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新约》-《圣经》纵览

基督教的《新约》

基督教《新约》（特指起源于基督教的作品）的正典化过程与希伯来《圣经》正典化的过程并非完全不同。

基督教初建之时无疑没有出自基督徒的成文经卷。对早期基督徒来说，“圣经”是日后被他们逐渐称为《旧约》的经卷。最初基督徒的作品也不可能作为经卷来写作。然而，一旦基督徒的作品本身被视为经卷，就有必要把它们从较古老的作品中区分出来。“旧约”和“新约”之说是在2世纪末才出现的，它们起初分别用来指称上帝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所立之约，以及上帝通过耶稣与教会所立之约。其含义是，它们是隶属于旧圣约或新圣约的经卷，而非其本身就是上帝与人所立之约。当然，后来这两个词语也渐指那批经卷本身，如詹姆士王《圣经》的书名页上就有如下文字：“承载着《旧约》和《新约》的《圣经》”（参见图3）。

那些基督教创始人的作品是如何被确认为教会的权威之作的？那批卷籍的著述目的各不相同：保罗的书信不固定地写给地中海沿岸的教会（也有例外，写给一个名叫腓利门的人），发表他对信仰和实践方面的特定问题的见解。它们在某些方面成为保罗本人在场的替代品，提出建议、劝诫、争辩、忠告或斥责。毫无疑问，它们被用来代表保罗行使某种权威，或许还被用在会众聚集的场合中诵读。在此意义上，它们自始就在其所针对的社群的宗教崇拜活动中发挥某种作用。另一些书信，尤其所谓的大公书信（《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或许是为更广泛的读者群体所作；《启示录》亦如此，虽然严格来说这是一部启示著作（表现各种幻象和启示），而不是书信。

要搞清楚福音书写作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或哪些意图，难度会大得多。有人提出，这些福音书的目的与保罗书信相同，它们也是针对各自社群中的特定问题而写的。研究表明，马太的福音书写作于圣殿被毁后的时期，着眼于与犹太主流教派——法利赛传统的继承者——之间的关系，使基督徒犹太会众的地位合法化。由此耶稣被描写成一个前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老师（5：17），法利赛人则被抨击为“瞎眼领路的”（15：14）。另一方面，我们切不可忽略的明显事实是，福音书作者们主要记录了耶稣的生平、受难和复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子孙后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借此发表自己对这些与其信仰相关的种种事件的看法。他们不像是仅仅为了某个特定地区的小团体而负担起这样一项任务。那些著作必定很快就得到了广泛传播，其间，比我们当今从《新约》中所知的四福音书多得多的同类作品迅速流传开来。至于哪些篇目应列入基督教《圣经》的权威目录这个问题，早在此问题解决之前，那类作品肯定已经被视为经典。

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基督教作品在散布于地中海世界的教会中流行，不论其最初的著述意图和机缘如何，它们都在某种意义上被逐渐当成神圣经卷。那么，《新约》正典是如何趋于固定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众说纷纭，下面的见解只是其中之一。问题在于论述该过程的证据散布于各处，且往往是间接证据。学者们必须依赖有关2至5世纪神学家们对各种《新约》经卷运用情况的证据，并依赖教会对可能被包含在正典之中的特定经卷以及某些抄本实际内容的权威性或正统性的种种裁决。所有这一切，都有必要参照史学家们建构的初期教会发展的总体图景来作出评价。

正典形成的第一步是收集基督徒的作品。保罗书信是最早被汇编起来的，时值2世纪初期。最早的汇编本包括10封信（《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以弗所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后来的版本补入了所谓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最后，该书信集又补入《希伯来书》（它不同于其他书信，卷首没有保罗对收信人的问候语）。起初这部书信集并未被频频引用，但到2世纪末期时，它却赢得教会领袖们的普遍尊敬并得到广泛运用，尽管事实上它也是最早的“异端分子”之一马西昂派的主要教义来源。

继之出现的是四福音书的汇编，这是更常引起争议的卷籍。1世纪末时，四部正典经卷可能都已完成，但这并不是福音书写作的终点。这种福音的过量产出不难理解，它表现了不同社群都热衷于表述他们对耶稣传说的理解，但同时这已引起普通读者的困惑，他们很容易由于其信仰的基本内容如此多样而迷惑不解。公元170年塔提安（Tatian）尝试找出解决之道，他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取材，同时补入一些口传材料，写成一部单独的叙事作品。此类尝试固然有调和作用，最后仍以失败告终。到2世纪末，一种“四重福音”已被人接纳。它包括四部书，每部书都按照作者自己的独特眼光讲述“他所知的”福音。这种处理方法本身就与众不同，在基督教正典的核心处体现了某种政治折衷。它表明，无论哪个单独的竞争者、甚或多部书的混合体都不可能赢得压倒性的支持。人们或许能从这种折衷的背后得出某种更开明的见解：不论哪种叙述都不足以传达由四部书共同见证的唯一福音。这种理解体现在各福音书的标题上：“马太所记的福音”，等等。这些福音书都试图从其各不相同的立足点描述教会所得启示的奥秘。

虽然这两批经卷于2世纪末被确定下来，但人们对《新约》正典中第三部分即大公书信之篇目的看法却存有较大分歧。那批书信据称是写给所有教会的，而非写给某个特定的会众。一般说来，虽然尚未获得普遍公认，《彼得前书》和《约翰一书》是在2至3世纪被接纳为正典的。另一些作品用了更长时间才被接纳，支持者也更少，它们是《雅各书》、《彼得后书》（系后期著作）、《约翰二书、三书》（两部颇受争议之作，尤其是它竟禁止信徒向那些被认为偏离其团体的人问安），以及《犹大书》。直到6世纪，一些东方的教会仍拒绝接纳《约翰二书、三书》。

可见，基督徒的作品被教会接纳，似乎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与这些文集的形成紧密相关。到4世纪时，一系列正典经卷的目录被制定出来，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收入了当今正典中的许多篇目，亦收入了某些未见于如今正典的篇目。其中也有些重要变更，尤其是关系到《彼得后书》、《约翰二书、三书》、《犹大书》和《启示录》的内容。

这个接纳某些文献为正典的漫长过程最终被教会会议上的一系列决议所终结，虽然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全体（普世）教会的会议。即便如此，依然有不同意见存在。老底嘉会议（363）从书目中删除了《启示录》；希坡会议（393）和迦太基会议（397）则提出了现今27卷书的篇目。作为一条基本规则，被收入的篇目应出自某个使徒之手、针对的是所有教会（符合普遍适用的标准）、成书于早期，且被认定合乎正统教义。然而，这些标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是有弹性的：有人质疑《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否真为使徒；保罗书信缺乏严格的普遍意义；《犹大书》和《彼得后书》的使用时间还不够漫长。《启示录》亦遭到质疑，既因为它曾流行于一些异端教派（如孟他努派）中，又因为有人声称的应许将在基督统治的地上王国实现，这种见解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政治动荡和颠覆破坏。其作者的使徒身份亦遭到抨击，以致直到10或11世纪，它才被东部教会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