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缘起
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
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
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
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
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
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房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建立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
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
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
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