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和政治一样，也摇撼于世俗与宗教的激荡中。教士仍然是最富有的主顾，他们筹划建筑、绘画、塑像、冶金和雕刻。不过，此时贵族官邸的发展要比教堂来得快。他们的室内挂满画像，收集艺术品。17世纪的意大利，就在这两大主顾的照应下，分别接受了文艺复兴的成果。
在萨伏依大公爵的影响下，都灵的地位愈加重要。瓜里尼（Guarino Guarini）为圣乔万尼·巴蒂斯塔大教堂设计了圣休堂礼拜堂（一般相信，这是约瑟夫为耶稣遮盖尸体的地方）。圣菲利波大教堂由瓜里尼开始筹建，在快完成时便倒塌了，后来由生于1676年的尤瓦拉（Iuvara）加以修复。
此时热那亚的主要建筑是杜拉佐宫（Palao Durao），1650年由法尔肯（Falcone）和坎通（Cantone）合建，1817年由萨伏伊家族买下，从此它一直以雷亚莱宫（Palao Reale）闻名于世。它的内部有赫赫有名的镜厅，为后来凡尔赛的荣耀预埋铺垫（1678年），最后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此时，热那亚的杰出画家是亚历山德罗·马格纳斯科（Alessandro Magnasco），我们可以由芝加哥艺术学院（Chicago Art Institute）的《西纳戈》（Synagogue）和卢浮宫的《波希米亚劫掠》（Bohemian Repast）这两幅画中来考察他。威尼斯仍不断地滋育各种各样的英雄和艺术家们。25年之久，土耳其的士兵和水手们不断侵扰克里特岛——当时威尼斯的属地之一。10万名土耳其人在这些疯狂的战役中死伤殆尽，虽然有一支5万人的土军曾经占领该岛的一些小城，但它的首都仍然屹立近20年之久，击退了32次大小侵袭。1667年，摩罗西尼受命指挥那些忍冻挨饿的守军，最后虽然投降了（1668年），但没有人敢说威尼斯的退却是懦弱的。1693年，年届75岁高龄的摩罗西尼率领威尼斯舰队进犯，土军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撤走了。他当得起丁托列托和韦罗内塞笔下的英雄本色——勇迈、坚韧。
巴尔德萨尔·隆盖纳（Baldassare Longhena）是另一位这类耆老英雄。1632年，他设计了安康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a Salute）；47年后，他在大运河上建造了佩沙罗（Pesaro）宫，以双排的圆柱和重重飞檐来增加它的壮丽；1680年（此时他已76岁），又设计了雷佐尼科宫（Palao Reonico），后来布朗宁（Browning）就死在这里。塞巴斯蒂安诺·里奇这个老家伙几乎使威尼斯的影响遍及半个欧陆。他生于威尼斯的贝卢诺（Belluno，1659年），曾经到过佛罗伦萨马露赛利（Marucelli）雕塑宫，然后在饥饿的状态下走遍米兰、博洛尼亚、皮亚琴察、罗马、维也纳和伦敦。他在英国停留十年，到过查尔希医院、伯灵顿馆、汉普顿宫等处学画，差一点没赶上新圣保罗教堂的整修。然后他到巴黎，被选入皇家艺术学院。他的作品《狄安娜》（Diana）和《那菲斯》（Nymphs）画得跟布歇（Boucher）一样鲜丽，兼具柯勒乔的明朗。里奇活到1734年，他的技巧传入18世纪，也为蒂耶波洛（Tiepolo）领导下的威尼斯画会的印第安夏季风格铺设了道路。
博洛尼亚学派（Bolognese School）并未施出全力。卡罗·西格那尼（Carlo Cignani）因为替弗利的教堂画壁画而一举成名。斯班格努罗（Spagnuolo）在他的《自画像》（Self-Portrait）中，将自己表现成一个忘却俗务、埋头绘画的人。乔万尼·巴蒂斯塔·萨维（Giovanni Battista Salvi）在《祈祷中的圣母》（The Madonna Praying）中，表现全然奉献的无私，而在《圣母与圣婴》（Virgin and Child）中，表现一位单纯的母亲抱着婴儿的喜悦。
有两位托斯卡纳大公带领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进入18世纪。他们是斐迪南二世和科西莫三世。1659年，锡耶纳以《帕利奥》（Palio）一画声名大振：由10队卫兵卫护着游行，制服鲜明整齐，沿街装饰着建筑物、旌旗、花朵及装扮入时的妇女，然后是卫队中的马夫疯狂的拼斗，为圣母玛利亚而拼命。佛罗伦萨目前只有几位不知名的画家。卡罗·多奇（Carlo Dolci）继续以感伤的色调描绘圣母和圭多·伦尼（Guido Reni）诸圣，全世界都知道他的杰作《圣塞西莉亚》（St.Cecilia）。贾斯特斯（Justus Sustermans）从佛兰德迁徙到佛罗伦萨，在比蒂画廊（Pitti Gallery）以惊人的手笔绘肖像——不仅仅只是画伽利略的头部之类，与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不同，他画中的摩西看起来倒像是一位立法者。
罗马的艺术从宗教改革的束缚中复原，又蓬勃起来，教皇恢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奖励文学、戏剧、建筑、雕刻和绘画。英诺森十世整建拉特兰诺（Laterano）的圣乔万尼教堂。亚历山大七世委托贝尔尼尼在圣彼得教堂广场，以四倍大的飞檐层建造花岗石雕像——包括284个圆柱和88个半壁柱，巧妙地把黄金掺入石中。同一时期，科尔托纳（Pietro da Cortona）重建圣玛利亚教堂，在这里，拉斐尔的西比尔斯仍然屹立不坠。吉罗拉莫·雷纳尔蒂（Girolamo Rainaldi）和他的儿子卡洛一同建造比萨纳沃那（Piaa Navona）的圣阿格尼丝教堂。父子又锦上添花地设计圣母祠教堂，卡洛更把坎皮特利（Campitelli）附近的圣母玛利亚神祠以圣母的幻想重加改造。据说此祠曾经扫除了1656年的一场瘟疫。大主教和贵族们竞以富丽的建筑装饰自己，便有了多利亚宫（Palao Doria）和科罗纳宫（Palao Colonna）附近巴洛克式的画廊。弗朗西斯科·卡瓦利（FrancescoCavalli）为博罗格勒蒂家族在耶稣与圣母教堂（the church of Gesù e María）刻画一座墓碑，足以使活人转而羡慕埋在地下的死者。
许多画家在罗马备受考验。卡洛·马拉提（Carlo Maratti）代表17世纪下半叶后期的巴洛克风格。他的画像《克莱门特九世》，虽然类似委拉斯开兹的《英诺森十世》，表现手法却比他高明。他的另一幅画《天堂中的圣母与圣者》（Madonna with Saints in Paradise），重复这个技巧，但看起来美妙无比。克莱门特十一世想把拉斐尔的梵蒂冈壁画复原时，第一个想到的人选便是马拉提，因为这项修整不仅会危害画像，也对复原者构成相当大的危险。乔万尼·巴蒂斯塔·高利被耶稣会士选为耶稣堂的绘画者，不过，他们有一位当时最能干的艺术家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o），他在23岁时加入他们的行列。在耶稣堂的设计中，他描绘出圣伊格纳休斯（St.Ignatius）祭坛，这是巴洛克艺术的最佳表现之一。1692年，波佐发表论文《建筑图式的回顾》（“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后来以多国语言出版。与两个世纪以前的乌切洛（Uccello）一样，安德烈亚以精彩的虚幻手法来发展他的研究，代表作便是弗拉斯卡蒂（Frascati）的神庙。列支敦士登诸侯邀他到维也纳。他便在此地穷毕生之力卖命工作，卒于1709年，享年67岁。
此时，意大利最伟大的画家集中在那不勒斯。在这里，各种文明蒸蒸日上——音乐、艺术、文学、政治、戏剧，而且总有一些激动人士，绘出动人的女性曲线来。罗萨（Salvator Rosa）深深爱上这种生活方式。他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有一位教父教他绘画，他的姐夫是里贝拉（Ribera）的学生，罗萨本人正好赶上这个大场面，另一位教师把战场上的素描传授给他。罗萨便以这种构图闻名一时。这些作品都可在那不勒斯国立画廊或卢浮宫见到。后来他由战场转到风景的描绘。即使如此，他仍以粗犷手笔描绘大自然的变化，如在卢浮宫中的一幅画中，他以浓云与灰暗衬托碎石和枯叶。兰弗兰克（Lanfranco）劝他到罗马为主教效劳，他照做，果然如其所愿。但1646年，他急于赶回那不勒斯，参加马塞尼罗的革命。革命结束后，他回到罗马为高僧画像，并写一些讽刺教会奢侈的小品文。他接受吉安卡洛·美第奇红衣主教的邀请，与他同往佛罗伦萨。他在那里住了9年，忙于绘画、弹奏乐器、填写词曲，偶尔也玩些游戏。之后，他再次回罗马，住在普桑和洛兰曾经住过的平丘山（Pincian Hill）。教会知名人士对他的长篇大论报以微笑，因为他们爱他的画更甚于他的文采，纷纷前来要求其绘像。有10年之久，他一直是意大利最受欢迎的画家。他虽然为圣者和先哲画些传统的图片，但在版画中，他同情那些可怜的士兵和受难的农人们。这些作品才是他得意的上乘之作。
唯一威胁他名声的，是另一位那不勒斯人卢卡·焦尔达诺（Luca Giordano）。早在8岁时他便是一位画家。后来他在圣·玛利亚·拉·诺沃教堂作画，绘得如此生动，使当地总督看了后倍加赞赏，随即给他一些金币，并把他推荐给里贝拉。他跟这位大师学画近9年，他的临摹作品几可乱真，令人叹为观止。他很想到罗马观摩拉斐尔的神祠，但他那位专靠售卖卢卡作品为生的父亲，不准他前去。他只好逃跑，不久临摹了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和法内尔塞宫等处的佳作。
罗马看腻之后，他跑到威尼斯，把提香和柯勒乔的作品模仿得惟妙惟肖。不过，他自己也略加创作，这些作品也博得很高的评价，我们可由威尼斯学院的《耶稣被钉十字架》（Crucifixion）和《耶稣下十字架》（Deposition from the Cross）中得到证明。回到那不勒斯后，他以高明的技巧装饰了不少教堂和王宫，完美到使他的敌手无从找到瑕疵。后来，科西莫三世邀他到佛罗伦萨（1679年），他为科西尼教堂（Cappella Corsini）所作的壁画，博得一致的喝彩。他的朋友卡罗·多奇（Carlo Dolci）因为感觉敌不过他的成就，愤恨而死。意大利有关艺术家的传说与圣者的足迹一样多。另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在那不勒斯的西班牙总督高价征求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的设计，起初他对卢卡的拖延大感不满，但两天后，他看到完成品，美妙异常。“这幅画的画者，”总督兴奋地说，“如果不是天使，便是妖魔鬼怪的化身。”
这位魔道天使的声名远播到马德里，查理二世立即邀他到西班牙宫廷。此时国王虽已濒临破产的边缘，仍然慷慨地送给他1500个金币，并为他准备了一个皇家画廊。焦尔达诺快要抵达马德里时（1692年），早有6辆皇家马车在半路上迎接。年届67岁的他，立即在埃斯科里亚尔开始作画。他在教堂的大梯雕塑壁画，在教堂的圆顶画出天堂的“微笑”，把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画在天堂乐园——所有他们的罪恶，似乎都在哈布斯堡的三位一体下得到宽恕了。其后两年，他画了许多壁画，后来被西班牙艺术史家形容为埃斯科里亚尔的最佳代表作。他在那里及阿尔卡萨城堡（Alcazar）、马德里的皇宫、布恩·雷蒂诺（Buen Retiro）、托莱多教堂和各大都会拼命作画，产量之丰引起他的同行讥讽。他每天工作近8个小时。同行们也羡慕他的大宗财富，他自己起居简朴，把大部分的钱财用来购买昂贵的珠宝，作为一项保险的投资。人性的虚荣是无法改变的，宫廷上下都爱慕他，甚至查理二世本人有时也开玩笑说，他比国王还伟大。
查理死于1700年。焦尔达诺仍然滞留西班牙，并不因王位继承战争有所影响，后来菲利普五世接掌王位，仍然派给他许多重要的任务。1702年，他回到意大利，停留罗马，亲吻教皇的脚趾，然后带着胜利返回那不勒斯。在圣马丁诺的切尔托萨（Certosa）修道院，有一处俯览全城的圆顶，他花了48小时画出一系列的壁画，应用的技巧绝不是一位年近72岁的普通老者所能做到的（1704年）。一年后他去世，死时呼叫着：“哦，那不勒斯，我生命的源泉！”
到他死为止，同时代没有一位画家能赶上他的名声，荷兰市镇的市长、皇帝和国王们互争他的作品，远在英伦的普赖尔也唱出赞美诗。外行人为他的鲜明色彩、人物刻画的力量、景物投射的深广以及表现力而赞叹不已，艺术家们却从这股崇拜的热潮中，回过头来指出他作品中的急促，不调和地把异教和基督教的观念或主题掺杂一处，以及态度的紧张、光线的夸大、和谐和宁静的缺乏。卢卡那种迎合大众口味的形式，早为内行者所诟。评价是很难有定论的，因为美感本身缺乏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至少在主观上，可由个人在空间和时间的影响力及其维持美誉的长短，来判断他的伟大性。焦尔达诺具有一位成功者的幸运，即使声名渐衰，也无损于他的英名。
弗朗西斯科·索利梅纳（Francesco Solimena）在卢卡死时恰好48岁。不过，在他的90年生涯中，他带领那不勒斯学派直到18世纪中期。卢卡为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修道院本堂作画，弗朗西斯科另外负责屏障部分。这两件巨作后来都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然而，博物馆里另藏有索利梅纳的作品：存于维也纳的一幅画《劫持俄瑞提亚》（The Rape of Oreithyia），描写男性的肌肉和女性的曲线美；在卢浮宫里，有一幅画足可挑战拉斐尔的作品，《赫里俄多斯被赶出神庙》（Heliodorus Driven from the Temple）；在克里莫纳的作品是《苦难圣母像》（Madonna Addolorata），他把天使画得令人愉快无比，如果天堂真的有许多这种天使，我们也将安于不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