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帝王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划分为8个社会阶级；及至封建时期，各阶级间的壁垒才稍见缓和，只剩下4个阶级，即武士、工人、农人及商人。其中以商人地位最不受注目。此外，尚有占人口5％的奴隶，大都是一些罪犯、战俘及被贩卖拐骗的无辜儿童。 在奴隶之下，尚有所谓秽多阶级，即从事于屠宰、制革、清道等行业者。在信仰佛教的日本，这些人被认为不洁，备受歧视。
农民在全部人口（吉宗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中占很高的比例，他们不辞辛劳地在日本1/8的可耕地上耕耘。在奈良时期，土地曾一度收归国有，再以6年或一生（直到死为止）为期分别租给农民。但这种制度试验的结果使政府发现农民对于暂时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尽力垦殖，迫使政府再允许土地私有化，并且提供基金贷款让农民播种或收割。但这些措施也无法阻止农民的地位趋于低落。农民耕地面积狭小，在封建时期，平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竟要负担2000人的口粮。农民每年尚需为政府服一个月的劳役，在此服劳役期间，如稍微偷懒，即会被刺杀身死。
政府课征的税收名目极其繁多。在7世纪，税收约占农民全年生产额的6％；到12世纪，升至72％；至19世纪，农民负担的税收，仍不下于40％。重税之下，农民利益所得几被剥削殆尽，除简单的工具、衣服、炊具及破陋的茅屋外，农民别无他物。此外，地震、饥荒等天灾，也对农民构成莫大威胁。在德川幕府时期，农民如为他人工作，其工资须按照政府规定，尽管如此，其工资仍极低。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鸭长明（Kamo Chomei）在其文学作品《方丈记》中，曾就其所见所闻，将1177年至1185年之间饱受地震、饥荒、火灾摧残的京都 ，作了血淋淋的刻画，现就其中有关1181年他目睹饥荒的情况节录如下：
各地的人民置家园于不顾，离乡背井，迁徙至山区居住。平时不受重视的各种宗教祭典，现又不分仪式地盲目开展。居住首都的人民典当家产才能购买食物，但又有谁能加以关心……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之声不绝于耳……每个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毙。而平时高不可攀的人们，此时也蓬头垢面地沿门托钵，以求度日。骨瘦如柴的饿殍，相继扑倒于地，腐尸充斥墙檐与路旁，臭气冲天，惨不忍睹……人们再也提不起兴趣出售房产家具，盖整载东西换不了一日充饥。金银财宝也丧失价值……更可怜者，恩爱夫妻之间，较富爱心的一半，为节俭食物奉献给另一半，常作牺牲。同样情况，父亲也常较小孩先去世，更有婴儿无知地依偎在母亲的尸体上……京都中部地区的人民，在4、5月期间，饿死者计有4.23万人。
另据凯姆弗尔（Engelbert Kaempfer）对1691年京都手工艺欣欣向荣的记载，恰与上述凄凉景况成对比，记载称：
京都在帝王时期是手工艺与日用品的制造中枢。在此首都的每一间房铺，几乎均在制造或出售货品。他们铸造铜器及钱币，印发书刊，编织刺绣，制造艺术雕刻、各类乐器、图书、漆器、服饰及其他金属制品——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种活动的玩偶及不可数计的产品。总之，京都各种物品均不匮乏，凡外国的一切制品，本地均能仿效……街道上不售物品之商铺极其稀少，更令我赞叹者，前来购买的顾客竟络绎不绝。
日本早就从中国及朝鲜输入各种工业及艺术制品。在德川幕府时期，其手工艺的制造者在仿效中国、朝鲜等国的艺术之余，其制品甚至青出于蓝；而今天日本在经济有效地组织机械生产方面，又超越西方的制造者。当时日本手工艺的制造，犹似中古时期的欧洲，均由家庭制造，其职业及手艺均世代相传，且经常以其经营的行业命名；再者，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逐渐形成，可惜此同业公会渐成为雇主剥削技工及限制新会员的组织。在这些同业公会中，尤以钱庄公会势力最为壮大，不仅接受存款、支付传票及期票，并可向工商业界及政府贷款。及至1636年，钱庄公会执行了所有财政上的主要功能。城市中殷商富贾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们追求政权的欲望，而原有的贵族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富商则极其轻视。是故在德川幕府时期，举国财富虽增加，但直到西风东渐，欧美炮弹震惊了日本之际，其国内的贵族与殷商才能携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