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人民，”蒙田在1581年见到他们时说，“似乎不像法国发达城镇的人那样虔诚，却远比他们注重仪式。”神圣周的仪式包括血淋淋的自我鞭笞的游行、公开宣布逐籍者、展览当年维罗尼卡（Veronica）替基督擦去眉上汗珠的面纱。“在复活节前夕，在圣约翰教堂内，我看见正在展览中的圣保罗和圣彼得的头颅，那上面仍然有肉，有血色和胡须，仿佛还活着一样。”驱邪则有极感人的仪式，也许像群众心理疗法。意大利天主教有意忽略优秀分子的心灵，提供大众一种有利但不受欢迎的律令，包裹在诗、戏剧、象征主义、悲剧净化和希望的外衣中。
蒙田证明道德方面普遍改进，但两性关系仍维持古老的放纵态度。色情文学以往在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大城市都可以买到，现在更随处销售。庇护五世把同性恋视为大罪，使罗马贵族少年大为惊恐。8个葡萄牙同性恋者正式结婚，他们被逮捕并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庇护五世也公布法律将妓女逐出教皇领地（1566年）。商人抱怨说这项布告会减少该城人口，教皇容许少数妓女留在隔离区，对有意转换新职业的妇女给予实际上的帮助。西克斯图斯五世征服了盗匪，对娼妓却只赢得了惨淡的、代价极大的胜利，从1586年、1588年和1589年他一再地公布法律即可得知。
因为浪漫的爱情仍是婚姻以外的梦想，婚姻却是资财的结合，教会又禁止离婚，富于幻想的丈夫或妻子便纵情通奸。庇护五世想将其列为大罪。1568年8月25日的一份报告说：“通奸便被判死刑的威胁是可以预期的，因此每个人都会变得很道德，否则便离开这个城市。”庇护五世发了慈悲，改判比较温和的惩罚：一位罗马贵妇被判终身监禁，一位显赫的银行家当众受鞭打，很多违法者则被驱逐出境。
16世纪末，“公开情人”之风从西班牙经过那不勒斯和米兰传来。一位上流阶级的丈夫，准许一位朋友成为他太太的公开情人。显然这个风俗是在西班牙战争频繁、丈夫长期不在家的时期兴起的。这位骑士侍从自起床到上床都侍候这位女士，但在18世纪的意大利，传统并不宽赦这种风俗带来的通奸罪。
虽然有神学的制止，犯罪仍然勃兴。贵族家庭的保镖、公路上的盗匪、地中海的海盗、政治和色情暗杀都很多，保罗·奥西尼像另外一位奥赛罗（指嫉妒的丈夫）一样，把伊莎贝拉·美第奇绞死在她的床上。彼得罗·美第奇也因怀疑妻子不贞而谋杀她。我们已看见约翰·韦珀斯特如何把维多利亚·阿克兰波尼的血腥故事改写成《白色的恶魔》，雪莱则同样改写比阿丽斯·塞西（Beatrice Cenci）的故事。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塞西（Francesco Cenci）是罪恶与兽性的典型。1594年，他被控通奸而受审判，但仅罚款10万斯库迪了事。他的首任妻子在生下12个孩子后去世。他与儿子们吵架，便带着比阿丽斯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卢克雷齐亚·佩特罗尼离开罗马，搬到通往那不勒斯路上的一座孤堡里。他把她们关在顶楼房间里，待她们非常残酷——虽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与女儿有乱伦关系。比阿丽斯找到方法与看守堡垒的奥利姆皮奥·卡尔韦蒂联络。在比阿丽斯、她的继母、她的兄弟吉亚科莫和伯纳多的教唆和买通下，这位守堡人借着一个职业凶手的帮助，把这位父亲杀死在床上（1598年）。这些密谋者被捕受审，他们辩解因受到无法忍受的折磨。很多市民也请求克莱门特八世从轻发落，他拒绝了。比阿丽斯和佩特罗尼被砍头，吉亚科莫受酷刑至死。
无论如何，道德正在改进，礼仪正在柔化，意大利社会具有法国才能媲美的魅力与优雅。上层阶级的衣服是天鹅绒、缎子和丝料的混合。大约此时，贵族妇女开始修饰她们的面孔、装饰她们的头颅，用西班牙已流行的黑色丝绸“曼迪格里亚”（mantiglia）披在她们的肩上。社会地位高的男人仍穿着高筒袜，但平民和商人与土耳其人衣着相同，穿着长裤。意大利喜剧讽刺矮胖的滑稽人物潘塔罗尼（Pantaleone）的衣着，这个名字后来演变成“老丑角”（Pantaloon）和“裤子”（Pant）这两个词。
在大多数拉丁国家，娱乐相当丰富。罗马在封斋期之前有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依照伊夫林在1645年见到的情形，街上“群涌着妓女、滑稽剧演员和各种乌合之众”。在科索（Corso）有赛马，主角是由从北非伊斯兰国家运来的千里马，没有骑士，但两旁挂有马刺来刺激它们，还有驴子、滑稽剧演员、老人、裸身男人和男孩的赛跑，戏剧在可移动的露天舞台上公演。舞蹈、会话和调情的艺术美化了家庭、花园和街道。意大利人还有不会唱歌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