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自己的病例
弗洛伊德的病例十分闻名，既因为它们是他的精神分析方法的实例，也因为它们本身可以当作文学作品来研读。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细致分析显示，他顺带提到的有133起个案，但是只对其中6个作了长篇描述，其中包括弗洛伊德从未亲见的施雷伯法官和由父亲作中间介绍人的“小汉斯”。剩下的4个案例是弗洛伊德亲自诊疗分析的，包括1900年接受了11周治疗的“多拉”、从1907年开始治疗了11个月的“鼠人”、一位18岁的未提及姓名的女同性恋（她的治疗在开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4个案例是著名的“狼人”，他的案例后来被跟踪研究了60多年，他到1979年才去世。
“多拉”病例的研究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一个歇斯底里症的分析片段”。多拉是一个18岁的女孩，她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们与另外一对同样不幸福的夫妻是很好的朋友，弗洛伊德称之为K先生和K夫人。K夫人是多拉父亲的情人。多拉对K夫人的感情即现今所谓的“迷恋”。K先生在多拉14岁的时候曾经对她实施过性骚扰，当时她强烈地谴责了他。当她16岁的时候，她宣布对K先生十分憎恶，并说他又对她作出了性举动。从那时起，她出现了歇斯底里症状，复发性失声、巨烈咳嗽、阵发性晕厥，而且忧郁、回避社交及有自杀企图。
多拉的案例很重要，如欧内斯特·琼斯记载，多年来它一直是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典范案例。如弗洛伊德希望的那样，它展示了梦在精神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证明了弗洛伊德在解析梦时的独创性。此外它还揭示了很多弗洛伊德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治疗之初，弗洛伊德就已认定多拉多年来一直爱着K先生，对于这个论断，多拉一直坚决否认，直到这个短暂治疗中的倒数第二次诊疗才接受。弗洛伊德将她一再的否认视为是对他的结论的一种证实，而非否定。
当一个被压抑的想法首次出现在有意识的感知中时，病人口中的“不”只会表明压抑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它成为一种压抑强度指数。如果你不把“不”视作病人客观的判断（病人无法作出客观的判断），对它不予理会而继续分析下去的话，很快你就会找到证据，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渴望的“是”。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58-59）
然而，多拉在决心终止治疗前坚持否认她爱K先生（毕竟这个人比她年龄大很多）。正如有些人评述的，弗洛伊德的解释使她不知所措。直到在倒数第二次诊疗后，弗洛伊德终于能够写下下列文字：
多拉不再争辩。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VII. 104）
任何不带偏见研读多拉案例的读者都会得出结论说，一旦弗洛伊德决定了某一点，他不会接受“不”的答案，他会运用他全部的智慧及极强的说服力去迫使他的病人承认他是对的。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弗洛伊德在写作中也是如此，尤其是当他设法预测他的假想敌可能会提出来的反对意见时，他更会这样做。
《一个女同性恋病例的心理成因》一文强调了现在精神分析师们普遍公认的一点，即被父母强行带到医师那里接受治疗的青少年很少会有改善。弗洛伊德也承认这一点，并指出，这个18岁的病人
在任何方面都没有毛病（她自己并没感到任何痛苦，也没抱怨过她的状况）。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150）
但是，6个月之前她曾企图自杀。弗洛伊德承认，同性恋偏好转化为异性恋取向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弗洛伊德提醒她的父母说，他们希望看到女儿发生上述转变的愿望很可能实现不了。在短时间内，精神分析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这个女孩批驳了弗洛伊德的分析解释。根据他的记述，基于这个女孩对父亲及所有男人的憎恨，她已经显示出了一种负面移情。弗洛伊德中断了治疗，并建议女孩从女性医师处寻求帮助。弗洛伊德关于这个女孩早期的性欲发展，关于她拒绝男性、爱上妈妈替代者的原因及导致她产生自杀企图的事件和情感的解释，都是相当有趣的。但是，为什么弗洛伊德在清楚意识到了这个病案中存在如此多与精神分析相反的指征后还是给她进行了治疗呢？答案就在这篇论文的第一句话里：
女性同性恋倾向并不比男性同性恋倾向少见，尽管远不那么引人注目，它不仅一直被法律忽略，而且也被精神分析研究所忽略。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I. 147）
很明显，弗洛伊德对她的治疗是为了弥补这个空白。他一定已意识到，对某个并没有生病而且没有主动寻求治疗的人作精神分析，对这个人而言毫无用处，尽管对作为治疗师的他来说并非如此。弗洛伊德应该同意，在他心中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比他对治疗效果的任何期待都重要。他当时也许认为，正因为没有几个女同性恋者主动寻求治疗，所以他“利用”这个病人进行研究是合理的。
“鼠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案例。它是弗洛伊德最有趣、最成功的病例之一。“鼠人”是一名29岁的律师，他在1907年10月1日首次问诊弗洛伊德。他抱怨自己有强迫性思想，即一些讨厌的想法和幻想会自动进入他的脑海，无法除去（不熟悉这种感受的人可以回忆一下这种常见的经历：一支曲子“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困扰欧内斯特·兰泽（Ernst Lanzer，“鼠人”的名字）的思想确实恐怖。其中包括害怕某种可怕的事即将发生在他喜欢的人身上，即发生在他的父亲或者他倾慕的一位女性身上的恐惧。弗洛伊德惊奇地发现，他害怕父亲出事的强迫性恐惧一直持续着，尽管他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
但是最糟糕的强迫性想法与他服兵役时别人告诉他的一种东方的惩罚方式有关。那是将一个盛满老鼠的罐子系在罪犯的屁股上，目的是让老鼠从犯人的肛门进入他的体内。兰泽承认，他曾设想过将这样的惩罚施加到那位上文提到过的女性身上的情形，他觉得只有迫使自己执行某种强迫性的仪式才能抵挡这种危险。
弗洛伊德对这个病例长篇的，但并不一定全面的描述构成了标准版第十卷的后半部分。它体现了弗洛伊德最睿智、最令人信服的一面。弗洛伊德将强迫性怀疑和正反情感并存最终追溯到爱与恨的冲突，这种分析是有说服力的。由于他自己的强迫性个性，弗洛伊德明显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有特殊的移情。他成功地为“鼠人”摆脱了痛楚、恐怖的想法，他写道：
持续了近一年的治疗使病人完全找回了原来的个性，除去了他的情感抑制。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 155）
怀疑论者也许会指出我们对欧内斯特·兰泽没有进行长期跟踪研究。从童年早期就开始受到强迫性思想和习惯折磨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很少能够永久摆脱症状，在他们受到压力的时候，很容易会旧症复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接下来的“狼人”病例中情况即是如此。“狼人”接受了精神分析历史上无可比拟的漫长跟踪研究。
弗洛伊德将他的“狼人”病案命名为“一个婴儿神经官能症的历史”。“狼人”是一个在大庄园里长大的富有的俄国人。他于1910年2月首次问诊弗洛伊德，直至1914年7月结束治疗。弗洛伊德记录说，当时他认为他已痊愈。这个病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当1919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再次拜访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精神和情感状态非常满意，而且没有想过继续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然而，弗洛伊德在听完他的自述后，却不这样认为，他建议他再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弗洛伊德从1919年11月开始继续对他治疗，直到1920年结束。之后他报告说：
还有一点一直没有被攻克的移情问题，现在终于得以成功地解决。
（《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XVII. 122）
像“鼠人”一样，从童年早期开始，“狼人”就一直不同程度地受到复发性抑郁和各种强迫性症状的折磨。他的别名得于他四岁起对狼产生的恐惧，更确切地说，是来自他当时做过的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看见六七只白色的狼坐在他卧室窗外的一棵核桃树的树枝上，他被吓坏了。弗洛伊德写道，他坚信在这个梦的背后隐藏着诱发病人婴儿神经官能症的原因。这里我们不可能详细描述弗洛伊德得出这个解释的具体步骤。事实上，他或许是明智地，在自己的描述中也省略了很多这方面的细节。他“从梦者潜意识记忆痕迹的混乱中”得出的结论是，患者在一岁半左右躺在小童床上的时候，他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性交行为。从精神分析的早期发展开始，弗洛伊德就坚信，看到父母性交的“原始情景”会对小孩产生创伤性后果。这表明了他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因为在穷人狭促的房子里，小孩子们一定会一周目击好几次这样的情景。弗洛伊德不止一次暗示说，劳动阶层不容易上患神经官能症。
弗洛伊德如此坚信他的解释，他自信地写道，他的病人的性生活因早期的这个经历而变得“支离破碎”。然而“狼人”自己并没有回忆起这样的事件。因为弗洛伊德禁止他作出评判，他当时似乎接受了弗洛伊德的病理重建。但是后来他显然再没有那样做。他在87岁时接受一个采访时透露：
你知道，我从未把那种梦的解析当回事。在我的故事里，梦解释了什么？弗洛伊德将一切起因都追溯到他从梦的解析中得出的原始情景。但是那个情景并没有在梦里出现过。他把白色的狼解释成男人的睡衣或者类似的东西，比如床单或衣服，我觉得是牵强的。梦中开着窗子的那个场景、坐在那里的狼，他的解释，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些都毫无关联。实在是太牵强了。
他在对弗洛伊德的分析描述中，反复强调弗洛伊德的个性是如何令他印象深刻，他是如何在弗洛伊德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弗洛伊德
对我相当了解，就像他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告诉我的那样，这自然加深了我对他的依附。
“狼人”透露，弗洛伊德与他讨论陀思妥也夫斯基，谈论他儿子的滑雪事故，并且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给他直接的建议。在第一阶段治疗结束的时候，弗洛伊德建议“狼人”送给他一个礼物，认为“这样他的感激之情就不至于过于强烈”。“狼人”听从了他的建议，将一个埃及小雕像藏品送给了他。毫无疑问，“狼人”这个阶段状况的改善与弗洛伊德关于婴儿性经历的分析解释毫无关系，相反与弗洛伊德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密切相关。他把弗洛伊德当作可以依靠的、充满同情心的父亲般的人物。
当“狼人”在战争之后回来接受第二阶段分析的时候，他已经失掉了所有的财产。弗洛伊德免费为他治疗，还亲自给他经济帮助，并且曾持续有好几年为他从其他途径募集治疗费。1926年，他从鲁思·麦克·布伦斯威克（Ruth Mack Brunswick）博士处接受了另外一段分析治疗。从那以后，他断续接受了布伦斯威克博士和至少3名其他的精神分析师的治疗。精神病学家会认为这是一例典型的慢性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他最终在1979年5月7日去世，享年92岁。卡林·奥布霍尔泽（Karin Obholzer）一系列直到他去世前的采访记录显示，他在近90岁时，与女人相处仍有困难，仍会时常感到抑郁，也依然被强迫性想法和习惯所折磨。弗洛伊德的这位最著名的病人并没有像弗洛伊德与之最初接触时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宣传精神分析的活广告。
即便考虑到在呈现精神分析病例时不违反对病人的保密原则的困难，经弗洛伊德本人长时间治疗并详细描述过的病例数目还是实在太少了。而且，在这些病例中只有一例显示了病症得到实质性改善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费希尔（Fisher）和格林伯格（Greenberg）总结说：
弗洛伊德从来没有以统计学或者个案分析的形式展示过任何数据，以表明大量他亲手诊疗过的病人从他的治疗中获益。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弗洛伊德提供不出这样的数据是因为他的治疗没有产生多少良好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对思想理念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他对病人的兴趣。他想要的是能够陈述他的思想的时间和机会，从而说服整个世界都认可和接受他对人类的革命性的洞见。至于他描述的病例是否能够证明精神分析是一种有效治疗手段对他并不重要。他看重的是他选择的病例要支持他关于人性的理论。
