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系的符号-解读后现代主义

时间:2023-12-06 00:09:04

作为体系的符号

德里达理论的支持者们坚持认为,解释任何单词都必须考虑这些单词与它们所参与的各种体系之间的关系。由此他们认为,我们充其量不过是陷于(不可相互比较的)概念体系之中的相对论者而已。我们只能在它们所允许的范围内“了解”现实。不管我们说什么,我们都被局限在一个语言体系之中,而这个语言体系并不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与外在现实相联系,因为任何体系之中的任何名称都暗指或依赖于该体系中不在场的其他名称的存在(德里达称之为“轨迹”)。比如,英语中有一系列表示不同程度“愤怒”(anger)的单词——从“恼火”(irritated)到“暴怒”(furious)。法语也自有一套不同的词语来描述我们的这种情感经历。对于所有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人来说,所有名称都必须依靠各自体系中的其他名称才能对“愤怒”这种情绪中进行描述。然而,尽管英语和法语明显不同,但他们都无权声称自己对世界上所有愤怒的真实状态都进行了编码。同样,艾略特也无权宣称自己对多萝西亚幻灭的真相进行了最终编码。因此德里达主义者认为,语言看似能表明概念之间的明显不同,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它只是在体系中暂时拖延,或者说推开它的同伴们而已。因此对德里达主义者来说,我们的概念不仅仅标志着差异,还意味着“延异”,即意义的延缓(“延异”这个法语新词正是取了两者的双关谐音)。因为意义总是在语言链中永不停息地从一个词向另一个词滑行。

作为体系的符号-解读后现代主义

德里达从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概念相对论出发,进一步提出种种可以对所有的概念框架由此进行批判的方法。这是他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最重要的贡献,与他的哲学立场正确与否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认为所有的概念体系往往都会形成伪造或歪曲的等级体系。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并不如我们所愿意相信的那样直接,它充满比喻,与我们概念体系的范围完全相关。不仅如此,我们还一向过于相信这些体系的核心范畴在组织我们经历时所采用的方式。比如我刚才所提到的篇章中,很显然乔治·艾略特依靠的是“表面”和“事实”之间的清晰界限,以及人们“真实地展示自我”和“表演”(就像在假面剧中或身着伪装时)之间的区别。

在我们组织话语时,倾向于“优先选择”并依赖德里达所谓的“超验能指”,如“上帝”、“现实”、“人的理念”等。我们喜欢运用一组组对立的概念,如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灵魂与肉体、本义与喻义、自然与文化,以及男性与女性等来组织我们的话语,而这些相对概念的运用使我们误解了许多基本关系,或者至少说使我们过于死板地固定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喜欢将这些成对的概念中的一个置于另一个之上,例如认为“女性”比“男性”低劣(“东方”比“西方”低劣)。但是,如果采用一种更有相对主义特点的概念图式,我们会发现它们的定义“事实上”互为依存。德里达主义者坚持认为表面上相互对立的东西事实上相互需要,并总是相互隐含,这种观点颇有弗洛伊德理论的色彩。如果你被当作是一个狡猾、诡计多端、糊涂的东方人(就像福斯特笔下的阿齐兹),那么我就只可能把自己看成是充满理性、寻求正义的帝国主义者(就像福斯特的罗尼·菲尔丁)。这种对对立概念的解构颇有创新之处,起着解放思想的作用,其过程是这样的:某一特定的体系宣称自己可以正确地描述世界,但当我们对这一体系进行评判时,我们会发现这一体系“优先选择”一些概念,或使它们居于中心地位,并把这些概念纳入等级体系之中,但是这些概念以及等级体系反映的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秩序,它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加相互依赖。

事实上,对于德里达主义者来说,揭示这些对立关系之间隐藏的相互依存性就等于“解构”了它们。这些关系可以被取消,甚至被颠倒,往往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效果,因而真相“实际上”是一种虚构,阅读始终是一种读,而最根本的是,理解只可能是一种解,因为理解从来就不是直接的,永远是一种片面阐释,经常使用比喻,却还自以为忠实于本义。这种解构颠覆了我们对逻辑、伦理及政治常规的信念,而后现代主义中最富有革命性——也最典型的——的正是这种对解构主义的核心运用。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相对论观点认为,我们一旦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的概念体系,就会认识到世界、世界上的社会体系乃至人类身份等都不是既定事实,也并非由和现实对应的语言以某种方式加以保障。恰恰相反,这些都是由我们在语言中建构出来的,而我们也根本无法断言我们在建构这些概念时所采用的方式就是事情存在的“真实规律”。我们并非生活在现实中,而是生活在我们对现实的表征之中。(众所周知,德里达私下里曾说过:“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只有更多的文本,我们就用这些更多的文本来试图描述和分析原先文本所指的内容。)

所有这一切可以让我们满怀信心地与所有“既定”体系断绝关系,相信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能够、也应该加以改变。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及带有后启蒙运动、康德主义、普世化、帝国主义色彩的语言宣称自己可以描述事物的真实状况,而解构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则可以结成某种联盟,抵制这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