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晚期，有关颜色认知的实验显示，基因对学习偏好的强度影响极大，真令人惊讶。这个实验是由罗希（Eleanor Rosch）执行，她当时也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罗希在找寻认知上的“自然类别”时，发现新几内亚的达尼人（Dani）并没有代表颜色的文字，而只会谈论“mili”（大致上代表暗）和“mola”（亮）。于是罗希提出以下的问题：如果让达尼的成年人学习颜色词语，他们会不会因为颜色用词与主要的天然色彩对应，而较容易学会？换句话说，文化上的创新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天生遗传限制的引导？罗希把68位自愿受试者分成两组。她给阵列中主要的色彩类别（蓝、绿、黄、红）创造一系列新的颜色用词，然后教给其中一组人员；教给第二组达尼人的，则是一系列位于中心之外的新用词，远离其他语言所指出的主要聚集区。第一组自愿受试者遵守颜色感知的“自然”倾向，第二组则相反，接受较不自然的颜色用词。结果，第一组的学习速度是第二组的两倍。如果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很容易就会挑选较自然的第一组的用词。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才能完成由基因到文化之间的转移过程。在既有的色觉遗传基础和它对颜色词语的一般影响下，颜色词语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多大？我们至少可以提供部分的答案。有些社会对颜色不太在乎，只用到基本的颜色分类；有些社会则对每一个基本颜色的色彩和强度，又做了极其细微的区分，也因此词语就扩延开了。
颜色词语的扩延是不是任意产生的？显然不是。伯林和凯伊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每一个社会所使用的基本颜色用词从2种到11种不等，这些颜色是散布在孟塞尔阵列的4种基本颜色中的各焦点。用中文来说，全套颜色包括黑、白、红、黄、绿、蓝、褐、紫、橘、灰，而达尼语只用到其中的两种颜色，英语则另加了粉红（pink）成为11种用词。从采用简单分类的社会到采用复杂分类的社会，基本颜色用词的组合会以层级的方式增加，并且遵循以下的准则：
采用2种基本颜色的语言，用它们来区分黑白。
采用3种基本颜色的语言，包含黑、白、红。
采用4种基本颜色的语言，包含黑、白、红、绿或黄。
采用5种基本颜色的语言，包含黑、白、红、绿、黄。
采用6种基本颜色的语言，包含黑、白、红、绿、黄、蓝。
采用7种基本颜色的语言，包含黑、白、红、绿、黄、蓝、褐。
当紫、橘、灰这额外的3种基本颜色加入头7种颜色时，则没有任何先后顺序。
如果基本颜色用词的组合是任意的（显然不是如此），人类的颜色词语将是从数学上的2036种可能中，手忙脚乱地抽取出来的。但是根据伯林和凯伊的研究，它们多半只来自22种选择。
由某种层面看来，颜色基本用词的这22种组合，是弥母或是文化单位的变异结果，由色觉和语意记忆的外遗传法则所产生。简单地说，我们的基因已经设定我们会以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不同波长的光，同时，我们又倾向于把这个世界拆成小单位，再用文字加以标识。所以，我们会以某个特殊的顺序，累积了10种（对英语来说为11种）基本的颜色单位。
但是，这还不是整个故事的结局。人类的心灵太微妙也太多产，不会只停留在设定不同波长的10个词语上。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所指，大脑对颜色的辨认，并不一定只会产生代表光波波长的用词。颜色用词经常还包括其他性质，尤其是质感、亮度、新鲜度和持久性。在菲律宾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的分支哈努诺语（Hanunóo）中，“malatuy”指的是湿润闪亮的褐色表面，就像竹子刚切开时的颜色；“marara”指的则是类似黄色且变硬的表面，就像老的竹子。说英语的人倾向把malatuy翻译成褐色，把marara翻译成黄色，但是这样的翻译只捕捉到真正含义的一部分，而且也许是比较不重要的一部分。同样的，古希腊文中的“chloros”翻译成英文时，通常只简称为“绿色”，但它当初的含义显然是指绿叶的新鲜或润湿感。
大脑不停地在找寻意义，对于刺激感官与提供外界信息的物体和特质，也不断地在找寻其间的关联。通过外遗传法则这个有限的大门，我们渗入了那个世界。正如辅助语言和颜色词语的例子所显示的，文化来自基因，并且永远带有基因的痕迹。同时，通过隐喻和新含义的发明，文化也会具有自己的生命。为了掌握人类的处境，我们必须同时了解基因和文化，但不是以划分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传统方式来分别了解，而是在认知人类进化这项事实的情况下，共同来了解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