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艺术——万神庙和它的横饰带、米隆和波利克里托斯的雕刻、罗马议会堂、《埃涅阿斯纪》，拉斐尔的梵蒂冈作品组、米开朗基罗在美第奇礼拜堂的人像——曾化混乱为秩序，化复杂为统一，化动为静，化情感为思想，化皂白不分为意味深长，化复杂晦涩为简单清晰，化材料为形式。但是，完美继续太久也会令人生厌。改变对生命、感觉和思想都是必要的。令人刺激的新奇可能只因新奇而显得美丽，直到后来被遗忘的旧形式又在时间的轮盘上转回来，被当作年轻与清新的事物来拥抱。所以文艺复兴把哥特式艺术赶出意大利，嫌它太野蛮，直到后来艺术家与赞助人对美的平衡与令人痉挛的对称厌烦了，且像大教堂的滴水口一般嘲笑着古典的廊柱、轩辕和三角墙，将哥特式的精神送回到巴洛克式（baroque）极不规则而精密的作品中。
古典艺术一心要表现客观、无私、完美。巴洛克式容许有独特性的艺术家，甚至凭他一时的兴致，表现并不真实刻画的题材（如荷兰绘画），而只是虚构的形式造成的情感印象。因此，埃尔·格列柯（El Greco）画的并不是西班牙的人，而是他自己的记忆或心境。牟里罗和圭多·雷尼笔下温暖的圣母并不是他们熟知的受尽折磨的母亲，而是他们意欲表现的虔诚典范。尤有甚者，一个感受过宗教改革的剧震、被罗耀拉、圣特蕾莎、格扎维埃和博罗梅奥·圣查理等人引向新鲜、紧密的宗教情绪的意大利——这个路德之后的意大利，已不再安于古典理想宁静而自负的和平。它违拗地重申它的信仰、展示它的信条、装饰它的神殿，在艺术中注入一股色彩与感觉的新暖流，结构与动作的新变化和无可限量的自由，解除古典规则、限制与线条。艺术变成借装饰而表达的情感，而非把思想浓缩注入的形式。
建筑不再是希腊数学或罗马工程，它是音乐，有时也是歌剧，就像巴黎的歌剧。设计师与建筑师由静态转向流动性与韵律感。他们摒弃静态的对称，采用优美的不平衡与不统一。他们存心雕刻或扭曲廊柱与轩辕。他们厌倦于平坦的表面和沉重的大块。他们中断雕花的嵌线，把三角墙一分为二，在每一转角都陈上雕刻。雕刻家本人也厌倦于完美的肢体、固定的五官、僵直的前身姿势，他们以出人意料的态度来安置五官，以不同的方式使眼睛更动人。他们把绘画效果运用于雕刻上、把光与影雕入石头、把动作雕入身体，使脸上表现出思想和情感。画家把纯粹的线条、清晰的光线和无害的严苛留给佩鲁吉诺（Perugino）、柯勒乔和拉斐尔；他们将世界沐浴在色彩之中，如鲁本斯；加上神秘主义，如伦勃朗（Rembrandt）；引向感觉主义，如雷尼；赋予痛苦与狂喜，如埃尔·格列柯。木匠在家具中杂以装饰，金属匠将材料造成古怪或幽默的形式。1568年，耶稣会修士聘请维尼奥拉（Vignola）设计他们设在罗马的教堂耶稣堂。他们要求集中一切艺术来做大量廊柱、雕像、图画及贵金属，不是表现几何图形，而是激励并启发信仰。由于在艺术上意大利仍领导全欧，这种新的装饰、感觉和表达形式不仅传入天主教的西班牙、佛兰德斯和法国，甚至传入新教的德国，并在那里达成了某些最令人欢愉的形式。文学方面也受到巴洛克式的影响，如马里尼、贡戈拉和李利夸张的文字游戏，莎士比亚华美的语言，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和歌德的《浮士德》。歌剧即是巴洛克式的音乐，这种新形式并未赢得普遍的胜利。荷兰人喜欢平静的写实主义甚于巴洛克的刺激。委拉斯开兹最好的作品是古典与写实的。塞万提斯（Cervantes）过了浪漫的一生后，以古典的平衡与宁静写成了《堂吉诃德》（Don Quixote）。高乃依、拉辛和普桑都是非常古典的。但古典作品是不是永远很古典呢？还有任何东西比丑恶的挣扎的“拉奥孔”（Laocon）更巴洛克式（怪异）吗？历史对要将它的流向导入理论模型或逻辑归类的尝试，总是一笑置之。它毁坏了我们一致化的企图，打破了所有的规则。历史本身就是巴洛克式的。
一个有力的因素在意大利艺术方面始终持续着：教会仍是最活跃、最有效的赞助人。当然也有其他赞助人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皇族和有修养的主教建立私人宫殿，在装饰方面也采用某些异教的主题，所以奥多阿多·法尔内塞要卡瑞奇家族为他画《酒神的胜利》和《爱情的规则》（The Rule of Love）。但是特伦特会议和随之而来的天主教宗教改革已立下了较严苛的格调，裸体不再在意大利艺术中出现，而虔诚的题材也不再成为肉感的工具。只是罗马艺术家的恳求劝阻了教皇克莱门特八世，他才没完全封锁米开朗基罗的《最后审判》，丹尼尔·沃尔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的一切作品。会议维护宗教偶像，对抗胡格诺教派和清教徒的攻击，但它坚持这些表征必须激起崇拜，而不是挑起欲念。而改革派不赞成崇拜圣母和对圣徒的祈祷，反宗教改革的意大利画家与雕刻家再度以粗糙的写实主义表现殉道者的受苦，以有意识的感伤手法表现圣母的故事。教会亟欲去除艺术的异教成分、灌注教条与虔诚、加上意大利政治与经济的挫折，使这个时代成为文艺复兴的最后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