谁担任哪个职位，肯定会出现“德不配位”的情况。试想一下，如果“你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或者“你的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你说会是什么结果？此外，抽签制看似强调平等，其实却是在伤害平等。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平等之人是为不平等，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不平等的人同样也是不平等。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也称间接民主，相比之下，雅典实行的却是直接民主。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在直接民主这里，人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没有任何中介和代表；在间接民主这里，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举产生，用美国建国之父麦迪逊的话说就是：“公民从自己中间选出少数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直接民主的好处是最充分地体现出“主权在民”的原则，让民意以最直接、最畅通无阻的方式加以表达，但是坏处也同样明显，因为民意具有很强的任意性，所以直接民主很容易堕落成为“暴民统治”，这一点在雅典民主制的晚期展露无遗。因为给后人留下太坏的印象，所以美国的建国之父们都对“民主”二字敬而远之，避之唯恐不及，因为在他们看来，“民主从来都是一场动荡和纷争，与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无法兼容，这种政体往往因为暴力导致的终结而非常短命”。
最后我们再来看“民意煽动者”，民主制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借助于话语而不是借助于暴力来取得权力。我们在第13讲中曾经提到，作为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民主政治为智者派的修辞术提供了最丰美的土壤。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苏格拉底的主要论敌高尔吉亚就曾经说过，语言的能力足以支配灵魂，例如法庭辩论，“借助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雅典议事会就像今天的网络世界，谁能用最漂亮的语言和机锋抓住人们的眼球，谁就能获得控制民意的力量。伟大贤明如伯里克利，偶尔也会使用一下操弄人心的修辞术。比方说，当他提议用提洛同盟的盟金修复雅典卫城时，大多数的雅典公民都表示反对，他们叫嚣着要把钱分摊给个人，以满足他们的个人私欲，伯里克利于是回应道：好极啦，这些建筑费不要列在你们的账上，归我付好了；但是当我们在上面刻字的时候，就只刻我的名字。结果雅典人听他这么一说，就又不干了，心想凭什么让你一人流芳百世呢！于是就又齐声高喊道：叫他尽量花……工程完成前不要节省用钱。所以说，在民主政治中，最可能赢得民意的不是德才兼备之士而是巧舌如簧的民意煽动者，这些人最擅长拨弄听众的情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因为要在既定的时间里挫败论敌、说服听众，所以在演讲和辩论的过程中就必须采用“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或者恶意的人身攻击”。说到人身攻击，当年鲁迅先生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非常深刻也非常形象，他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