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是否改变了日本人？某些外国新颖的东西的确醒人耳目。分衩而庄严的西装，赢得了日本城市男人的喜爱，但妇女仍继续穿着松弛而多彩多姿的和服，其腰际所缠的锦缎巾与背上的小包相对称。 道路改善后，鞋子取代了木屐，唯市井人士仍喜好赤足而行。大城市里西服与和服杂然并存，象征着急速而未彻底的变化。
日本人的礼仪仍是外交礼节的楷模。虽然男人仍然遵循古制，进出屋宇先于妇女，或单独在街道行走，但是谈吐却彬彬有礼，鲜有秽语掺杂其间。然而，尽管表面恭谦有礼，但他们内心却深藏强烈的自尊心，繁文缛节中蕴涵着无限的敌意。日本人的个性，如同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充满矛盾。随着时空等环境的改变，必须在暴力与温雅、忍耐与勇气、谦逊与骄傲中任择其一。因此，对日本人的重情感与现实、敏感与坚忍、多情与镇静、激动与自制等性格，不应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日本人性嗜嬉乐，富幽默感且好安逸，并且常表现多样的自杀方式。他们喜欢动物及女人，但偶尔也对动物及男人表现残忍。 典型的日本人具有武士的特质——勇敢好斗，视死如归；同时也具有艺术家的灵性——多愁善感，禀赋欣赏力。他们严肃而不矫饰，勤勉而节俭，好奇又好学，忠诚而有耐心，并对细微之杂务具有超人的处理能力；他们狡猾而驯服，与其他身材矮小的民族一般；他们具有灵敏的智慧，缺乏高度创造力，但禀赋有迅速吸收及了解的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而达预期的成就。总之，他们具有法国人的精神与虚荣，英国人的勇敢与狭隘心胸，意大利人的脾气与艺术才能，美国人的精力与商业才干，犹太人的敏感与精明。
与西方接触及冲突，使日本人在某些道德生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日本人忠厚诚实的风俗大都继续留传下来。 可惜因选举权的扩大及现代贸易的激烈竞争，部分日本人染上了拜金主义及唯利是图的恶习。武士道精神仍然流传于高级军人阶级中，对于政治及商场上的歪风，多少产生了制衡的作用。尽管一般平民均奉公守法，但暗杀事件却是屡见不鲜——此种暗杀并非针对独裁而发，反而是极端爱国主义的发泄。40余年来，黑龙会（Black Dragon Society）不断地在日本政府中煽动征服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政策。为达成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地在政治机构里展开暗杀行动。
远东与西方国家一样，由于经济生活的重大转变，承受道德上的纷乱。具有狂热感情的年轻人与过分守旧的老年人永存着代沟与争执，而这种现象随着工业的进步、宗教信仰的式微而日趋严重。工业化的结果是，乡村演进成都市，个人代替家庭成为政治及经济上的责任主体，往昔的父权为之削弱，数世纪以来对传统习惯及道德观念的依赖急促地转变成年轻人自行裁断。大体上，年轻人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同时，婚后也不愿与父母共处一堂，宁愿外出自行建立自己的天地。伴随着工业化，妇女也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本人的离婚与美国一样普遍，甚且更为方便，只要签署一份文件，缴付相当于10美分的代价，即可宣告仳离。纳妾虽为非法，但实际上忽视法律享受齐人之福者亦大有人在。
在日本如同其他地方一般，僧侣总是敌视机器。斯宾塞与密尔的著作与英国的技艺一并传入日本后，结束了孔子思想称霸日本哲学界的局面。1905年张伯伦曾感慨地说道：“目前在学校的年轻一代都是拥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哲学的人。”同样的道理，日本人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终于在当前的科学舞台上崭露头角。 日本的医学以往均依循中国与朝鲜的古法而行。但西风东渐后——尤其德国——使日本医学界产生长足的进步。如高峰让吉（Jokichi Takamine）对副肾及维生素的研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对破伤风及肺炎的研究，以及在白喉抗体研究方面的发展，而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对梅毒及黄热病的重大成就更使人刮目相看。凡此，均在证明日本医学已离开初新时期，而迈进医学先驱之林了。
野口英世于1876年诞生在一个小岛上，家境清寒，以致其父亲听说又有一小孩即将出世竟离家出走。这个不受重视的小孩，曾一度失足跌倒于火盆上，他的左手被烧成残废，右手则已几乎无法随心应用。残缺不仅妨碍了他接受教育的机会，而且使他一度萌生自杀之念。所幸有一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及时抵达他所居住的村落，妙手回春地挽救了他的右手。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从事医学研究的种子。他宣称：“我将做一个救人而非杀人的拿破仑。每夜我只要4小时的睡眠便足够了。”由于一文不名，起初他在一家药房服务，后来他说服了药房老板，资助他研究医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在华盛顿陆军医院半工半读。在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给他的实验室中，他独自从事成果丰硕的实验与研究。首先，实现梅毒菌的培植，这在医学上尚属首次，继之发现梅毒瘫痪的原因及其活动的不规则性。1918年隔离了黄热病寄生菌。他名利双收后，荣归日本，供养其母亲，并屈膝在供其研究医学的药房老板之前，以表谢意。然后，他前往非洲研究蔓延于黄金海岸加纳的黄热病，不幸自己也受感染，壮志未酬，英年早逝，1928年病逝时只有52岁。日本亦如西方国家一样，科学发展使得传统艺术式微。贵族制度的推翻使艺术欣赏的温床也不复存在，每一代的人只得自行摸索适合他们自己的标准。外国人渴望购买日本器皿，促使日本大量生产，然而产品良莠不齐，又影响器皿的水准。购买者争购古董的热潮，使艺术业者对于赝品的制作趋之若鹜，古董复制品在中国及日本成了当代艺术的习尚。而日本唯一从西欧国家受益的，便是景泰蓝瓷器的制作。机器取代手工的趋势，以及西方富庶和优势掩饰下的购买力及鉴定力，逐渐侵蚀了日本独特的本质。
知识阶级历时30年谄媚西方的风尚，可谓新帝国的一大特点。语文上采用欧洲的词汇，报社沿用欧洲的组织形态，并仿效美国设立公共学校制度。日本非常成功地成为世界上教育最普及的国家。1925年，其儿童就学率竟高达99.4％，至1927年为止，全国人民93％均已识字。学生不惜以宗教式的狂热追求新知识，而众多的人却因此而失去健康。政府有鉴于此，不得不竭尽所能地鼓励体操、技能、棒球等活动。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这与欧洲国家相比较，迥然而异。全国5所帝国大学及41所其他高校，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1931年，东京帝国大学注册学生高达8064人，而京都大学亦达5552人。
过去的25年，日本的文学完全处于抄袭与模仿的阶段，因而未能寻出自己的格调。英国的自由主义、俄国的写实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充斥各种作品之中，直到日本民族精神重新肯定自我的价值，作家才开始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本国的景物表现出来。1896年，一位年轻的女作家樋口一叶（Higuchi Ichiyo）在短暂的生涯（24岁英年去世）中，以真实的笔触将日本女性卑贱与悲惨的命运血淋淋地刻画出来，启发了小说的自然主义运动。至1906年，岛崎藤村（Shimazaki Toson）的《破戒》一书，可谓正值自然主义运动的高潮，此部长篇小说以诗歌般的语言，叙述一位曾向其父亲保证绝不透露是秽多出身的教员，凭其教育程度与能力力争上游，与一位教养良好、颇有社会地位的淑女恋爱，后来因为内心耿耿于怀，坦白地向他的爱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放弃了爱人与地位，远离日本而去。这部小说对于以后秽多阶级的废除，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西方的影响下，日本人仍能持而不坠的文种，莫过于短歌及和歌。明治维新后的40年，两者仍然是文章的主要形式。但两者在矫揉造作之下，形成了华而不实的骨架，精髓丧失殆尽。1897年，仙台的一位年轻教师藤村，将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集，以15美元的代价售予出版商。当时大众对讽刺文章已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对于追求人性和要求心灵自由的作品，竞相阅读，刹那间竟洛阳纸贵，使出版商大获暴利。自后，其他作家亦步其后尘，竞相著作，而短歌及和歌才渐失势。
尽管新诗崛起，帝国诗文竞赛仍继续举办。每年由天皇宣布题目及一篇范例，皇后亦随之吟诗一首，然后2.5万名日本诗人即将他们的作品寄至皇宫诗局，由日本最有名的诗人加以评判。最杰出的10篇，即由专人吟诵给天皇听，并刊登在每年新年出版的报纸上。这种良好风俗，可令人暂时忘却了商业上的竞争与战争的狰狞面目，这也证明日本人的文学素养在现时的文明各国中，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