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道理初看起来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理解，其实却有不少值得挖掘的内容。
首先，亚里士多德说，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事物自身的中间，而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什么意思？打个比方，我和布谷面前放了一个1磅的蛋糕，就蛋糕本身而言，0.5磅就是它的居间者，也即“事物自身的中间”。但是事物自身的中间，不等于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间。例如，对布谷来说，吃下这0.5磅的蛋糕，就会撑坏她的小肚子，这就是过度，但是对我来说，0.5磅的蛋糕还不够塞我的牙缝，这就是不及。所以说，中道是相对每个人而言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每个人都相同的中道。
其次，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也存在不一样的中道。比方说在吃饱饭的前提下，0.5磅的蛋糕对我来说就是过度，而非不及。多年前我在深圳的罗湖口岸过海关，一眼瞥见一个小偷正在掏一个女孩的背包，立刻大声喝止了那个小偷。还有一次我在中关村看到两个司机打架，一个人挥舞着扳手，一个人操着木棍，正在“浴血奋战”，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前喝止，而是赶紧掏出手机报了警。事后回想起来，虽然策略不同，但都还算明智和中道。当然，如果换成是黄飞鸿，在后一个例子中也应该挺身而出，这是相对于黄飞鸿的中道。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在暴力殴打幼童或者女孩，那么即使我不是黄飞鸿，我也应该立刻挺身而出，这是相对于那个情境的中道。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德性一方面与感情相关，它要求我们“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另一方面又与实践相关，它要求我们“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理由、以适当的方式做这些事”。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做好人不是轻松的事。因为，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感情和实践都存在过度、不及和中道的区别。比如说幸灾乐祸、无耻、嫉妒这些情感，以及通奸、偷窃、谋杀这些行为，它们之所以是恶的，不是因为过度或者不及，而只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恶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很荒谬的结论，比方说适当的无耻、适当的嫉妒、适当的偷窃或者适当的谋杀。说到这里，我相信好学深思的读者一定会继续反驳：谋杀希特勒难道不是一种适当的谋杀吗？这难道不是针对适当的人所做的适当的行为吗？我要特别提醒你们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探讨以上观点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一些行为和感情，其名称就意味着恶……”这里的关键词是“名称”，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当我们在谈论谋杀希特勒的时候，就不能使用“谋杀”这个词了，为了做到名实相符，我猜想亚里士多德此时会选择“刺杀”而不是“谋杀”来描述这个事件。
关于中道的说法，我相信还会有人反驳说：既然中道是相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而且在不同的情境下每个人也有不同的选择，那岂不是意味着某种道德相对主义吗？初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理由在于，首先，正如我们在上一讲介绍的那样，亚里士多德非常看重好习惯的养成，这是培育德性的基础所在，拥有德性的人将会具备选择好行为的品质，这确保了有德之人不会沦为道德相对主义者。其次，当亚里士多德说中道是“相对于我们而言的”，这里的“我们”可以做好几种解释，它既可以理解成个体，也可以理解成作为复数意义上的“我们”。余纪元教授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文本里特指的是年轻的雅典贵族，这些人为德性做出了示范和榜样，吸引和感召其他人成为有德之人。正是因为有了榜样的示范作用，德性伦理学也不会滑落成为道德相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