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颠和平
1911年5月11日，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牛津大学卡姆登古代史讲座教授）就任新成立的“促进罗马研究学会”的会长，并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发现有必要解释一下建立这样一个学会的理由，因为他注意到许多人认为成立这样一个学会“就是为了平息少数专家的牢骚”。他还敏锐地意识到，在过去，这类学会通过它们的刊物，发表了“优秀作品”，但也可以公平地说“同时也刊印了大量的垃圾”；而且哈弗菲尔德还在想，“个人主义的英国”是否是推动一个“集体学习和研究”计划的好地方。
对于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哈弗菲尔德作了有力的辩解。他坚持认为，罗马历史纷繁复杂，需要专家队伍来对现存的资料进行适当的评价和鉴定。现在是应该限制热情的业余爱好者的影响的时候了：
我们这些英国人对学问抱有偏见，这一偏见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仅是人们认为学问家是社会的讨厌鬼或者是怪人……而且英国人对学问还漠不关心，认为它毫无用处，相信即使没有训练和知识，任何一个英国人也能够去他喜爱的地方，取得他想要的成就。
然而哈弗菲尔德并非想把古代史束缚在象牙塔里，仅由专家来护卫，这些专家可能会嘲笑任何让其学科变得通俗易懂的努力。成立“促进罗马研究学会”的真正理由是因为罗马历史和当代社会和政治密切相关。对于哈弗菲尔德来说，尽可能全面而准确地理解罗马史并且交流这种理解的需要从来没有像在20世纪初那样迫切：
在我看来，罗马历史对于当今的借鉴意义是所有历史中最为突出的……它提供了发人深省的对比和比较……其帝国体制，包括它的不同之处和相似之处，处处都能指引我们自己的帝国，例如在印度。
英帝国主义和罗马帝国主义的比较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启发性，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英国和罗马的关系不容易说清楚。许多评论者急于指出，这两个帝国之间有天壤之别，比较毫无意义：大英帝国更为庞大，而且散布在全球各地；其通讯手段更为迅速和可靠（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和印度之间使用电报联系）；其武器装备和作战手段在技术上要先进得多；其工业、商业和制造业的能力也要强大得多。最急迫的是，任何比较还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无论英国后来的帝国多么成功，它自己都曾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剩征服者自己曾经也被征服过。
首先对罗马入侵不列颠报之以爱国主义回应是把布狄卡变换成了包迪西亚，前者是公元60年起义失败的伊克尼人的领袖之一，后者则是拒绝屈服于外族专制统治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象征。一个被帝国战败的反叛者将被改造成另一个帝国的女英雄。这一对历史重塑的高潮是托马斯·桑尼克罗夫特于1871年完成的宏伟雕像，于1902年用青铜铸造，矗立在伦敦的泰晤士河堤岸上。包迪西亚以一种夸张的反抗姿势，站在一辆轮式镰刀战车（没有得到考古学的证实）的接合部，率领她的人民抗击罗马侵略者。
对于这件作品，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桑尼克罗夫特还在雕塑这件作品的时候，艾伯特就参观过他的工作室，并把他自己马厩里的马匹借给他作模特。无论是赞助人还是艺术家都关心的是，应该尽量让这位包迪西亚看起来有皇家风范，能强烈暗示她就是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威廉·考珀激动人心的《包迪西亚颂》一诗最初发表于1782年，即美国独立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它被刻在雕塑的底座上，作为雕塑的最后一道装饰：
罗马将会灭亡——写下这句话
以她流出的鲜血；
无可救药地和令人憎恶地灭亡，
深深埋进废墟和罪恶。
然后从我们土地的森林里
滋生出来的后代，
武装着雷电，覆盖着翅膀，
将要统治一个广阔的世界。
你的后代将会支配，
恺撒闻所未闻的地区，
他的雄鹰从未飞过的地方，
没有人像他们那样战无不胜。
对于统治一个日益扩张的帝国的民族来说，这种赞扬本土抵抗侵略的鼓舞人心的故事并非没有歧义之处。1857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被一系列通常称为“印度反英暴动”的起义所削弱。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害，这使人们突然对心安理得地认为大英帝国是一项合作事业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在勒克瑙南面的坎普尔，印度反叛者让男人、女人和孩子一排排地站在沟渠旁，然后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两年以后，即1859年，在桂冠诗人阿尔弗莱德·丁尼生勋爵笔下，包迪西亚的形象有所改变，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被想象成嗜血的野蛮人，指挥她的军队进一步犯下暴行。在这里没有女英雄：这是不列颠反抗罗马统治的叛乱。
撞开大门，烧毁宫殿，砸碎雕像，
抓住罗马人白发的头颅把它砸碎，抓着这可恶的，
把充满欲望而性感的罗马少年剁成碎片，
割掉母亲的乳房，把婴孩的脑浆击出，
上来吧，不列颠人，登上我的战车，登上我的战马，把
他们践踏在脚下。
无论是作为统治者合法平定叛乱还是作为被征服者合理抵抗侵略的故事，包迪西亚的神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暴力、侵略和野蛮的场面。和这些相反，还有一种关于不列颠并入罗马帝国的更为和平的说法。根据这种观点，是罗马帝国首先教化了不列颠。在1911年出版的《中小学英国史》中，拉迪亚德·吉卜林和C. R. L. 弗莱彻用毫不妥协的语言阐明了这一点：
罗马人在所有行省推行了一种法律体系，它是如此公正和强大，以至于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最好的法律都以它为基础制定。在所有地方，弱者都受到保护，以抵御强者。……为罗马神明建造了教堂以及富有罗马绅士的乡间别墅……这些绅士起初觉得他们是受到了流放，冻得发抖，并诅咒“令人憎恨的不列颠天气”，用暖气给房子供暖。他们渴望回到意大利。但是其中许多人留了下来……并对不列颠有了一种对自己亲爱的祖国才有的感情，后来这种感情逐渐成为一种激情。
在吉卜林和弗莱彻看来，征服无疑是件好事。他们对罗马人的唯一批评是他们没有把文明的统治扩大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地区。
在许多方面，《中小学英国史》体现了普遍存在于维多利亚时代关于罗马式不列颠的看法中的一个主题。1861年，威廉·贝尔·斯科特在诺森布里亚的沃林顿城堡完成了关于当地历史的系列壁画，一共8幅。其中第一幅表现的是公元2世纪初建造哈德良长城的情形。一名负责指挥的罗马百夫长正向当地劳动者发号施令，他身旁立着一面军旗。在他身后，一名军团士兵击退了满怀敌对情绪的当地人试图中止这一宏大帝国建筑工程的反抗。
这组壁画清楚地表明，这种改善当地情况的努力在后来仍在继续：最后一幅壁画《铁和煤：19世纪》展现了近代泰恩塞德的工业成就，这是个同样值得称颂的景象。在壁画上方的墙壁上，斯科特绘制了圆形物，描绘当地杰出人士：在这里，蒸汽机车的先驱乔治·斯蒂芬森和罗马皇帝哈德良站在一起，因为他们都热情地推广工程技术，致力于给英格兰北部（和更广大的帝国）带来繁荣和文明。
毫无疑问，这是极具吸引力的思考帝国统治的方式。在1901年出版的一项研究《古罗马帝国和在印度的大英帝国》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律师及著名自由党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提出，两个帝国的成功非常相似：两者在“维持高水平的内部和平与秩序”方面都十分出色；两者令人惊叹的道路和铁路建设都表明，它们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懂得工程技术的民族”；两者都在战争和统治方面取得了成功，体现了相似的“勇猛和活力以及勇于面对困难的精神，足以击败一切抵抗”。这种对于两个帝国更为肯定的比较的好处是，它似乎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找到了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但也引发了更多令人不快的问题。1905年，在英国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罗马不列颠的罗马化》中，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争辩说，罗马帝国之所以成功，一个原因是它迅速和有效地“将行省居民同化为一个秩序井然而凝聚在一起的文明”：
这就是帝国的成就……尤其是，意大利明显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吸引了未开化但却聪明的人，而罗马的宽容并不强制任何人服从，这样做使罗马的文化更具魅力，因为它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这些问题也是克罗默侯爵伊夫林·巴林于1910年1月在古典学学会发表的会长就职演说中的关键问题。古典学学会成立于1903年，声明是为了推进“古典学研究的发展”及“让公众接受这类研究在全国教育计划中应占重要位置”的观点。克罗默此前不久刚刚结束其在印度和埃及担任殖民官员的光荣生涯，在其题为《古代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演说中，他明确援引了自己在政府中的经验：“因此，由于不能作为一名学者而向学者讲话，我想也许可以允许我作为一名政治家和行政官员向学会讲话。”对于克罗默来说，尽管这两个帝国在许多地方可以进行比较（在此他基本上遵从了詹姆斯·布赖斯的观点），但很清楚，“同化的问题”标示出了统治不列颠的罗马人和统治印度的英国人之间不可弥合的区别。“罗马人相对的成功很容易解释，他们的任务比起任何现代帝国来说都要容易得多。”
在克罗默看来，单单是印度的多样性，它许多的语言、宗教和种族，就使它和罗马人所面对的任何国家都不同。此外，人们明显感觉到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存在种族和肤色上的差别，这成为同化的一个重要障碍：
隔离的屏障赖以建立的基喘…如此坚实，如此强烈地吸引男男女女心底里的本能和情感，以至于在未来的几代人中，它可能仍会经受得住任何微不足道的、尽管是好意的、瓦解它的努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确保“稳固地维持英国的霸权地位”：
谈论印度的自治……就好比主张统一的欧洲的自治，就好比我们假设在挪威人和希腊人之间、在顿河两岸的居民和塔霍河两岸的居民之间存在相同的情感和利益。这种想法不仅荒谬，而且……不现实。
这样的观点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几个月之后，在1910年5月，古典学学会的牛津分部邀请克罗默勋爵参加一个特别会议，就他在演讲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论。哈弗菲尔德第一个讲话，提出克罗默对于种族和肤色的强调并不合适。真正的困难在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面对的是发达的社会，“其思想、感情、传统和文明早已凝固成了确定的形式”。在哈弗菲尔德看来（也许在此想到了他关于罗马不列颠的著述），帝国力量同化其臣民的能力限定在“未开化或是松散的群体”。即使克罗默关于大英帝国在印度统治之未来的结论是正确的，其论述的基础至少值得争论。
另一位牛津古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D. G. 贺加斯提出了更大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果历史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话，那就是，罗马帝国“以一个不同化的时期开始”，然后产生了“同化的愿望”，然后再进入到了“积极同化”的第三个阶段。问题主要不是种族和肤色，而是应该把大英帝国看成是“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只有在存在能够证明“或多或少完全的社会一致性”的确凿证据时，才会有“足够的基础比较这两个帝国”。令人遗憾的是，古典学学会发表的会议记录没有提供相关信息，让我们无从判断听众或者克罗默对于这些争论的反应，或是他们对贺加斯更具煽动性的结论的反应。贺加斯认为，显然在一段时间后，英国会发展出一套先进的殖民地统治体系，它足够成熟，能够和罗马帝国“显著的成功”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