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姆兰圣经文本
库姆兰的《圣经》文本提供了新信息，揭示了公元前250年到公元100年之间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圣经》文本的传播情况。它们告诉我们，在《圣经》文本定型前它是什么样子。耶稣或保罗和我们拥有同一本《旧约》吗？你有没有尝试过把《新约》中的一句引言和《旧约》中的出处相对照，结果发现它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库姆兰经卷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的机遇，让我们既能一睹《圣经》定型前的不稳定状态，也能见识一下对“正典”即权威经文的严格审查。
《旧约》或者说《塔纳赫》由希伯来语和亚兰语写成。这部诸多经卷的合集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并非如同原教旨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从天而降。这不是一本神奇的书，而是一部汇集了诸多权威文本的合集。这些文本显然源于神启而又历经人类著述与编辑的过程。每一卷或者一卷中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创作历史和文本传播史。因此，举个例子来说，阿摩司之子的预言被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时代来源、有名与无名的人们和文士的著述与编辑而分为《以赛亚书》（1—39）、《第二以赛亚书》（40—55）和《第三以赛亚书》（56—66）。
学者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的观点不同，圣经各卷的年代鉴定也就各不相同。保守一些的学者倾向于把年代确定得早一些，而自由派则晚一些。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不管是基督教、犹太教还是世俗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公元前第5和第4世纪的以斯拉（Ezra）时代至关重要。根据圣经传说，以斯拉是一位祭司，也是一名文士，他潜心研习律法（《以斯拉记》7.6, 10）；他接到了波斯亚达薛西王二世门农（Mennon, 公元前404—前359年）的一份文件，允许他带着流放的民众和献给圣殿的金银一同回到“耶胡达”即犹大省；他被委以重任，传授以色列上帝的律法（《以斯拉记》7.12—26）；他读摩西律法，他的助手们讲明意思，帮助人们“清清楚楚”地阅读（《尼希米记》8）。对以斯拉的刻画有传说的成分，但是，从广义上说，它的确表明律法学习在波斯时期复兴了。修正论者会认为这些经书的年代要晚于希腊化时代，但是，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波斯时期是大多数经文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得以创作和编辑的时代。
在波斯时期，希伯来语日益变得陌生，亚兰语成为犹太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于是犹太人需要翻译来帮他们理解用神圣的语言（即希伯来语）写成的摩西律法。亚兰语最初是由亚兰人讲的一种西北方的闪米特语，后来成为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好莱坞大片《耶稣受难记》里刻画的耶稣说着一种亚兰语（和拉丁文！）。《希伯来圣经》反映了这种语言上的变迁，部分章节用亚兰语（《耶利米书》10.11，《以斯拉记》4.8—6.18，7.12—26和《但以理书》2.4b—7.28）及希伯来语写成。
语言上的另一个重大发展是犹太人的日常语言进一步转化为希腊语。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文化和语言逐渐主导了近东地区，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把《摩西五经》以及剩下的《先知书》和《圣著》都翻译成了希腊文。有一个故事讲述了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公元前285—前246年）是如何要求把一本犹太人的《托拉》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并收藏到他那位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图书馆的。72名长老从耶路撒冷调来，在72天内完成了翻译任务。尽管《阿里斯提亚斯的信》中的这一叙述太过牵强，尽管到底有多少名译者、用了多少天在犹太人的资料中有不同的说法，但这次希腊语译本还是被叫作“七十子”、“LXX”或“七十士”。有时候学者们也用“老希腊本”指最早的、可识别的《七十士希腊译本》。
《七十士希腊译本》有自己的文本历史，它并非一次全部翻译而成。此外，有人对《七十士希腊译本》的源文本，或者说Vorlage（德语，意为“摆在［译者］面前的东西”）提出了质疑。《七十士希腊译本》的源文本肯定是希伯来语《圣经》文本，因为希腊语译本中的很多译文与《马梭列文本》（Masoretic Text）的文本类型一致，但是在某些经卷中，如耶利米预言，有人怀疑《马梭列文本》的源文本，因为希腊语译本比希伯来语本短14％，而且章节安排也不相同，例如“于外邦不利的神谕”。库姆兰圣经古卷4QJerc和4QJerb,d分别为《马梭列文本》和《七十士希腊译本》中的耶利米预言的文本类型提供了证据。在历史进程中，希腊语的犹太圣经被选定为《旧约》的权威版本；在东正教，至今仍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