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亚那的性格之谜
乔治.桑塔亚那，美国现代哲学家、诗人。著有《魔鬼，神学上的悲剧》、《诗歌和宗教的解释》、《理性生活》5卷、《教义之风》、《德国哲学中的利己主义》、《美国人的性格和见解》、《柏拉图主义和精神生活》、《存在的王国》、《最后的清教徒》、《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等。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一样，是过去时代的回声。虽然他出生在西班牙，受教育在美国，但他既不像西班牙人，也不像美国人，他在精神上和性格上都像是古代希腊的最后移民。
乔治.桑塔亚那的父亲曾任菲律宾群岛上的官员，曾经三次绕世界航行，有许多关于“那浩瀚的海洋、葱郁的椰子岛、迷人的马来半岛和住满中国人的广阔大陆”以及其他异邦风土人情的故事。从童年起，乔治.桑塔亚那的生活里就充满了对那些故事和奇迹的想象，而童年的经历也在他的一生中刻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终身都带有那种古代和异邦的情调。
桑塔亚那是在他9岁的那年跟他的母亲移民到美国的。当时他的母亲刚刚结束她的第二次婚姻。桑塔亚那在波士顿的拉丁学校接受初等教育，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在大学里，他是一个狂热的足球迷，虽然他从来没有亲自上场踢过足球，但他却以一个诗人的身分从竞赛中找到快乐。“每一场足球比赛总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站在大地宽阔的脊背上，远离城镇，在你面前只有蓝天和远处的山岭。那里的风总在不停地刮着，而比赛竞争总是格外壮丽的。它以缩写的方式体现出了英雄美德，古代世界那俭朴的欢乐像在梦中一样又回到你的面前。”
从现代游戏激烈的竞争中引起了对古代梦想的回忆，这就是桑塔亚那对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描绘。
在哈佛，他对社交活动与对体育活动一样，虽然他经常参加同学们的各项活动，但他总喜欢以局外人的身分以那种喜悦而高雅的沉静态度环顾四周。他总是与女人们谈话，却从不跟她们跳舞。“我喜欢波士顿的女人，享受与她们谈话的愉快。他们有见识、有文化、有教养，在这些方面他们比男人强得多。”
桑塔亚那一生未婚。
他是他父母“反宗教信仰的产物”，他的父母把一切宗教都看做是“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他接受了这种看法但同时持有怀疑之心。他希望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卢克莱修以及其他与他志趣相投的古代先哲在一起，在文雅的谈话中度过他的一生。
桑塔亚那的哲学著作是柏拉图主义、无神论和天主教教义的奇妙混合物。在他的全部信仰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理念的世界，这与柏拉图是一致的。桑塔亚那把它称为本质，那就是——过去曾经存在的、现在存在的和将来将要存在的，以及将来也决不会存在的那一切事物的形式。因为不仅在写小说、诗歌、戏剧中的伟大理念是本质，而且没有写出来的和将来也写不出来的理念也是本质。当本质“窥探”世界的时候，也就是当它对物质起作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存在物。
桑塔亚那一生未婚，他是一个哲人，也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也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在理智上拒绝上帝，却在情感上接受上帝。他总是试图“睁着一只眼睛梦想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又不对它抱有敌意，欢迎那短暂的美好事物，同情那短暂的苦难悲痛，但又不忘记它们多么的短暂。”桑塔亚那就是以这种规避但又不是敌意的态度度过他的一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离开美国去到欧洲，并最后定居在罗马。之所以定居在罗马，是因为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接近过去，他相信他永远属于那个时代。他说，雅典与古代的柏拉图时期相比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在过去繁荣一时的罗马废墟中间，他发现自己如在家中一样适宜。他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像一个更高贵时代的幽灵漫步在“这个卑下的现实中”。他很少参加宗教仪式，但经常去万神殿废墟，观看古代诸神的塑像，去圣皮埃特罗岛欣赏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他喜欢的是宗教的诗意而不是宗教的实践。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埃斯库拉皮斯神庙的废墟附近的一块高地，埃斯库拉皮斯是古代的康复之神，也是苏格拉底崇拜的神之一。他经常在这儿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回想着在这里曾经有过的美好春天。桑塔亚那不是以悲哀的神情，而是以一种愉快的和哲学的平静心情，注视着被称做生命的那个“荒谬场面”。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他看到文明的淹没和暴政的胜利，但他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问者那样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他甚至以一种超然达观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说，他是一个“墨索里尼”的伟大欣赏者。请注意，他在这里用的欣赏一词，并不意味着“赞成”，而是意味着“惊奇”。这是他的一贯用词方式，他总是以拉丁学者的谨慎态度仔细掂量他的用词。他欣赏恺撤，就像他欣赏一阵旋风或一场雪崩，他惊叹他们的力量，而不是赞成他们的破坏。实际上，桑塔亚那终生都在为破坏、残酷、非正义、压迫、战争而忧心忡忡。他在书中写道，“正是战争，浪费了国家的财富，剩下那些弱小的残废的和孱弱的人来养育下一代……现代的各个民族不再是英雄的后代而是奴隶的后代。”
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天堂存在于万物和平之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和对待一切事物的态度一样，桑塔亚那又回到了古希腊。他的结论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是要返回到柏拉图。我们不需要新的哲学，我们只需要有勇气从最古老的至善中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努力寻找“与世无争的和平和宁静”，他差不多完全脱离了世界，住到罗马的圣玛丽修道院。在这里他与柏拉图和其他圣人为伴，欣赏天堂的预演，直到最后。1952年9月26日，他以89岁高龄悄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