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十几位画家寻求对往昔的怀念，我们仅向皮托尼（威尼斯把他仅列于提埃波罗和皮亚泽塔之后）、阿米戈尼（他耽于逸乐的风格传给了法国画家布歇）、佩莱格里尼等人致敬。佩莱格里尼把他的色彩带到英国、法国和德国，他装饰了金博尔顿城堡、霍华德城堡及法国银行。里奇（Marco Ricci）更是突出人物，因为他杀了一位评论家，最后选择了自杀。1699年，他23岁时，一位船夫轻视了他的画，他便刺杀了他，随即逃到达尔马堤亚，爱上了当地的景色，用颜料很技巧地捕捉了它，于是博得威尼斯的原谅，称赞他为丁托列托再世。他的叔父瑟巴斯迪诺·里奇带他到伦敦，两人在德文郡公爵墓上共同工作。他像17世纪和18世纪的多数艺术家一样，喜爱描绘实际和想象的古迹，而且不忘其本身。1729年，经过数次尝试后，他终于自杀。1733年，他的一张画卖了500美元，1963年价格已高达9万美元。这不仅表示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也表示钱币的贬值。
卡丽亚拉的经历较为愉快，她以设计花边开始她的生涯，然后画鼻烟盒（如同年轻的雷诺兹），后又画象牙或牛皮纸上的画像，最后她发现她的特长是色粉画。1709年以前，她已赢得好的名声，丹麦的腓特烈四世选她为威尼斯最美丽和最著名的女人作色粉画像。1720年，百万富翁的艺术收藏家克罗扎邀请她去巴黎，在那里她受到的欢迎和款待是贝尔尼尼以来外国艺术家从未享有过的。诗人们为她写十四行诗。摄政奥尔良·菲利普拜访她。画家华多与她相互为对方画像。路易十五坐着让她作画。她被选入美术学院，名作《艺术女神》（The Muse）悬挂在卢浮宫，如同她的文凭。对于她而言，纤巧华丽的洛可可式灵魂似乎又加上肉体了。
1730年，她赴维也纳。在那里，她为查理六世绘色粉画像，也为玛丽亚·特蕾莎作画。回到威尼斯，她因专心贯注于艺术而忘了结婚。研究机构有满屋她的画像，德国德累斯顿的美术馆有157幅，每幅画的特色几乎都是粉红色脸庞、蓝色背景、愉快的天真、带有笑靥的柔美。甚至为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作画时，也使他看来像一个女孩子。除了她本人，她奉承每个为她而坐着的模特儿。在温莎堡里她的自画像是她晚年的画像，白头发，神情中有些微忧郁，似乎预见她将失明。她82年的生命中，最后12年失去了她曾经享有过的充满生命精美的年华，过着缺少光和色的生活。她对当时的艺术留下了影响：拉图瓦可能由她获取热情，格勒兹牢记她年轻时的理想，她玫瑰的色度传给了布歇和雷诺兹。
皮亚泽塔是一位较伟大的艺术家，不为情感影响，不修边幅，致力于克服困难而不费尽心思地向大众取宠，并尊重他最高的专业传统。他的艺术同仁承认这一事实，虽然提埃波罗在1750年领导创立威尼斯研究院，皮亚泽塔被选为第一任院长。他的《井边的利百加》（Rebecca at the Well）媲美提香，并对传统的美的观念做了最少的让步；利百加有着丰满的天然乳房，但她的荷兰面庞和狮子鼻，却不为意大利人喜爱。一张具有强烈个性的脸，一撮带有讽刺性的胡髭，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眼中放射着顽皮诱人的光芒。它不但令人感动，也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感动，是色彩、结构和设计上的杰作。这即是皮亚泽塔的特征，他是当时威尼斯最受尊敬的画家，死时却极为穷困潦倒。
卡纳雷，又称为卡纳莱托，半个世界因他的风景画而知道威尼斯，而英国更认识他本人。他曾一度追随父亲的职业，绘画舞台布景。他在罗马学习建筑学，回到威尼斯，他用圆规和T字尺作画，以建筑的理念构图。这些风景画让我们了解亚得里亚王后威尼斯在18世纪前半叶的风貌。我们由于他所绘《圣马可之吻》（Baccino di San Marco）一画知道大礁湖当时船只的拥挤；我们看了《大运河的赛船会》（A Regatta on the Grand Canal）一画，即知当时的生活如同往昔多彩与热烈。我们高兴地发现，除了再建的钟楼外，里奥多桥、圣马可广场、民意表决广场、首领府、八角形拯救圣母堂等几乎与今日我们所见的相似。这类绘画十分逼真，正好迎合北方游客的需要，借以回忆威尼斯共和国的阳光和神秘之美。他们付钱购买，并把此地的纪念品带回故乡，而不久英国即对卡纳莱托本人发出邀请。他于1746年到达那里，并描绘英国王宫及从里士满宫展望的泰晤士河的开阔景色。此画空间、透视和细节的组合皆有惊人之笔，确为卡纳莱托的杰作。直到1755年后他才返回威尼斯。1766年69岁时，他仍勤于作画，并在《圣马克教堂内部》一画中，很骄傲地写着“不戴眼镜绘制完成”。他将其简洁量度法的技巧传授给他的侄儿卡纳莱托，把他风景画的本领传授给他的“优秀弟子”弗朗西斯科·瓜尔迪，下面我们会谈到此人。
卡纳莱托表现绚丽都市的外观，而隆吉使用绘画表现中产阶级圈子狭窄的生活情景。吃早餐的少女、修道院院长教幼儿、小女儿抚弄玩具狗、裁缝师展示一袭长袍、舞师教授少女舞步、儿童张目注视樊笼中的野兽、少女嬉弄盲人的软牛皮革、店铺中的商人、狂欢节中的化装舞蹈者、剧院、咖啡馆、文人小集团、诗人吟诗、庸医、卜相者、卖香肠和梅子的小贩、广场漫步者、狩猎队、一群钓者、假日家庭等有关中产阶级活动的集锦，尽入画中，比其友哥尔多尼的喜剧更为充实。这不仅是伟大的艺术，也是赏心悦目的作品，其表现的是一个较我们所能想象的贵族赌场俱乐部和叫骂的码头工人群体更为有条不紊、更为精美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